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我略通绘事，否则，我就会与之前来华的几位耶稣会士那般，虽曾在这里居住二三十年，却未能涉足这宏阔园林一步，一窥堂奥。在这儿只有一个人，那就是皇帝，所有欢愉都是为了取悦他。这些迷人之地，除了皇帝本人及其后宫的嫔妃宫女太监等，其他人罕能得以一见。西人来华，唯钟表匠及画师可得入内，探览各处，皆因职业使然。我工作的画室是我曾提及的一个小小的宫室，皇帝几乎每日来此巡视，这样一来，我们皆不敢懈怠。一般情况下，我们不得逾越该宫室之界一步，除非他们无法将需要我们绘画的题材带到我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安排大批太监卫士引领我们去到画画的地方。[12]
清代宫中，专门画画的机构曾经叫做“画作”，又称“画画处”，最后称“画院处”，是属于造办处的一个单位。画院处有一部分人员在造办处内的房屋内工作，但房屋不敷用，于是分散在六个地点。有一部分人员在“慈宁宫裙房”，一部分人员在“启祥宫配殿”，一部分人员在“咸安宫”，一部分人员在圆明园内“芰荷香”，一部分人员在圆明园内的“春雨舒和”，到乾隆年间又有一部分人员在圆明园内的“如意馆”——也就是王致诚所在的宫廷画院。如意馆是圆明园“洞天深处”内的一组建筑（图12），原为各年幼皇子居住并读书的附属建筑。
位于北京故宫紫禁城内启祥宫南的画院，地处紫禁城西华门内武英殿以北，亦归属于内务部造办处。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二称 “造办处在白虎殿后房”，并考证白虎殿即为明代的仁智殿，是明代宫廷画家作画之地。又据《清史稿》载清代宫廷绘画机构称：“清制画史供御者无官秩，设如意馆于启祥宫南。”礼亲王昭裢在《啸亭续录》载：“如意馆在启祥宫南，馆室数楹，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轴之诸匠皆在焉。”虽然这不多的两条记载语焉不详，但基本勾勒出清代宫廷画院的轮廓。
也有学者指出，如意馆为圆明园内的一处建筑，当皇帝驻跸于紫禁城时，在如意馆中工作的人员移至紫禁城内启祥宫服务，皇帝于初春迁往圆明园时，所有在启祥宫的人员又移至如意馆中当差。[13] 清代内务府在“各作成做活计清档”内就专有“如意馆”部分，记录包括绘画诸事项在内的清账。从存留下来的档案看，除了绘画绘工，还包括了与绘画相关的工艺美术、书画装裱等匠作。通览雍正朝档却未见相关记载，只写“画作”。“如意馆”三字最早见于乾隆元年（1736年）档，此时先于王致诚来华（1738年）两年，可见，尽管郎世宁等人供职宫廷绘事已十余年，但作为画院，最早见到的是乾隆朝的记载。
虽然如意馆的具体位置存在争议，如意馆内聚集宫廷画工则是不争的史实。在“画院处”当差的人员有三类：第一类是有官衔而专职在画院处当差的人，如唐岱；第二类是无官衔的，通称为“画画人”；第三类是画匠。画师们开始时也被称作“南匠”，概因当时供职宫廷的画家和艺术家皆大多来自江南而得名，直至乾隆九年（1744年）弘历下旨：“春雨舒和并如意馆画画人嗣后不可写南匠，俱写画画人”。这些“画画人”有的是子承父业或兄弟相偕而入如意馆，有的则是旗人。前者较为知名的如张震、张为邦、张廷彦祖孙三代，吴璋、吴棫父子，以及丁观鹏、丁观鹤兄弟，余省、余穉兄弟等；后者如镶黄旗的福隆安等。
在如意馆画工的艺术家中，传教士艺术家显得最为特殊。年长的如马国贤、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等，年轻些的如贺清泰、安德义、潘廷章等，都曾在宫廷中供职，其中又以马国贤、郎世宁、王致诚最为突出。马国贤是这三位传教士中，较早进入中国并且以画技入侍宫廷的传教士，也是西洋画师中年纪稍大者。
乾隆皇帝对如意馆的绘事保持了浓厚的兴趣，礼亲王昭裢在《啸亭续录》载：“乾隆中纯皇万几之暇，尝幸院中，看绘士作画，有用笔草率者，辄手教之。”王致诚作画时，“帝来视之，谈话亲切。辄留二小时余，使致诚绘其种种姿势，种种衣服，不合意者帝手改之。”对于随侍帝王的中国画师而言，这是莫大的荣耀；而对西洋画师，这却是颇为苦恼的。
出于对传教事业的忠诚，很多传教士并未正式接受皇帝授予的官职。马国贤便是如此，郎世宁亦然，直到来华很久之后，郎世宁才接受并担任掌管皇家园林营造的工作，被授奉宸苑苑卿一职，官居正三品。然而，并非所有传教士都对供职获官有意愿。王致诚虽然亦供职宫廷，却始终未接受任何官阶职位。
王致诚来华担任宫廷画师至1754年7月29日，乾隆皇帝 “欲奖其劳，决授以官。”致诚闻讯，即求某大臣转辞。“其人见其不受官爵，力劝之，见其固辞如前，乃语之曰既不受官，不妨受俸。致诚并俸禄亦辞而不受。”[14]于是便有了第二天的这段对话：
帝：闻汝不欲为官，其意安在？
致诚：臣为教士不应受此尊荣。(www.xing528.com)
帝：郎世宁亦教士，然曾为官也。
致诚：因皇上强其为之，然彼辞谢已屡矣。
帝：刘松龄缘何为官？
致诚：松龄亦教士，既主钦天监事，居官尽职不得已而为之。
帝：然则汝不妨在一衙门尽汝之职。
致诚：臣仅解华言，不善华语。
乾隆皇帝也就不再勉为其难，“改言他事，不复强之为官。”
如意馆的画师们不独西洋人，大量的工作仍然是由中国画师完成的。清代乾隆时期设立的如意馆、画院处，汇集了当时主要的宫院画家。聂崇正指出，在宫廷中供职的大多数画家都是职业画师。只有极个别的画家，原先是士流文人，进入宫廷以后也以画画为业，但他们在宫中供职一段时间后，皇帝批准他们参加会试，通过后便离开宫廷脱离了“画画人”的身份成为官员，重新加入士流画家的行列。[15] 这其中，如绘制了《盛世滋生图》的徐扬就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入宫廷供职，弘历恩赏同意他参加会试，他在丙戌（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会试后被授内阁中书。[16]
这些如意馆内的“画画人”并非一直待在如意馆内作画，而是常常随侍于皇帝身旁，以便经常记录皇帝的行踪事迹。他们会经常分散于若干地方作画，常以其绘画创作所在场所名之，见于史料的如“慈宁宫画画人”“南熏殿画画人”“启祥宫画画人”“如意馆画画人”“春雨舒和画画人”“礼器馆画画人”等，若在某宫内作画，又以“行走”称之，如“启祥宫行走”“如意馆行走”等。
虽然有关肖像、花鸟动物和静物的绘画创作可以在画室内完成，但在开展造园活动时，一些需要在墙壁上创作或需要悬挂、张贴的大幅创作仍然需要在现场或就近完成。为了便于创作，在圆明园和热河避暑山庄就设有如意馆的分支机构。王致诚信中提及的，便是如意馆设于圆明园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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