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画法与焦点透视图:西洋绘画的技法

长春园西洋楼景区的建筑群，主要体现了当时盛于欧陆的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由于主要的设计师来自法国，建筑主体亦采用并参考了法国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同时也融合了中国传统建筑的某些特征，其建筑内部的装饰也是如此。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是欧洲文艺复兴之后先后兴起于意大利，进而传布欧洲的两种艺术风格。这两种风格可说是基督教保守主义和文艺复兴科学发展的奇妙融合。

一方面，这种表现形式是对新教毁坏教堂艺术品的反传统行为做出的回应；另一方面，在引入最新的数学进入建筑和绘画艺术领域上，巴洛克艺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巴洛克建筑师和画家们，用一种包含情感又撼动人心的方式，大量采用透视技法和曲线设计，来表达他们对神圣宗教形象的热忱，试图以此激发欧洲本土的宗教信仰，并在对外传教的过程中，以这种夸张的、趋于逼真的艺术表现技法吸引信众。到了洛可可风格时期，这种夸张的表现达到了逼真震撼和繁琐无比的境地，也催生出人们回归传统秩序的趋向。在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演变过程中，透视技法的运用和对空间的戏剧性强化，往往是其重要特征。

西洋绘画中的透视图，一般都采用焦点透视法，尤其在绘制建筑外景和室内陈设时运用此法尤为严格。意大利文艺复兴巨匠之一的莱昂纳多·达·芬奇，称透视图做法为“线透视”。文艺复兴时期，画家们研究并在画布上表现物体在不同距离处的大小时探索出了这种制图技法。

透视图的一般画法，是在画布上设置视平线，将现实物体上的平行线条，都按一定的走向和规律汇集于画面上或画面以外的某点（透视学上所称的“灭点”），精确地绘制于画面之上，以达到真实再现现实的目的。在作画起稿的过程中，为使焦点透视准确无误，需要在画面上画出线条，或用线拉出线条来，并指向确定的“灭点”。因为作画时这一特点，所以被称为“线画法”。直到现在，人们在绘制建筑物透视图时仍采用这种方法。可以肯定地说，清宫活计档中多次提到的“线画法”，就是西洋绘画中的焦点透视图。

西方传教士们将“线画法”带到中国后，就把这种画法传授给一些中国的宫廷画家，这些中外画家所画的线画法作品大部分作为殿堂回廊等的装饰用，利用画面的透视效果来扩大建筑的空间感和深远感，这一画种在宫廷中始于清朝康熙、雍正时，至乾隆年间达到高潮，后延续至清末的光绪朝。

在来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中，聂云龙（Giovanni Gherardini，1655—1723）便是较早采用透视技法绘制教堂壁画的艺术家。他曾在博洛尼亚的绘画技法学院受训，继而为耶稣会巴黎总会绘制了精美的壁画。可能正是这个原因，1699年，他被白晋神父（Joachim Bouvet，1656—1730）带到中国，并在北堂——一座康熙皇帝特准传教士们在北京修造的全新教堂——建造中负责了大量壁画、天花板和穹顶的绘制工作。

这些壁画运用的透视技法，直接模仿了耶稣会士画家安德里亚·波佐（Andrea Pozzi，1642—1709年）在罗马圣依纳爵教堂（Saint Ignatius，Rome）天顶上的作品而绘制。聂云龙还教授透视学技法和油画给他的中国学生，但他并不喜欢北京严苛的宗教生活，只在中国生活了五年后便于1704年返回法国。在马国贤1715年的日记中，曾记载了他宫廷内府的学生们在用明矾处理过的高丽纸上绘制油画风景的事。

南怀仁也曾在宫廷内向康熙皇帝展示透视技法，并把这项技法教授给宫廷画院的中国画师们。因皇帝深受其吸引，促使耶稣会士们下决心将波佐使用透视技法的名作《画家和建筑师的透视学》（罗马，1698年）改编成中国的版本。郎世宁来华前夕，他有可能目睹了波佐所画的教堂天顶画，并且钻研过波佐的那本专门讲述透视学的著作。

英国美术史家苏立文（Michael Sullivan）指出：“该书于1698年 （康熙三十七年）在罗马发行后，仅一两年就被送到了中国。”^[8] 郎世宁承担了这个工作，与他合作完成编译工作的中国人，名叫年希尧，翻译后的这本书则名叫《视学》（图20）。

余囊岁即留心视学，尝任智殚思究未得其端绪。迨后获与泰西郎学士数相唔对，即能以西法作中土绘事。

年希尧在《视学》的序言中讲述了他与郎世宁共同编译此书的经过。年希尧生于一个官宦世家，祖上曾是明朝的六朝名臣年富（严富）；父亲一等公年遐龄，官至湖广巡抚；弟弟年羹尧亦曾封一等公、川陕总督，是清代有名的儒将。年希尧历清代康、雍、乾三朝，一生为官。康熙时从笔帖式累至安徽布政使，雍正登基，妹妹被选为雍正帝的敦肃皇贵妃，年希尧升为广东巡抚。此后却因年羹尧案被罢官抄家。后经过一年左右，年希尧又重新被起任，先后担任过工部右侍郎、景德镇督陶官、内务府总管、管理淮安板闸关税务等职务。后又于乾隆朝初年因“玩物耽安”被新登基的乾隆皇帝罢官。乾隆三年（1739年）病逝。

