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至二十世纪东西文化交流中的造园艺术差异

早在1655年，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神甫（Martino Martini，1614—1661）在《中华新图》（Novus Atlas Siensis）中着重描述了北京的皇宫及其花园：

……有一条人工河引进皇宫，可以行舟，它在宫里分成许多小叉，既可交通，也可游乐，它们随着一些小山而曲折，小山在河的两侧，全由人工堆成。中国人对山的奇技发展到极其精细的水平，山上按照特殊的规则种着树木和花卉；有人在花园里见到过非常奇特的假山。

尽管他描述的假山，大部分是金尼阁（Nicolas Trigaut/Trigault，1577—1628）在其《基督徒中国布教记》中记载的南京私家园林中的假山，但的确引发了当时人们对中国园林的美好想象。而纽霍夫记述的中国园林，虽然来自卫匡国的描写，但他直接游历中国，且在其书中所附富于细节的插图（图4），展现了东方帝国的情调和风貌，令人信服，影响广泛。

到了清代康熙年间，李明（Louise Le Comte，1655—1728）和马国贤则真正地进入宫廷，或担任重要的外交翻译工作，或进行艺术创作，因此能够更为准确地描述其见闻，而并非间接地转述。他们所记述的中国园林情景，也更接近真实的样貌。

李明生活的时代，正是法国古典主义园林的盛期。法国园林中崇尚的对称布局、几何造型、林荫大道等特征在中国园林中全然不见踪影。李明虽以法国古典园林为美，认为相较于重视人工设计的法国园林，中国园林不过是“模仿自然”，或将山石运至园中堆叠假山，缺乏明确的“设计”，甚至“荒芜”得可怜。他在其《中国现状新志》中说：

他们在园林里垒岩洞，造小小的人工假山，他们把整个悬岩峭壁打成一块块的运到园林里来，然后再一块块堆起来，除了模仿自然，没有别的打算。

尽管认为中西方在园林营造上差异巨大，但李明毕竟自觉地认识到这差别源于对自然的态度：一方要对自然宣示人工与理性的伟力，另一方却在对自然报以谦恭的崇尚。

到了马国贤来华的时代，则是康熙皇帝营建畅春园的盛期，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国贤不仅游览过畅春园，还到过热河避暑山庄，绘制了《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甚至还见证了在园林之内发生的康熙皇帝驾崩和雍正入承大统的历史性时刻，也因此，他对中国造园艺术的理解更为深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中西方的造园活动进行了比较：

畅春园和我在中国见过的其他行宫一样，和欧洲人的趣味完全不同。我们欧洲人寻求用艺术来排除自然，铲平山丘，干涸湖水，砍倒树木，把曲径拉成笔直的道路，花大钱建造喷泉，栽种成排的鲜花。中国人则相反，用艺术的方法，努力地模仿自然。所以在这些园林中，有假山里的迷宫，很多条幽径和小路横断交叉，有的直，有的曲；地势有的平缓，有的如同陵谷。一些其他的路径跨越小桥，另一些用石块和贝壳铺成的小路则通到山顶。湖里点缀着小岛，岛上建有小型的怡然亭，要靠渡船和桥梁才能上去。

王致诚的书信，在欧洲同样引起了轰动。这位来自法国的传教士，几乎能够自由地出入于遥远帝国的皇家宫苑之内，甚至参与了宫苑花园的建造，其对中国造园艺术和欧洲造园艺术的区别，显然更加关心，理解也更为透彻。在他的书信中，王致诚详细介绍并比较了这遥远两地造园艺术的差异：

他们视其宫室建筑形制为理所当然，对吾国建筑知之甚少。我可否告知阁下，当我展示我国最著名的建筑图片时他们的言论？我国宫殿之高大宏阔，令他们惊讶异常。他们视我国的街道是挖空崇山峻岭才成的通道，视我国房屋为充满了熊兽洞穴的冲天巨石，更视我国之层叠高楼为不可理喻。他们无法想象，我们怎么能每天冒着摔断脖子的危险，攀爬到四五层高去活动。“毫无疑问”清康熙皇帝尝言 （虽然他翻阅了我们欧洲的一些屋宇设计），“欧罗巴确乎乃小国寡民者，盖因其无足够土地充疆扩土，只能令其子民居于层屋之上。”我国人立论当与之不同，自具其理也。

