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友仁、汤执中与韩国英：中西文化交流探索

一日，乾隆皇帝在观赏传教士们进呈的欧洲铜版画时，忽然对画中的喷泉产生了兴趣，一如他的父亲雍正皇帝一样。1723年6月，马国贤就曾在日记^[1]中记载了新继位的雍正皇帝打算修造喷泉的事：

陛下想到了要建一座永不停歇的喷泉，下旨来问我们当中谁能够设计。一个法国人说他有两个新来的同胞能够从事这项工作。安吉洛神父通过我的翻译，毫不迟疑地表示他也能完全胜任这个任务。其他人则宣布他们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

但是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由于喷泉本身，在耶稣会士们看来，除了装饰并无太多的内涵；而到了佛教徒那里，竟然比附出了“承继国运”的意义。这使得马国贤在“礼仪之争”的漩涡中为难至极，他马上要求安吉洛神甫停止喷泉的设计工作，可安神甫却认为，这是马国贤妒忌他的才能，在阻挠他接近皇帝。马国贤甚至认为 “朝官们察觉出他想取悦于皇上，而我却反对。于是严厉地责备了我，置我于冒犯陛下的意愿和兴致的不利位置。”他后来又写到：

当我得知这位迷信的皇帝要想建造的喷泉有他自己的一个初衷时，安吉洛神父已经开始了设计，并把它呈送给皇帝。陛下曾经问过某一个被认为握有神法魔力的僧侣，他的王朝如何才能永不衰败，僧侣回答说：建造一座喷泉，让水流从龙的口中永不停息地流出，王朝就能永垂不朽。给我提供这个消息的人们认为，鼓励这样的异教迷信是错误的，他们一致认定不能干这样的事。我问了一些发布这项预订的朝官，皇帝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回答说：不过就是让他自己高兴而已。然而因为对他的迷信意图十分了解，我认为有责任阻止安吉洛神甫从事这项工作，为了避免得罪皇帝，还特别需要有礼貌的借口和合适的做法。随后，我把想法告诉安吉洛神甫，但是却发现让他接受我的想法非常困难。

尽管这喷泉是由传教士们的绘画引起的，但是，却被佛教僧侣按照传统的风水观念解释为对“王朝永续”的支持。在不同宗教信仰之间有关的“迷信”的争执中，喷泉的寓意却被好奇的皇帝认可了，这不能不说是一桩有趣的事。

这事件的发生，对于笃信基督教义的马国贤而言，不啻为荒诞不经的“迷信”，他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喷泉被用于对“国运”的风水阐释的。这事也给马国贤带来了麻烦，使他卷入传教士与清廷国师之间关于“迷信”与“教义”的直接的冲突中，也对他内心产生了困扰，但最终，未等喷泉修造，随着马国贤返回欧洲，雍正皇帝不久也突然去世，在圆明园喷泉的修建计划被无限期搁置了。

乾隆皇帝和他身边的传教士们显然对宗教方面的教义礼仪冲突不那么在意。一方面，自雍正元年开始的教禁使传教士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被局限于宫廷之内，教理教义方面的讨论也被禁止于宫廷范围，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传教士们在接近皇帝以达到传教目的的过程中，更多地是使用个人技艺而非教义的感召。因此，在传教活动面临行动受限和观念诋毁时，以个人技艺长期服务皇帝以获取与皇帝沟通交流的机会，成为马国贤之后如郎世宁、王致诚、蒋友仁等人的主要选择。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太监胡世杰传旨：“长春园谐奇趣东边，命郎世宁起草一处西洋花园稿样，准时交工程处建造。”郎世宁当日便设计了一张小稿进呈给皇上，乾隆皇帝即命：“照样准造”。这样的旨意，其实自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就变得颇为频繁。乾隆皇帝要兴建一座西洋花园的想法，与其对宫廷中传教士们的技艺认识，有着密切的联系。

蒋友仁便是由众位传教士力推而成为西洋花园的设计者的。古伯察在《基督教在中国》中记述：“供奉内廷诸耶稣会士任务之勤者，莫有逾于友仁者也。乾隆皇帝任之三十年，无事不命其为之。友仁甫抵京时，即勉为其预料所不及事。某日帝阅画，见喷泉，召郎世宁修士循其理，并遣之在京内觅能治喷泉之西士。世宁奏请立赴教堂访之。内监一人随世宁赴堂传帝谕。诸传教士聆谕，皆瞩目于友仁。”^[2]

然而，正如郎世宁并不熟悉喷泉的建造技术和机械原理，对于熟知天文、地理、数学的蒋友仁而言，并不是所有的技艺都通晓，尤其是建筑和喷泉这样对专业化要求甚高的工程技术专门知识，这位供职宫廷的西方传教士显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

钱德明神甫便曾抱怨，清代宫廷以为西方传教士应该什么都通晓，所有关于西方的一切知识，都应该在传教士这里找到答案。他曾在书信中这样写道：“供奉内廷之西士，凡事皆应知之。内库中如有何种机械、何种器物、何种矿石、何种药材，不知其名而不识其用者，必循之吾辈。如有外国进异物而无人能识，亦必询之吾辈，似供奉内廷之法兰西人和欧罗巴人，备知国外一切异物者也。”^[3](www.xing528.com)

