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满族相似，同为“马背上的民族”的蒙古族亦好良驹，但也好战。元代以后，在漫长的民族演变中，居住在我国西北方的蒙古族主要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后者明朝时被称为“瓦剌”，清初称为厄鲁特部。它分为四部：准葛尔部、和硕特部、杜尔伯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后来，准葛尔部不断扩张，引发战乱。1671年，准葛尔汗葛尔丹出兵占领天山南部，将回部（维吾尔族）首领扣押，从而引发了清廷的平定叛乱之战。1696年，康熙皇帝平定叛乱后，令准部返回南疆，管理回部事务。
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起，清朝出兵远征准葛尔汗国，以平定该地区长期的内乱，在一系列的战斗之后，交战的双方是大将军兆惠和占据这些地区的厄鲁特首领。而在经过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中央政府在与准葛尔部达瓦齐和回部大和卓木波罗泥都、小和卓木霍集占的叛乱势力进行的较大规模的战斗中获得了胜利，从而新疆各部基本趋于稳定。
为了纪念这一荣耀的历史事件，乾隆皇帝让那些住在他宫廷里的传教士艺术家——王致诚、郎世宁、艾启蒙、安德义——制作了表现这场战争主要场景的十六幅铜版画。乾隆二十七年（1762），皇帝命令郎世宁起草《乾隆平定准部回部战图》的小稿十六幅，乾隆三十年（1765），以上四位画家奉命每人绘制正式图稿一幅。
乾隆三十年五月二十六日（1765年7月13日），皇上颁旨：
平定准葛尔、回部等处得胜图十六幅，着郎世宁等绘画底稿，发往西洋，拣选能艺，依稿刻做极细铜版。其铜版不可
做，所用工料任其开报，如数发给。令将郎世宁画得《爱玉史诈营稿》一张、王致诚画得《阿尔楚尔稿》一张、艾启蒙画得《伊利人民投降图》一张、安德义画得《库尔满稿》一张先行发去，作速刻作，得时每版用整纸先刷印一百张，随铜版一同交来。其余十二张陆续三次发去，钦此。
四幅画作由于这道圣旨而被确定下作者，另有十二幅画作，则由乾隆皇帝规定画家，分三次绘制呈进。第一批画稿完成之后，并未指定由哪一国制作。负责此事的广东粤海关，原打算将之送往英国，适时，欧洲耶稣会驻华会长恰在广州，因他是法兰西人，便在广东总督面前力推法国艺术，主张将画稿送往巴黎制作。
这套铜版画共十六幅，每幅纵55.4厘米，横90.8厘米，纸本印刷（图13，图14）。各图名称依次为：《平定伊犁受降》《格登鄂拉斫营》《鄂垒扎拉图之战》《库陇癸之战》《和落霍澌之捷》《乌什酋长献城降》《通古斯鲁克之战》《黑水解围》《呼尔璊大捷》《阿尔楚尔之战》《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霍斯库鲁克之战》《拔达克山汗纳款》《平定回部献俘》《效劳回部成功诸将》《凯宴成功诸将》。这十六幅铜版画中，由王致诚绘制的有三幅，分别是《和落霍澌之捷》《阿尔楚尔之战》和《平定回部献俘》。
阿尔楚尔之战发生于乾隆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阿尔楚尔之战》描绘了该战役当日，清军在探知大小和卓木叛军踪迹后骑兵急行，次日与叛军遭遇于阿尔楚尔的战斗场面。画中可见叛军在山中设伏，引诱清军深入；清军分为三队，中路以大炮轰击，叛军不敌败退；清军冲至山岭，据高向下攻击，叛军溃退三十余里；再次接战，叛军又败，越山而遁。此役清军歼灭叛军千余人，缴获武器上千件，并于阵前斩杀和卓木手下头目阿卜杜克勒木等多人。王致诚在《阿尔楚尔之战》的版画中描绘了大队清军正满山遍野而下将叛军围困于阵前，清军以骑兵打头阵，骆驼、回旋炮以为后援，叛军已呈溃败之势的场景。
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图中人物虽着东方服冠，但眉目之间又有高鼻深目的欧洲人面容，这些是因为雕版者并未见过东方人，而仅凭郎世宁、王致诚画稿想象而导致的结果。画中的山石树木形态、阴阳向背关系、人物动物解剖却画得较为写实，这也是欧洲画法的主要特征。
