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致诚中国游记中的圆明园对欧洲文化的深远影响

欧洲从十七世纪下半叶就开始兴起“中国热”，并且影响到欧洲近百年的建筑装饰风格。法王路易十四出于对中国帝王神秘后宫的好奇，于1670—1671年间在凡尔赛宫苑中兴建了“特里阿农瓷宫”（Trianon de Porcelaine），这是欧洲最早的带有“中国情调”的建筑物。

就在王致诚的书信发表的第二年，法王路易十五的岳父、退位的波兰国王斯坦尼斯瓦夫一世（Stanisław Leszczyński，1677—1766）便在自己位于法国洛林（Lorraine）地区的法式园林中，围绕一片自然岩石兴建了一座“村舍”，有风车、水车，以及吹风笛的牧羊人，甚至还有洞穴中的隐士。这是在欧洲大陆上根据传教士的书信在园中兴建的第一座“小村庄”。

在这个村庄之内，斯坦尼斯瓦夫用余生创办了斯坦尼斯瓦夫学会，为科学和慈善献身。学会最有名且具有争议的人物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大思想家卢梭。值得一提的是，吉拉尔丹侯爵此时正在洛林为波兰国王效力，他后来在埃尔姆农维尔园中重新拾起了乡间小村庄的想法，并把卢梭当做真正的隐士，安葬在这座园林中。

卢梭《新爱洛绮丝》（The New Heloise，1761）中的克拉伦果园（Verger de Clarens），虽然描写的是瑞士和法国的风光，但无疑受到了当时崇尚大自然的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影响。卢梭文学作品中创造的克拉伦果园与英国诗人申斯通（William Shenston，1714—1763）笔下的利索尔斯园（Leasowes），与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们信中的中国皇家园林一起，交织在人们争相传阅和吟咏的文学作品中，成为十八世纪欧洲人乐于借鉴的造园蓝本。人们无疑在申斯通、卢梭和中国皇帝身上发现了值得模仿的“品味”。

耶稣会传教士们的书信为十八世纪欧洲基于对东方古国展开的各种想象而主导的“英中式”园林潮流的扩散和建造，提供了具体和有力的支持。从利玛窦开始，欧洲在经历了近百年的东方想象之后，在王致诚的信以及画笔所描绘的“万园之园”中，终于切实地感受到这个神秘东方古国的文明是如此辉煌。

王致诚的书信与其后继者英国造园家威廉姆·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3—1796）1757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Furnitures，Dresses，Machines，and Utensils）一起，被公认为欧洲十八世纪有关中国园林最重要的著作，在整个欧洲、尤其在英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这两本著作的问世，对欧洲人模仿中国园林的热潮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使得欧洲中国文化热与中国园林热广泛流行。短短几十年间，在欧洲大陆上兴建起不少中国式园林。

向达在《圆明园遗物文献之展览》一文中即指出：

十八世纪时西洋耶稣会士东来，以一技之长，供职宫廷者不乏其人。震于圆明园之瑰奇伟丽，驰书西国，津津乐道。文艺复兴以后，西洋美术上之洛可可主义（Rococo）即为此一时期之反映。而圆明园乃成为当时西洋园林理想之境，至欲与欧洲仿而造之，虽未能就，而其为西洋人士倾倒之概。则至今未衰。

十八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洛可可风格，又进一步地吸收和接纳了这种富于异国情调的设计，以满足他们喜好新颖、标榜奇特的构思及形式。在华耶稣会士们因为地位特殊，服务于中国皇室，可以进入到真实的中国园林之内，所以在受到欧洲大陆文化界的鼓舞和请求后，便以书信和铜版画的形式，向欧洲发回珍贵的“独家报道”。

王致诚在信中所描述的圆明园，正符合了当时欧洲对中国的想象，以及他们要寻求突破古典束缚和崇尚自然趣味的需要。那时英国正处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前夜，先浪漫主义者在中国园林中见到了他们所需要的艺术形式。透过诸如“sharawadgi”这样一些模棱两可的概念，他们在推崇一种具体的饶有自然野趣的“画境”设计的同时，也在阐述和崇尚一种能够培养他们所追求的精神和情感的形式，而不仅仅是所谓的“自然之美”。这也是为什么王致诚的书信在英国更受欢迎，进而又反过来影响欧洲大陆的原因。