王致诚真切地体会到营造观念对于造园艺术的影响。中国园林不仅仅是单纯“模仿自然”，而是在对自然的审美趣味方面有着更为深层的、与欧洲古典主义造园艺术意趣迥异的“观念”。在圆明园内居住了几年之后，他甚至认为自己的审美趣味也有了些许的“中国味”：

而我必须向您坦言，亦无需假装要在两者间分出高下，但因中国营建宫室之法的确令我着迷。自我来华居住以来，我的审美及意趣也有了些许 “中国味”呢！朋友之间说实在的，这可不是杜伊勒里宫对面波旁公爵夫人府邸的 “趣味”。

然而，他也注意到中国传统建筑中那些整饬的城市、皇城所存在的秩序。但这森严等级之下所产生的建筑，显然没有崇尚天然野趣的园林带给他更多的愉悦，他在信中反思：

这栋建筑内部是不是相当漂亮？而且它仅一层，还在很多方面都合乎中国建筑的形制。每个国家皆有其审美趣味及习俗。我国建筑之美无可争议，因其宏伟高大无出其右者。必须承认，我国的建筑布局规划得非常合理。我国建筑之所有部分皆遵循整体性与对称性，其间无突兀者，各部之间皆有呼应，相得益彰，和谐融洽，统一协调。美的秩序及布局，这在中国建筑中亦有之，特别如我在此信开头所述及的，帝都北京城的宫殿，更是如此。帝王宫殿、王公府第、官衙廨舍、乃至民间富户，屋宇皆遵循了中轴对称、方正严整的规制。

与这整饬的严整相对的，则是追求不规则的美感，从而有了那种突破了他所认为的艺术框框的创作原则，那便是“天然野趣、幽隐逸趣”的融合和多样性的回应自然，以达成“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人工自然”：

但他们的园林则一改常律，从艺术条条框框的桎梏中解脱开来，追求不规则的美感。他们完全遵循这一原则，他们在这里所要表现的，是天然野趣、幽隐逸趣，而不是严整之宫殿所遵循的艺术原则。我还尚未在这壮阔的园林之中发现有任何两座小宫室是雷同的，无论它们相隔多远。或许您会认为，他们是从别的国家习得了各种样式，或他们的营造都过于随意，所造园林之各部分并无甚关联。当您读至此处时，可能会倾向于想象这样的作品非常可笑，甚至有碍观瞻。殊不知当您身临其境地注视它们，就会折服于这些不规则的艺术。所有绝佳的意境，都被精心营造，其美会渐次呈现。

王致诚接着总结道：“见微知著，每一处景致也都值得细细玩味，您会久久徘徊其间，去发现它们的匠心独运，并满足您所有的好奇心。”诚然，在注重自然之美的同时，还有一个应时之美。这当然是和皇帝象征性的农作相结合的。

中国园林自古便有生产功能——农牧的习俗与狩猎的要求——也是构成中国传统园林中一个重要的方面。王致诚在信中便记录了皇帝参与农事躬耕的场景：

有时，市集之后还会做农事。在宫苑中辟出一隅之地，划为专区，从事农作。在此您可以看到田地、草场、农庄与四处散布的小茅舍，牛、犁以及农耕所必需的生产用品齐备。他们于此处播种麦、稻、黍和其他各种谷物。年谷丰登，他们从土地中获得回报。总之，他们在此模仿一切乡土民情，竭尽所能，一事一物，皆显农村质朴，一举一动，皆合民俗。(www.xing528.com)

这些举动虽然并不是皇帝每日亲为的，但是这种象征性的躬耕，也代表了皇帝向往渔樵耕读与隐逸生活的心态。另一方面，在植物培育和种植方面，显然皇家宫苑有更好的条件去荟集各种奇花异草、名卉珍赏。

1760年，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韩国英便开始对园林中的植物加以研究。他1780年寄回法国的植物标本还保存在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其中一百四十九种在中国内地采集，一百四十四种在澳门采集，包括玉兰、茉莉花、夜来香及秋海棠等常见的观赏性植物。这些来自异国引种的植物，甚至在欧洲宫廷中被广泛种植，应时而动，香溢四方。

