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骏图》：明轩世纪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大观

马是战争年代最重要的物资，马因其是取得胜利的必备条件之一而备受重视；又因为好马往往会与其主人建立一种默契的关系，从而在历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尤其在魏晋南北朝之后的隋唐，胡马逐渐被作为富国强兵的重要基础，而牧马成为了重要的基本军事物资和社会强盛富足的象征。因此，马为历代帝王所重视，往往属国交易和进贡之物中常有良驹宝马。

中国著名的伯乐相马的故事就给后世以启示：能够辨识真正千里马的伯乐，可以使马获得脱颖而出的机遇。这常常被用来比喻明君对治国安邦人才的渴望。这种传说和隐喻，在唐代被发展成为皇帝招揽人才、举贤任能的标志，尤其成为大臣进谏帝王的历史典故，韩愈就以此为典写出了著名的《马说》：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马之千里者，一石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

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17]

杜甫也有诗云：“国初以来画鞍马，神妙独数江都王。”江都王是唐代画马的能手，他有一段画马的论述，可作为后世鞍马画一直受到帝王、士人重视的注解：“士人多喜画马，以马之取譬，必在人才，驽骥迟疾，隐显遇否，一切如士之游世。不特此也，诗人亦多以托兴焉。是以画马者可以倒指而数。”可见古人画马并非单纯地描绘马这种动物：对帝王，有自比伯乐之意；对士人，则有自比良驹，盼遇伯乐之希冀。

上行下效之风遂起，因赏马而有马图之流行。马图最初被用来作为辨识马匹和区别品类的题材绘画，这种传统历时久远。早期马图多作为墓葬壁画出现，以显示主人生前所拥有的坐骑；后来随着进贡与贸易的频繁，而出现对真实马匹的描绘，开始形成特定的“鞍马画”绘画。由于南北朝时期胡人南进的历史影响，北齐和敦煌壁画中开始大量出现鞍马画题材，经历隋唐交替的战乱，在唐代则逐渐演变为一种重要的动物绘画题材。由皇族画家、御用画家和民间画家共同构成了画风迥异的“鞍马画”、唐三彩、墓室壁画和浮雕等众多以鞍马为题材的艺术作品，并形成了初唐与盛唐两个鞍马画的高峰期。盛唐时期，在引进西域良马的背景下，出现了中国古代绘画史上 “第一次画鞍马的高峰”^[18]。

早期则以展子虔的车马与董伯仁的台阁并称“董展”。北宋董逌在《广川画跋》卷四记载展子虔：“展子虔作立马而有走势，其为卧马则有腾骧起跃势，若不可掩覆也”。可见其所绘马之动态俨然，惜其原作已失，唯留宋人临本，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八和北宋《宣和画谱》卷一皆存其画名。

存世较为著名的马图，当属传为韩干（约742—756）所绘《照白夜图》卷（纸本水墨，纵30.8 厘米，横34厘米，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描绘了唐玄宗最钟爱的一匹战马——照夜白。史载韩干颇为注重写生，曾亲赴马厩观察，而非仅限于临摹前人画作。图卷采用大量水墨抽象线条描绘马的轮廓筋骨，以淡墨晕染，属唐代盛行的“白画”代表。

初唐时代工部尚书阎立本为唐太宗李世民设计的“昭陵六骏”墓室浮雕，表现了李世民生前的坐骑，这些坐骑是为李唐王朝立下赫赫战功的六匹宝马：飒露紫、卷毛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和什伐赤。“昭陵六骏”进而奠定了唐代鞍马画英雄主义的艺术倾向。唐代墓葬壁画中，陕西三原李寿墓（630年）、乾县李贤墓（706年）、李重润墓（706年）皆有人马出行图像存世，成为影响深远的作品。(www.xing528.com)

金代赵霖所作《昭陵六骏图》（现藏于故宫博物院），便是依“昭陵六骏”为蓝本所做的绢本长卷。全卷分六段，每段画一马，旁有题赞。骏马的形态既忠于原作，又注意发挥绘画之长，通过遒劲的笔法和精微的设色，将马匹的毛色表现得更加真实自然，战骑驰骋疆场的雄姿也刻画得十分生动。