其实，王致诚来华的那一年，也就是1738年，英国白金汉郡（Buckingham shire）附近的斯托园中建造了目前发现最早的中国亭。时人参观时曾这样描述此建筑：“在池塘中间的土堆上有一座中国式建筑，既稀奇古怪，又十分引人，但是对这种建筑形式，从绘画上和其他著作上已经为人所知，能够见到它也没什么稀奇的。”可惜此亭未能保存至今。

早期的“中国风”建筑，还呈现在斯塔福德郡的舒巴勒（Shugborough）庄园之内，那里有一座中国式亭园，大概建于1747年。1757—1763年间，钱伯斯在丘园（Kew Gardens）中又陆续兴建了二十六座小建筑，包括称为“孔子之家”的中式阁楼（建筑师Joseph Goupy，？—1782）和著名的“中国塔”（图23）。这座宝塔堪称当时欧洲人仿建最准确的中式建筑。1762年，钱伯斯在设计它时参考了荷兰人纽霍夫描绘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

作为较为集中建造“中国式”园亭的英国，其园林中遗存了众多中式建筑，如钱伯斯1772年在阿姆斯伯里宫（Amesbury Hall）兴建的“中国亭”、建筑师霍兰德（Henry Holland，1745—1806）1787年在沃邦修道院（Woburn Abbey）中兴建的“中国乳品场”（Chinese Dairy）等。此外，建筑师阿布拉汗姆（Robert Abraham，1774—1850）1817年前后在沃邦修道院的湖泊中兴建了一座中式的三层小阁楼，名为“阿尔通塔”（Alton Tower）。这些中式园亭，很快变成一种英国所特有的式样，反哺欧洲的园林设计思潮。

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起，法国开始成为欧洲模仿中国园林艺术的中心。法国人统称这些十八世纪的新园林为“英中式园林”，究其原因，并非是因为艺术风格分别来自英、中两国，而是英国人惠特利（Thomas Whately，1726—1772）的《近代造园图解》（Observations on Modern Gardening Illustrated by Descriptions，1770）和钱伯斯的《东方造园论》（A Dissertation on Oriental Gardening，1757）几乎同时传入法国，几乎令人难以分辨英、中两国园林的差别，因而笼统地将之称为“英中式园林”。

1753年，由于王后乌尔利卡非常喜爱中国文化，瑞典国王腓特烈一世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市郊的皇后岛上离王宫不远的地方专门为她修建了中国式楼阁。这是一座中国式宫殿与法国洛可可融合的建筑，整个建筑由主厅和呈弓形的两翼构成，宫顶仿中国宫殿装饰并刻意雕龙，但无琉璃瓦。

1771年，尚蒂伊（Chantilly）庄园中兴建的“中国亭”，这是法国园林中的第一座中式建筑，而最有名的是小城安布瓦兹（Amboise）附近尚特鲁（Chanteloup）庄园中的宝塔，这座七层八角的石塔高约三十七米，建于1775—1778年间，造型同样模仿了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

在德国园林中最早出现的中式建筑是无忧宫（Schloss Sanssouci）的“中国茶亭”（Chinese Teahouse，图24），建于1754—1757年间，位于无忧宫的一侧，该建筑也被称为“中国楼”（Chinesisches Haus）。中国茶亭是一座圆亭，周围站立有各种亚洲形态的人物雕像，整个亭楼外壁包括所有雕像都用镀金装饰，顶部有根据中国传说而想像制作的猴王雕像。中国茶亭是欧洲园林中最著名的中式建筑之一。(www.xing528.com)

腓特烈大帝喜好各种文化，对中国也充满好奇和向往，因此建造此楼。他尽力搜集了各种来自东方的物品如丝绸和瓷器，以装饰自己的中国茶亭，并在布置上力求奢华以对应自己心目中那个富裕华丽的东方世界。但遗憾的是，他本人一生从未真正离开过欧洲，而同期的欧洲与中国的交流又相当有限，因此在布置包括雕像设计时，都大量掺杂了西方人包括大帝本人对东方的想像。

