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贤与康熙教禁中的铜版画

根据陛下的旨意，2月7日我进宫，被带到了一个油画家的画室。他们都是最早把油画艺术引进中国的耶稣会士年神父 （Gerardino）的学生。一番礼貌的接待之后，这些先生们给了我一些画笔、颜料和画布，让我也可以开始画画。他们画油画的时候，不用画布，而是用高丽纸，就用明矾水刷一下，也不做更多的准备。这种纸买来的时候尺寸大得像毯子一样，纸质非常结实，我几乎不能撕破它。

刚到帝都不久的马国贤，在其日记中详细地记录了清朝宫廷画院的情况，此时的画院，仍是传教士及其学徒的画室，还没有统一的称谓。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马国贤将中国宫廷画家所画的《承德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原稿刻制成铜版画。他把铜版画技艺带到中国，并在中国对铜版画工艺进行了探索，使后来者如郎世宁和王致诚等传教士画家得以在创作表达上，增添出一条重要的技术途径。

与郎世宁、王致诚都是耶稣会士不同，马国贤是罗马教廷派往中国处理传教事务的“遣使会士”。早在马国贤进入内地之前，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五月二十八日，康熙特地请大臣赵昌口传圣旨：“西洋技巧三人中善画者，可令他画十数幅画来。”^[10]

马国贤来华的目的是为了与葡萄牙和法国主导的耶稣会传教士们争夺在华传教的权限，也因此，先期到达的马国贤所遇到的困难比来自意大利和法国的郎世宁和王致诚要复杂得多。除了“礼仪之争”所造成的冲突之外，马国贤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绘画技艺接近康熙皇帝以获取信任、借机传教。马国贤为了这个任务的实现，对自己不太熟悉的铜版画技术做了探索和实验，以期引起康熙皇帝对他的注意。马国贤在日记中记载了他探索铜版画的一些细节：

经过20天的旅程，我们安全地到达了热河。……就在这个特殊的场合上，我被告知必须要完成已经进行了的铜版画，并马上用它来刷印。关于硝酸腐蚀的雕刻艺术，其实我知道很少，只是在罗马跟一个艺术家学过一堂课，当时还是屈从了一个朋友的意愿，令人幸运的是他似乎有着深谋远虑，极其热情地推荐我去学……在制造印刷机的时候，我再次遭遇了无数的困难，此前只见过这东西一次，而且是在不怎么在意的情况下。我现在差人做了一个，下面装的是滚筒，上面部分则是可以移动的。接下来的情况是，机器工作了，印出来的效果却是一塌糊涂，惹得太监、官员和宫廷里的其他人们大笑并加以嘲弄，这下我的麻烦和混乱都全了。然而，回想起来我来到中国的最终目的，我就把这些全都用耐心和幽默感对付过去了。陛下看了我的雕刻印版作品，尽管它们都十分灰淡，可他却是充满善意地谅解了。他甚至宣布说它们都非常好。他总是要求我继续做，从来没有发现我制造出来的错误……陛下知道我的雕版工艺获得了一些进展，决定要印刷一批采自他亲令建造的《热河三十六景图》。因此我就和一个受命画画的中国画匠一起过去，从而有机会观看了全部地方的景致，这是一个从来没有授予给任何其他欧洲人的特别的恩惠。

尽管技术上面临原料短缺和设备匮乏的困难，但是马国贤一直在慢慢地寻找办法以求克服，直到成果被印制出来之前，失败招致的嘲笑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些困扰或许是马国贤每天都要面临的。短期内制作大量的版画需要耗费很多精力，人手是另一个问题。但最终的事实证明，马国贤的铜版画实验是有效的，在不断改进和完善铜版画技艺的同时，他还开始创作出一些中国风景画，主要是通过与其他宫廷画师的合作，以铜版画的方式复刻相关作品进呈皇帝。

