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营造学社的贡献与发展

唐在复加入刚成立不到两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是在1931年。1929年，因为《营造法式》的缘故，中国营造学社发起创办人朱启钤联合梁思成等人在美国庚款资助下于北京开始一系列关于中国“营造学”的主题讲座，并邀请了很多国内外研究专家来京，比如日本的伊东忠太、德国的鲍希曼等，他们都曾来京公开演讲并与当时的中国建筑研究者交流。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建筑研究从传统营造学向当代学科意义的转向。后来，这些讲座渐成气候，从松散的个人的学术讲座发展成有组织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

中国营造学社的投资兴办人朱启钤是光绪年间举人。自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3月始，他出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工程提调及监督，并历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津浦路北段总办。辛亥革命后，1912年（民国元年）7月起，朱启钤历任北京政府内阁交通总长，曾短暂顺位代理国务总理，属于梁士诒领导的交通系，并曾兼任京都市政督办等职务。

1915年（民国四年）袁世凯称帝，朱启钤为主要策划人之一。1916年6月，随着袁世凯迅速灭亡，朱启钤逃到天津英租界，从此逐渐退出政坛。1917年，他参与经营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兴轮船公司，直到1918年（民国七年），才被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下令赦免。1918年8月，朱启钤当选安福国会参议院副议长，还发起国人开发北戴河等工程。翌年2月南北和谈时，朱启钤任北京政府方面总代表，在上海同南方政府代表唐绍仪交涉。5月和谈破裂后，他再到天津隐居。退出政坛的朱启钤专注于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并开始对中国古代营造文献产生兴趣，各处搜求古籍善本，并与藏书家陶湘共同对相关旧籍善本进行复刻重刊。

朱启钤早年即爱好建筑和交通，曾负责重建北京市很多重要建筑物，包括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大门等，帮助这些建筑得以保存至今。1914年他主持创建中国第一个公园——北平中央公园（今北京中山公园），创建中国第一所博物馆——故宫古物陈列所（后并入故宫博物院），1915年主持拆正阳门瓮城。朱启钤可谓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先驱之一，尤其对北京城市建设与历史建筑保护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19年初，当朱启钤在南北议和破裂后假道南京，在江南图书馆偶然发现一本旧籍《营造法式》（即丁丙本《法式》）时，他毫不犹豫地认为，此册据传刊刻于宋代的专书或许对中国营造学的研究会有帮助，指出该书“总释”为 “工学词典之祖”，具有重要意义。几年前，他就已经开始对一些与中国古代营造相关的文献典籍做系统的收集和整理。由于经常发现旧籍的缘故，这对于他而言，似乎算不上什么重大发现，但对于中国建筑及其研究历史而言，这一发现举足轻重。

随后，朱启钤与江苏省长齐耀琳协商缩付小本石印。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依原书版式石印为大本，学界简称“丁本”，是现代首部《法式》印本。“丁本”刊行后，朱启钤即以 “前影印丁本，未臻完善”，委托著名藏书家、出版家陶湘 “搜集诸家传本，详校付梓”。陶湘又召集当时版本研究的众多权威和相关学者，汇集多种公私版本，以中国传统文献学方法展开版本考证和校勘。校勘过程中，作为参校者之一的著名藏书家和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又在清内阁大库发现宋刊本《法式》残页。陶湘遂遵该残页版式，将汇校成果于1925年付梓，名曰“仿宋重刊本李明仲《法式》”，世称“陶本”，为现代第二个《法式》印行本。(www.xing528.com)

朱启钤发现丁丙本《营造法式》时还不知道，有一位正在北京清华学校读书的年轻人一生的命运，将和这本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个年轻人，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那时梁启超还在日本逃避清政府的通缉。1912年辛亥革命后，梁思成随父母回到国内，1915年入北平清华学校（1928年之后的清华大学），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

1924年梁思成和林徽音一起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在1927年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又去哈佛大学学习建筑史，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建筑。1925年还在美求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寄给他的一套古籍，在古籍的扉页上（图22），梁启超写道：

……一千年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朱桂莘校印甫竣赠我此本，遂以寄思成、徽因俾永宝之。

这套古籍，就是朱启钤在“陶本”《营造法式》出版后，分送给梁启超和王国维的。1928年，梁思成与林徽音在渥太华结婚后赴欧洲考察各地建筑，回国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张学良时任校长）任教，在那里创立了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建筑学系。两年后，梁思成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营造史》，此时，他已受邀成为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而之前近一年，他的父亲梁启超则因为手术意外故去了。这个在晚清目睹了中国历史激变的人物，在清华园中走完了他波澜壮阔的人生，而清华大学的校园，正是当年被英法联军焚毁的圆明园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