但是，对于传教士而言，就像二十多年前马国贤在得知皇帝想建造喷泉是接近皇帝的绝佳机会那样，在北京的传教士们也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接近清朝皇帝并获得传教的契机。经过大家的一致推举，蒋友仁应选而进入内廷。从一个天文学家变而称为“喷水匠”，蒋友仁怎么也没有想到，当年在巴黎南希修院所研习的数学、天文、物理知识，还有少量的水利机械知识，竟在此时尽得其用。

经过设计实验，并与中国工匠进行了若干实验之后，蒋友仁设计的喷泉竟完全成功，于是，蒋友仁颇得乾隆皇帝与朝廷权贵们的欢心，其后不久，便有了乾隆皇帝建造长春园西洋花园的任务。

参与西洋花园设计和建造的，并非蒋友仁一人，这座花园荟集了传教士们的集体智慧和中国匠师的能工巧技。除郎世宁、蒋友仁和王致诚之外，同为耶稣会士的汤执中和韩国英也在其列，他们在西洋花园内的园林植物栽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汤执中（Pierre Nicalas d'Incarville，1706—1757），法国耶稣会传教士。1706年出生于鲁昂或卢韦埃。二十岁时在法兰西教区入教后被派往加拿大魁北克居住九年之久，在那里教授古典学和修辞学。回到法国后，汤执中便申请赴中国，于1740年1月19日从法国出发，同年10月10日抵达中国。此时，王致诚刚刚到达中国两年。汤执中自此便一直在清廷服务，直至在北京去世。史籍载，汤执中“终其身居京师，惟其行迹未详。嘉类思神甫仅云其病殁前三年，皇帝扩张园圃时，曾献花子及菜子，获入内庭，似得宠眷，缘其殁后，皇帝颁赐葬银也。”^[4]

作为法国科学院通讯院士，有记录显示，汤执中在北京共采集了149种植物，更为重要的是，他认真研究并绘制了中国的动植物图谱凡72页，并向身在法国的安托尼（Antoine de Jussieu）和贝尔纳· 朱西厄（Bernard de Jussieu）兄弟，寄赠了大量中国植物的种子。朱西厄遂将这些植物种子加以培育，并在欧洲广泛种植，如翠菊和臭椿，都是汤执中引进到欧洲的中国产植物品种。

今日人尽熟识之翠菊 （reine-marguerite）种子初入欧洲，盖在1748年顷，由执中寄来。寄给其友安托万·朱西厄 （Antoine de Jussieu）……种其子于王室花园……生单瓣白花……次年间生若干红花……得紫花。至1750年得复瓣各色花。^[5]

另外，据布雷特施奈德尔（Bretschneider）医生《欧洲人最初对中国植物的研究》（一八八一年上海刻本，凡一百二十页）称，汤执中也曾在1743年将香椿（Cedrela Sinensis）、椒（Xanthoxylum Avicennae）、丁香（Syringa Vilosa）、荷包牡丹（Dicentra 或Fumaria spectabilis）等标本寄赠贝尔纳·朱西厄。甚至有一种植物还是取汤执中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就是马先蒿（又称角蒿，Incarvillea Sinensis）。^[6]

另一位在圆明园西洋花园的营造中有过贡献的耶稣会传教士是韩国英（Pierre-Martial Cibot，1727—1780）。韩国英亦为法国人，1758年自法国来华，1760年抵达北京。史籍载“其人多才，通文学，对于一切科学皆有禀赋，兼具热心。故凡有所为莫不成就，若天文，若机械，若地理历史之研究，举凡有裨于联络保教之人之学识，悉乐为之。”^[7] 韩国英曾屡次致函欧洲记述其参与圆明园营造的经历。1746年11月7日，韩国英在信中写道：“国英在御园制作一庞大水力时计，附有喷水、鸟声，活动形象，历时四年始成。”1767年11月22日，他信中又写道：“余在中国离宫御园之中，前为喷水匠与机匠凡五年。自皇帝建立武功以后，又成为园艺师与花匠。”

为博得欧洲友人的欣赏，韩国英也曾如汤执中一样，将不少植物及其性质功用一一叙述，绘制图谱，列举汉名寄回巴黎。也曾因为参与圆明园的营造，写出了很多关于中国园林和植物学的著作，其中《说娱乐园林》《说若干种中国植物》等，亦如王致诚、汤执中等人的著作一样，在欧洲产生了影响。

然而，无论蒋友仁、汤执中还是韩国英，这些耶稣会传教士得以进入并理解中国园林，几乎都是因为其特殊的园林营造技艺，就像郎世宁和王致诚以绘画技艺而得到乾隆皇帝的赏识而进入宫廷供职一样。他们共同与中国画师和工匠一起，参与了圆明园的营造，其中，这几位传教士都参与的园林营造活动，便是圆明园西洋花园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