我们逗留在畅春园的时候，我向陛下呈上了一些中国风景画的印本，它们是由一位宫廷画家画的，并由我和一位刻工完成。皇帝看到这些画非常高兴，命令我用同样的方法刻印一些中文字。考虑到中文作品中很少不包含我们基督徒既不能刻、又不能印的迷信东西，我就选了两个中文字和两个西文字母……把它们呈送给陛下时，我注意到那些欧洲文字都做得很好，因为我能够写它们；但是那些中文字很差，因为我不能写它们，也就不能刻好它们……同一时期，我继续改进雕版工艺。陛下看见我最近制出的一些版本后，说它们都是 “宝贝”（pan-pei）。他当场命令我刻印《热河三十六景图》，准备把它们和一些诗文合为一册，作为赠送给满族亲王和贝勒们的礼物。他还问我是不是可以带两个中国徒弟，条件是不能把我的工艺传授给其他任何人。我回答说，除了让陛下高兴，我别无所愿。皇上马上派了两个年轻人，后来又来了另外几个人，我还算成功地教会了他们。(www.xing528.com)

艺术工作一直在进行，马国贤开始有了助手，材料的获取开始逐渐规律，版画制作的速度和数量也都有所提升。在其后的日记中，马国贤对于这项工作做了详细记录：

刻印完热河的风景图以后，我把印本呈送给皇上，他对此非常高兴，命令大量复制，送给他的皇子、皇孙和其他亲王们。因为我对《热河三十六景图》装为一册的方式很满意，他还命令我用同样的方式雕刻一套《皇舆全图》。后来我用了44块版子来进行印制，现在可以在我们那不勒斯 “中国学院”的大厅里看到这个印本。

这样的恩宠却随着康熙朝廷与罗马教廷之间日益严峻的“礼仪之争”而变得微妙。马国贤虽有画技，但终究是遣使会士，在坚持教义方面与郎世宁等人有很大分歧，这在康熙皇帝看来，亦是不可理解。虽然康熙皇帝已与罗马教廷就这些问题做了往来沟通，但是在“礼仪之争”的问题上，则反复强调“西洋人”统一遵守“利玛窦规矩”。服从“利玛窦规矩”无分耶稣会士或是其他会士，这使得恪守教廷通谕的马国贤不断陷入两难之境。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一月十八日，康熙皇帝在京上召西洋人苏霖、白晋、巴多明、穆敬远、戴进贤、严嘉乐、麦大成、倪天爵、汤尚贤、雷孝思、冯秉正、马国贤、费隐、罗怀忠、安泰、徐茂盛、张安多、殷弘绪至乾清宫西暖阁。上面谕：“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年来，并无贪淫邪乱，无非修道，平安无事，未犯中国法度……今尔教主差使臣来京，请安谢恩。倘问及尔等行教之事，尔众人公同答应，中国行教俱遵利玛窦规矩。”^[11] 要求在华传教士无分教派，悉以利玛窦规矩为传教准则，但其中严嘉乐、汤尚贤、安泰、殷弘绪、德理格并未签字，马国贤参与了召见并签了字，其后，未被召见但签了字的还有比马国贤晚数年来华的郎世宁。

然而，就在同年，康熙皇帝在罗马教廷《教王禁约》的译文上朱批：“览此告示，只可说得西洋人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人等，无一人同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来臣告示，竟是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这一朱批，事实上表明了康熙皇帝禁止了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但同时对于相关传教士则采取了留用宫廷的处理方式。

七年之后，康熙皇帝已经去世，新即位的雍正皇帝亦延续了其父在教禁方面的政策，并且于当年谕令严格执行教禁。1723年11月15日，在华十三年的马国贤带着他的四位中国学生，离开了帝国的首都北京，开启了他返回欧洲的行程。此时郎世宁已入侍宫廷七年之久，而王致诚还是一位二十出头的欧洲学画少年。王致诚怎么也想不到，十五年后他会不远万里，来到遥远的东方帝国，延续马国贤在这里开始的绘画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