米歇尔·德韦兹在《十八世纪中国文明对法国英国和俄国的影响》中指出：

人们对中国文化的爱好直到十八世纪末才有所衰退，这是因为对庞培城重新发现的古代艺术的爱好超过了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此外，中英战争对于许多是中国式的英国园林也是一场灾难。最后，有商波梁 （1790—1832，法国著名埃及学者）释出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将取代如同装饰图案的表意文字 （指汉字）的地位。头戴假发的人们用一种异国情调排斥了另一种。从此以后，殖民化改变了远东和西方之间的关系。但是，欧洲和随后的美国只是依靠枪炮才将他们的趣味爱好强加于中国。^[7]

陈志华也在其《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中指出：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情况之热烈，时间之长，范围之广，程度之深，都是少有的。这一场造园艺术的 “中国风”，牵动了欧洲十八世纪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包括英国的坦伯尔、谢夫兹拜雷、艾迪生、蒲伯，法国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和德国的康德、歌德、席勒。这是一件值得大书特书的重要事件。^[8]

在中国园林文化输出的早期，建造形式和风格特征基本上依靠的是不同时期的来华外国人（如传教士、商人、军人等）的描述而产生的文化想象。这种经由丝绸、瓷器、家具等具体事物乃至造园艺术的移植而产生的“文化想象”，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同文化类型间从接触到再阐释的过程。有关研究者指出：

诚然，十七至十八世纪的中国风设计是对中国艺术不真实的反映，与真正优秀的中国艺术相去甚远，但是，它却真实地反映了十七至十八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向往，以及他们心目中的中国，虽然这种理解充满了谬误。……事实上，混淆与误解才是文化交流中经常出现的真实现象。^[9]

即便如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这样的影响仍然是深远和广泛的，在十七至十八世纪，欧洲不同国家兴造了众多“中国式”园林（表1），使“中国传统园林”的概念和意象广泛传播，见证了那个特殊时期不同文化间对交流的认同与实践——尽管对今天的人们而言，那个时期的交流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误解、曲解与混淆，但是，人们依然会充满憧憬地想象那浪漫的异邦。正如霍纳尔所言：

今天，虽然没有人相信，那个由华托、布歇、毕芒等人描绘过的，在十七、十八世纪的瓷瓶和漆器上栩栩如生的美丽而浪漫的国度，曾在历史和地理的概念中真实存在过，但这个鲜花盛开的乐土却从此留在记忆中——诗一般的舒适浪漫：花园中开放着杜鹃花、牡丹花和菊花，生活中最重要的事，莫过于在宁静的湖边一个带棂格窗的亭阁中坐下来，喝一杯茶，在柳树感伤的枝条飘拂下，聆听笛子和叮当作响的乐器中流淌出来的音乐，人们在无忧无虑地跳着舞，永远跳着，跳着，在美妙的瓷做的宝塔中间。^[10]

表1　十七至十八世纪部分 “中国式”园林建造实例表*

（续表）

（续表）

注：此表系据陈志华《中国造园艺术在欧洲的影响》中有关内容整理，本书作者扩充相关内容。

然而，这些中国风情的园林与建筑，像昙花一现般，在欧洲大陆短暂盛开之后便迅速归于沉寂。随着耶稣会的解散和中华帝国的迟暮，虽然整个欧洲陷于对中国文化的热望和想象之时，远在东方的中华帝国，却被迫迎来了欧洲大陆的坚船利炮。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枪炮声中，这个东方古国，很快就失去了她的神秘感，取而代之的，则是欧洲文化对中国的贬抑、轻蔑和不屑。

随着1773年耶稣会被罗马教廷强制解散，来自东方的消息逐渐断绝了。在欧洲人看来充满异国情调和雅致风范的中国文化，开始逐渐失去“欧洲的价值典范作用”：

它的文化也同样失宠，被轻视和贬低，中国园林的热潮很快过去，人们甚至为过去如此迷恋这个孱弱的民族而感到奇怪。两个多世纪间，从伏尔泰到黑格尔，欧洲人对中国从崇拜向往变成了居高临下、不闻不问，两种态度同样令人吃惊。中国没有变，变化的是欧洲对中国的态度和欧洲的中国形象。^[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