广水市革命老区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的文化教育事业，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提高民众的民族气节、文化素养，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教育，为抗战服务。这也是县委同日伪顽斗争的一项战略决策。

应山的抗战教育随着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逐步走向健康发展的轨道。1940年7月，在鄂豫边区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上，陈少敏要求各县普遍兴办民众小学、民校、识字班等，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和政治水平，这实际上就是抗战教育的基本方针。当时应山抗战教育的主要形式有：

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整个抗战教育的基础，党政军民、男女老幼都是受教育的对象，其中主要对象是农民。社会教育以政治教育为主，识字为辅，通过识字站、夜校、冬学、文艺等形式，向群众进行形势教育，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民众在抗战中的主要任务等，以提高群众抗日救国的积极性。在街道或路口设识字站，指定专人负责，对来往行人进行识字和抗战教学。主要是在街口挂一黑板，对来往行人教认“八路军”“新四军”“日本帝国主义”“汉奸”等字，使群众了解其基本概念，丰富群众的政治常识。由于识字站不拘形式，因人施教，随到随教随学，时间短、见效快，深受群众欢迎。

1940年7月，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组织农民在冬闲时学政治文化，称为冬学。1942年冬，安应县成立冬学委员会，县教育科具体拟订冬学计划，通过教农民识字来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生产技术教育，编有《识字课本》《干部政策读本》等教材。当时万寿中心乡在冬学由梅月清负责，先后在黄珑、新街、三座桥、肖家冲等地开办12所夜校或识字班，参加学习的基干队员、农民和青壮年积极分子200余人。其中该乡余塘湾农民夜校有学员60人，白天生产、放哨，夜晚读书识字。农民群众平时一边搞生产，一边学文化、学政治。通过办冬学，农民群众大都明白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道理，使他们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冬学、夜校、识字班除进行时事、扫盲教育外，还彩排各种节目到集镇上搞小型文艺演出，组织军民联欢，搞“啦啦队”，演唱抗日歌曲。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有《红缨枪》《兄妹开荒》等。热集人满时，就鸣锣搞时事宣传，大讲抗战胜利的好消息及党的各项政策，揭露日伪顽的真实面目。群众听后，互相转告，纷纷议论。这比贴布告效果还好，不识字的农民听后也可以说出几条道理来。冬学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使广大农民群众越学越爱学，从而成为对广大群众进行抗战教育的重要阵地。(www.xing528.com)

学校教育。学校教育是抗日根据地教育的重点。抗战初，应山仅有国民党政府办的少数几所国民小学，其他都是民间办的私塾，后由于日军入侵，学校全部停办。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后，鉴于许多青少年失学和外流求学的情况，县委立即着手恢复根据地的学校教育，并在教学内容上加大抗战的分量，积极引导青少年走抗战救国的道路。

创办抗日小学、普及初等教育。抗日小学是县民主政府教育科在边区教育处指导下，在原私塾基础上创办起来的，如应山边区政府办有安应流动小学、安应特一区自由乡小学（前李店小学）、骑龙汪氏祠单班小学等9所学校。采取6年学制，启用由边区编印的小学国语、算术、常识课本，禁止使用汪伪汉奸课本。教育经费按抗日民主政府规定，除民众自筹外，大部分从地方庙产和没收的汉奸逆产中解决。教师、中学生和部分高小生实行“供给制”。教师仍启用地方士绅和旧教育界人士充任。以旧祠堂、庙宇作教室，课桌多由学生自带，设备较为简陋。

积极改良私塾。应山私塾较多，分蒙馆和经馆，采用家塾、村塾、学馆和黄麦学4种形式教学，其中村塾数量最多，大都是群众以村湾为单位联合创办，聘请贫苦知识分子为塾师，学生或十多人，或二三十人不等。学钱、俸米多由家长和学校商定，一般是一个学生一年两斗米、两担柴、一二元钱。学生带什么书读什么书，目的在于解决贫苦人家子弟读书难的问题。这类学校数量大，是普及抗战教育的重要形式。县委根据1940年12月13日《中央关于华中各项政策的指示》中“文化教育政策只去掉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容许民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存在，容许自由主义的文化人及教育学办报办学”的指示精神，鼓励群众办学，尽量满足农民子弟入学的要求。1941年4月边区行政公署教育处成立后，加强了对私塾的领导，对教育私塾提出了三个标准，即采用边区编印的课本，不得使用伪教材；读《七七报》，对学生进行时事、形势教育；废除体罚，教唱抗日歌曲。县民主政府成立后，根据边区指示精神号召私人集资办学。对群众办的学校，政府主要是管教育方针、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少数私塾不敢启用新教材，仍然教《三字经》《百家姓》《论语》等，政府不限制、不歧视。在边区“普及小学教育和改良私塾为主要努力方向”的学校建设方针指引下，各抗日根据地学校教育发展很快，每保都办有一二所改良私塾，基本解决了农民子弟的读书问题。

改良私塾是县抗日民主政府国民教育的一项重要工作，团结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办学，教育水平得到了提高，争取了大量青少年接受抗战教育，学生向日伪占领区流动的现象大为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