这最初的四件作品的画稿被先期运往巴黎，随画稿寄达巴黎的，还附有乾隆皇帝上谕的拉丁文及意大利文译文以及一封注明同一日期的信札，这封信是由郎世宁写给教会艺术主管的，在信中他提出了制作要求。1766年12月31日，当此信交给马里涅（Marigney）侯爵，也就是皇家绘画艺术学院院长时，郎世宁已于同年六月初十日去世。其他的作品在第二年到达，马里涅把它们委托给学院的史官秘书科香（Cochin）。这项工作聘用了巴黎艺术学院八位相当有名的雕刻家：马斯克利埃（L.-J.Masquelier）、阿利梅（J.Aliamet）、勒巴斯（J.-P.Le Bas）、奥古斯坦·德·圣-奥般（Augustin de Saint-Aubin）、弗兰克-德尼·内（Franc.-Denis Nee）、普雷沃斯（B.L.Prevost）、肖法尔（P.P.Choffard）和德·洛内（N.de Launay）来进行铜版的雕刻，直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才最终全部完成。可惜此时，参与这批珍贵的铜版画绘制的宫廷画家王致诚，已于六年前的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去世了，未能见到最终版画的成品。
雕版在法国制作完成，这批版画一共制作了两百套，据契约上的记载，全部花费为花边银五千两，分期付予法方。由于制作周期过于漫长，在被运回中国后，以致接受的内务府人员已经搞不清图幅的具体名称，只得将参与此事的波西米亚人艾启蒙请来，对画作进行辨认和注明。其中极少数的几件为法国皇室和国王的藏书楼所保留，成为目前法国国家图书馆内的藏品。铜版的原版，现收藏于德国柏林国立民俗博物馆内，当为晚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时从大内西苑紫光阁中劫掠的遗物。实施劫掠的八国联军在面对这些战功图，看到上面高眉深目的人物形象时，或许已经无从知道，这铜版画的原作者是秉持着虔诚勇往的心远渡重洋而来的耶稣会传教士们。此时，距离王致诚最初来到中国，已过去了一百六十二年。
【注释】
[1]见佚名《读画辑略》，转引自王洪源《满族宫廷画家唐岱》，《满族研究》1994年第3期第70页。
[2]郎世宁实由葡萄牙语教会派出往中国，虽为意大利人，但属葡萄牙语传教士。
[3]引自樊国梁《燕京开教略》，北京救世堂1905年刊本（中篇）第74页，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本。
[4]本书中马国贤的著论均引自《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李天纲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www.xing528.com)
[5]见佚名《读画辑略》，转引自王洪源《满族宫廷画家唐岱》，《满族研究》1994年第3期第70页。
[6]见《传教信札》。转引自作喆《清廷西洋画师王致诚》，《紫禁城》1989年第3期。
[7]引自《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上册，《康有为全集》第十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8]文献中均未指出是哪位画家，有研究指出有可能是Filippo Abbiati，当时最著名的画家之一，曾受到来自米兰大圣堂以及贵族宫殿的重要委托。
[9]引自古伯察《基督教在中国》卷四，七一、七二页。转引自〔法〕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北京：中华书局，1995。
[10]引自《两广总督赵弘灿等奏复呈进西洋人所画画像及本澳船只带到进京西洋人等情折》，《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三），北京：档案出版社，1985年。
[11]引自陈垣整理《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故宫博物院影印本，1932年。
[12]王致诚.帝都来信：北京皇家园林概览[M].段建强，译.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8年.
[13]见嵇若昕《乾隆时期的如意馆》。
[14]引自《传教信札》，卷Ⅳ，五一—五四页；第二十八辑，一七五八年，ⅩⅩⅩ—ⅩⅩⅩⅧ页。
[15]聂崇正.清代宫廷绘画机构、制度及画家[J].美术研究，1984（3）：51-54.
[16]记载于佚名《读画辑略》。
[17]选自《昌黎先生集·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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