在中国画史中，这种题材更是被发展为《百马图》《十骏图》等类型，代有杰作。北宋马贲、南宋龙衮、金代杨邦基、完颜允恭、元代任仁发、赵孟頫、赵雍、赵麟祖孙三人等都画过百马图，但无一例外，这些“百马图”都失传了，目前存世的马图仅约有三百件。《百马图》《十骏图》又扩展到对诸如鹿、犬等动物的描绘，成为一个蔚为大观的独特画种。元代早期蒙古统治者抑制汉人为官，于是“马与马倌”的绘画题材成为一种隐喻，有谏喻朝廷选任汉族人才之意。较为著名的便是赵孟頫、赵雍、赵麟祖孙三人所绘《赵氏三世人马图》卷（纸本水墨，纵30.2厘米，横178.1厘米，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到了清朝，满族本身即是马背上的民族，更对宝马良驹重视有加。也因此，在清代画院绘画之中，鞍马画成为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宫廷画室的传教士们亦不例外，几乎都有鞍马画的创作经历，其中较为突出的，便是郎世宁与王致诚。

在清宫内务府的活计档中有这样一条记载：“乾隆八年，三月初三日，司库郎正培面奉上谕：着郎世宁画十骏大画十幅，不必布景，起稿呈览。钦此。”半年以后，又一条记载称“十月二十六日，太监胡世杰交郎世宁画十骏绢画十张，着托裱大画十张，着托裱大画十轴。”此《十骏图》裱成之后，深受乾隆之喜爱，命交懋勤殿，让翰林评定等次，由张照等按月份编次，俱评为上等，并特制黑红漆画金龙箱收贮。

这十幅画是依照真实的骏马所绘，画幅巨大，几乎与真马相当。《十骏图》被收录在《石渠宝笈初编》，著录详尽。从中可知，《十骏图》收藏于御书房，是“素绢本，着色画”，属上等品。书中不仅记录了每幅画中骏马的名字、进献者的名字，而且注有马的尺寸，并有大臣对它的赞誉。《石渠宝笈》还记录着：“每轴署字下注语，又满洲字、蒙古字各一行，译同。轴高七尺四寸，广八尺四寸有奇。”至乾隆十三年四月，又将郎世宁所绘《大宛骝图》《红玉座图》和《如意骢图》三轴续入《十骏图》内。

在存世的清代鞍马画中，较为重要的还有王致诚所绘《十骏马图》。图册共十开，纸本设色，纵24.2 厘米，横29.1厘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最末一开左下角有题款“臣王致诚恭绘”，款下钤“恭”“画”印两方。所绘十匹骏马均来历不凡，皆由蒙古各部王公进贡，有喀尔喀、科尔沁、和拖辉特、翁牛特等部旗。另有对题十开，分别为乾隆朝大臣张照、梁诗正撰的题赞，由嵇璜书写。

十匹骏马各有名字。这些名字有的依据马匹样貌而取，突出马的毛色，如：通体雪白者取名“狮子玉”；深色皮毛上带有白色斑点的，唤作“雪点雕”；一身红白相间者则叫“赤花鹰”。除了对毛色的表示外，名字中也有以狮子、雕、鹰等威猛动物作为比拟来赞美骏马。还有一些名字，如万吉骦、阚虎骝、霹雳骧、自在、奔霄骢、英骥子，这些名字中的“骦”“骝”“骧”“”“骢”“骥”等字，现代汉语中已少有使用，都是表示善驰骋的骏马、千里马的意义。以此命名，其表彰褒颂之意不言而喻。

乾隆皇帝是一个文武兼重的君王，“十全武功”是他对自己功绩的总结。对这些曾经骑乘的骏马，乾隆视为良伴，以有功之臣对待。这些谕令传教士画师所绘《十骏马图》画好之后，他都会命词臣作赞文题于画上。在晚年时，自己又亲作诗文，御笔题写，钤盖“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等鉴赏玺印。这些由传教士们绘制的栩栩如生的《十骏马图》，或许激起了暮年皇帝对往昔岁月的无限感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