在王致诚的书信被译成英文之后，这些来自异国观察者的记录，不仅激发了欧洲文化界和不同国家的众多造园家对中国造园艺术的无限想象，而且使中国造园艺术的原则——从“模仿自然”到“自然而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得到认知。这一方面促成了富于中国趣味的“中国风”到“英中式”的流变，同时，欧洲思想界也开始借由对中国造园艺术“想象式的模仿”，开始追逐自己“趣味的自由”。

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便是英国的渥尔波尔（Horatio Walpole，1717—1797）。他所设计的浆果山庄园（Estate at Strawberry Hill）内便设计了一座中国式凉亭，可惜似乎并没有建成。但很快他便对中国式建筑产生了厌倦，在给他的朋友曼（Mann）的一封信中他抱怨道：“我们只夸耀我们的朴素，没有雕琢，没有贴金、镶嵌，或者华丽与俗气的东西。”

然而，随着中国建筑在欧洲的传布越来越广，批评的声音也越来越多。1756年，薛拜尔在一封书信中便对这种风气进行了批评：

什么地方都见不到简洁和高尚了，到处都是中国式的或者哥特式的，……住家里的每一把椅子、镜框和桌子，都非中国式不可；墙上糊着中国的壁纸，画满了人像，而这些人，不像是上帝创造的，一个谨慎而有远见的国家，为了孕妇的利益，应该禁止这些画。……然而，对中国建筑的爱好已经泛滥，以致如果一个猎狐人因追逐猎物跳过门槛儿跌断了腿，却发现这门不过是一个四面八方都是零七碎八的木片的中国式门，他就会感到悲哀。

“中国热”在英国很快消退的时候，又在欧洲大陆传播开来，并产生出更为久远的影响。1755年，娄吉埃在他的《论建筑》（Marc-Antoine Laugier：Essai sur I'Architecture）中便盛赞中国建筑的优点，并提到王致诚介绍圆明园的《帝都来信》，他建议把中国人的观念跟法国的巧妙地融合起来。到了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式的园林在法国流行开来，成为继古典主义之后新兴的建筑与造园潮流，但那些分不清楚或无意辨别历史源流的人们，由于这种潮流来自英国，而呈现出中国的异域样式，便将这种潮流命名为“英中式园林”风格。王致诚在《帝都来信》中描绘的“万园之园”，最终成为另一个文化想象中的现实场景。

崇尚“英中式”风格的热潮在法国大革命的裹挟下失去了它应有的绚烂。1789年10月6日，路易十六被民众挟至巴黎城内，凡尔赛宫作为王宫的历史至此终结。在随后到来的法国大革命的恐怖时期，凡尔赛宫被民众多次洗掠，宫中陈设的家具、壁画、挂毯、吊灯和大量物品被洗劫一空，宫殿门窗也被砸毁拆除。1793年，宫内残余的艺术品和家具全部运往卢浮宫。此后凡尔赛宫沦为废墟达四十年之久。直至1833年，奥尔良王朝的路易·菲利普国王才下令修复凡尔赛宫，并将其改为历史博物馆。正如几年后的1860年，英法联军冲进王致诚笔下那美轮美奂的“万园之园”——圆明园，两种文化曾在这里激烈地碰撞出巨火，这两座人类文明中的园林瑰宝竟在相似的劫难中走向它们的毁灭。

到了十九世纪，“西方文化中心论”的兴起逐渐淡化了中国文化在西方的热潮。平等双向的中西文化交流，在凡尔赛宫和圆明园这两座代表性的宫殿相继废毁的宿命中戛然而止，但其影响却不会因此而消失。正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说，“但其后在西方文化中已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中国文化的烙印，或者说中国文化参与了西方文化传统本身形成”。相信，王致诚在写下书信的那一刻，并不曾理解，在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凝视里，汇聚了怎样融汇中西的潜流。

【注释】

[1]本书中马国贤的著论均引自《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九三，九四页。《传教信札》，卷Ⅳ，二二六页。

[3]《传教信札》，卷Ⅳ，五六页。

[4]《传教信札》，卷Ⅳ，八四页。

[5]格鲁贤《中华帝国概述》，卷三，一二九至一三一页。

[6]朱西厄《植物志》，一三八页。

[7]《传教信札》，卷Ⅳ，二八四页。

[8]苏立文.明清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艺术的反应//东西交流论谭[M].莫小也，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

[9]引自裴化行所著《1765—1786年由传教士从中国寄往法国的物品目录，以及为乾隆（1739—1768年）服务的王致诚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