虽年希尧一生宦海沉浮，但他的精力却并未完全放在做官上，而是关注在他喜欢的西学上面。《视学》初刻于雍正七年（1729年），不久他认为首版 “终不免于肤浅”，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再版，补五十多幅图，并佐以解说。在《视学》自序中，年希尧详细说明了“定点引线之法”的妙处：

始以定点引线之法，贻余能尽物类之变态，一得定位，则蝉联而生，虽毫乎分秒，不能互置。然后物之尖斜平直，规圆矩方，行笔不离乎纸，而其四周全体，一若空悬中央，面面可见。至于天光遥临日色傍射，以及灯烛之辉暎，远近大小随形成影，曲折隐显，莫不如意。(www.xing528.com)

《视学》图文并茂，阐述透视原理，介绍了透视学中的基本课题，包括技法方面的量点法和截距法；透视角度方面的平行透视和成角透视；视平线位置方面的仰望透视法，以及轴测图上中心光源阴影的处理等。在图例方面，年氏对一般立体图形均用二视图表示尺寸及形状，再作底面次透视图，决定各特征点之高，最后才把整体透视图画出来。书中所用术语，有的至今沿用不废，如“地平线”“视平线”等。

此后1799年法国数学家，被誉为画法几何学奠基人的蒙日（Gaspard Monge，1746—1818）才出版了《画法几何学》，《视学》比蒙日的著作早六十多年。《视学》原刻书的其中之一现存于英国皇家学院。国内仅存两部再版本。一位在中国供职的法国传教士曾经在给皇家科学院秘书长的信上这样评价年希尧：“他既非文人又非学者，如果他得知欧洲的学者们引为同侪……定会大吃一惊。”

年希尧所称的“定点引线之法”是“西法作中土绘事”的技艺，即“线法”或“线画法”。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清代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档清档”中，另外亦见于清人的笔记。清内务府档案中的记载举例如下：

十月初五日，接得库掌德魁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初三日太监胡世杰传旨：瀛台宝月楼着郎世宁等画眉月轩，画西洋式壁子，隔断线画法一样画。钦此。（乾隆二十三年各做成做活计清档）

正月二十四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内开正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延春阁西门殿内宝座两边、北门内西墙，着王幼学画线画法二张。钦此。（乾隆三十五年各做成做活计清档）

五月十六日，接得郎中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十一日太监胡世杰传旨：养心殿内南墙线法画一份，着艾启蒙等改正线法，另用白绢画一份。钦此。（乾隆三十六年各做成做活计清档）

初九日接得员外郎安太李文照押帖一件，内开四月二十五日太监荣世泰传旨：接秀山房澄练楼楼下南间南墙，着郎世宁画御容方琮补景绢画一幅。南间东墙着王致诚、王幼学等画线法绢画一幅。北间北墙着姚文瀚、陆遵书画九峰园图绢画一幅。钦此。

二月二十三日，接得郎中德魁等押帖一件，内开本月十四日首领董五经传旨：秀清村顺山殿北面西墙，着如意馆画通景线法画一幅。钦此。（乾隆三十九六年各做成做活计清档）

在清宫档案的记载中，线画法最常用于通景画中。通景画，是“帖落画”的一种，先在画布上作画，然后再贴在墙上，可以贴上落下，因此称为“帖落画”。“帖落画”在宫廷建筑室内装饰中经常使用，养心殿西暖阁三希堂、宁寿宫花园倦勤斋（图19）、长春宫四周回廊墙壁等处都使用这种方式装饰房间。通景画不仅具有装饰作用，还因为透视图特有的视觉效果，扩大了室内空间感，使人们产生空间延展的视错觉。

紫禁城东北部宁寿宫花园最北端的“倦勤斋九间”内部壁画，是目前存留的清代建筑非常重要的通景画代表作。倦勤斋九间，位于宁寿宫西区宁寿宫花园内，与此区各建筑工程同时修造。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与宁寿宫后路及西路同时建成。建筑外部工程完工后，开始内部装修和木隔断装修，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完成。墙面的帖落画和通景画，亦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完成，开始交于内务府如意馆画家绘制。东间各房的帖落画，则是“如意馆”画家和宫中大臣们如徐扬、杨大章、顾全、贾全等共同绘制的。据乾隆四十年、四十三年内务府活计档所载，乾隆三十九年开始绘制西间的“四面墙、柱子、棚顶、坎墙等”处的通景画，包括两面墙和顶棚的大面积通景画，直到宁寿宫全宫建成时，还没有完成。直到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倦勤斋的各项通景画在历时近六年之后，方才全部完工。

故宫西六宫之一的长春宫四周回廊的墙壁上，可以看到一组清代晚期的线画法，这是一套以小说红楼梦为题材的人物故事画，用油彩直接画在墙上。画上并无作画者的名款，但采用了西洋绘画透视法，使狭小的走廊扩大了空间，加强了走廊的深远程度，给人以沿走廊似可步入画面之感，实为晚期清宫通景画的代表作品。

这些仅存不多的通景画，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神奇的空间在平面墙壁上引人入胜的奇巧，而在这些通景画出现之前，圆明园宏伟的园林之内，某个线法墙上，或者某个房间的墙壁上，某个游廊的隔断上，都曾留下郎世宁、王致诚们正在为了完成通景画辛劳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