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2月,中共湖北省委扩大会议决定,把黄梅、孝感、应山等县作为立即发动农民暴动的区域。1928年1月11日,湖北省委就全省斗争形势发出通告,要求各县立即组织暴动,夺取县城。京汉特委和应山县委决定于1月13日午夜攻打县城,举行年关暴动。利用湘桂军阀内讧之机,出其不意地攻下县城,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县委还针对攻城胜利后的局势变化作了初步计划。
暴动前,郭述申主持召开城区党支部会议,研究部署如何做好内应和交通联络等工作。刚刚卸去国民党县长职务的共产党员张杨贵,根据县委的安排,作好了与攻城部队里应外合的准备。县委决定,由四乡据点武装及广水铁路上的共产党员和青年敢死队为攻城部队。为了避免四乡攻城人员相互不认识而造成混乱,所有攻城人员,胸前佩戴一条赤带,攻城口令和代号,则在东南乡敢死队代号“江海成”中作了一字之改,换成“江海赤”。攻城指挥部由京汉特委和县委主要成员组成,指挥机关设在印台山八角楼苗圃办事处,总指挥由万平治担任。为了加强攻城部队的兵力,京汉特委从孝感调来了一支农民游击队到东乡七里冲,准备协助攻城,并对攻打四门进行兵力布置和分工。
1月13日,正当县委准备按计划组织攻城时,城区交通站负责人曾传金向指挥部报告了城内出现的异常情况:国民党军从广水调来一个营的兵力进驻县城,在国民党县政府任职的共产党员张杨贵和丁致聘也被派往省城述职,城内还贴满了抓捕共产党人的布告。指挥部从这些迹象判断,攻城计划可能泄漏。由于情况发生变化,晚12时,指挥部召集各路游击队负责人在文昌阁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指挥部根据讨论的结果,决定按原计划行动。是夜零点,指挥部在印台山举火鸣枪,发出了攻城的命令。攻城部队按照部署从四门攻城。由于消息走漏后城内的内应无法对攻城部队进行策应,攻城部队只好进行强攻。负责攻打东门的东乡农民游击队,由半月池畔涌向护城河桥头。虽然人数众多,但武器落后,而城内的敌人已作好准备,且城门坚实,没有炮火轰击难以打开。东乡敢死队将10余副屠夫肉案拖至城门边,淋上煤油,用火点燃,准备烧开城门。虽然大火熊熊,烈焰冲天,但是用厚厚铁皮包起来的城门仍难以烧穿。国民党军在城墙上挂起许多灯笼,往下射击。共产党员柴以道冒险冲到城墙边,张贴标语,不幸中弹牺牲。其他三路攻城部队均遭到了敌人的阻击,无法攻开城门。此时天将破晓,指挥部又获悉国民党大批援军已进入应山境内,于是下令撤出战斗。东乡农民游击队在撤退时,放火烧了国民党东乡团总陈宝臣的房子,处决了东门外劣绅朱月卿。(www.xing528.com)
第二天,国民党应山县政府在县城内外大肆搜捕攻城人员,并在各乡成立团防,组织红、黄学,配合国民党军向农民游击队进行围剿。城区党支部书记曾传金在危急关头,不顾个人安危,抢在敌人大搜捕之前,通知城内参与暴动的人员转移。当他通知完最后一名人员转移后,走到莲花池畔,被敌人逮捕。敌人得知曾传金是应山党组织一名重要人物,对他软硬兼施,用尽酷刑,企图获得组织暴动负责人的有关情况,曾传金坚贞不屈。1月20日,大雪纷飞。敌人将曾传金押至东岳观万佛庵准备行刑。沿途,曾传金拖着10余斤的铁镣,泰然自若,高呼“共产党万岁!革命成功万岁!”等口号。曾传金的父亲得知儿子被押往刑场,冲到刽子手跟前,脱掉上衣,将头置于铡刀下,要求替儿受刑。曾传金含着眼泪劝慰父亲:“革命是传金干的,只能由传金去死,儿为工农大众而死,死得其所,只是不能赡养父亲,心中万分愧疚。儿走后,望父亲多多保重!”说罢,慷慨就义。
尽管这次攻城失利对革命斗争带来了较大损失,但其积极因素也是不可低估的,它表明应山党组织有强大的号召力,群众有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标志着应山进入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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