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与钱伯斯：西方世界对东方文化的想象

最早让欧洲认识中国园林的人，并不是王致诚，而是更早的传教士们。如果再往前追溯这种西方世界的“东方”想象，那无疑要从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的游记开始。利玛窦（1552—1610）、曾德昭（Álvaro Semedo，1585—1658）、约翰·纽霍夫（Johan Nieuhof，1618—1672）、张诚（Jean-Franois Gerbillon，1654—1707）、李明（Louis Le Comte，1655—1728）、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5）等人关于中国的著述、游记与书信，都为欧洲对“中国”的想象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1698年，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来华，他介绍中国文化的书信，还影响到法国启蒙运动学者伏尔泰。

到了王致诚来华的年代，耶稣会士在清代宫廷中已获得较为稳固的地位，虽然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对基督教传教的教禁时期，但这并未影响这些传教士进入宫廷并以其一技之长供职于皇帝，甚至与皇帝的关系一度颇为亲密。比如马国贤（Matteo Ripa，1682—1746），就曾随侍康熙皇帝身边，皇帝巡游亦携之一同前往，这在马国贤在华回忆录中有详细的记述。

马国贤，意大利那不勒斯人，是受罗马教廷直接派遣的“遣使会士”。1710年11月，从广州进入中国内地的“遣使会士”共有三人，分别是山遥瞻、德理格和马国贤。受当时罗马教廷负责与北京接洽传教事宜的铎罗之请，罗马教廷派出懂数学的山遥瞻、懂音乐的德理格和懂绘画的马国贤。在清朝的上谕中，称他们为“技巧三人”。马国贤擅长绘画，有很长一段时间陪侍于康熙皇帝左右，他还是将铜版画技艺带到中国的传教士。1724年1月，他离开广州返回欧洲，后在那不勒斯创办“中国学院”。

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一人历清代三朝，是与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有密切交往的西洋传教士画家。他不仅以自己精湛的绘画技艺在清廷内获得了高度的认可，还作为重要代表，成为了沟通中西方文明和艺术的重要历史见证人。王致诚作为后来者，与郎世宁共同工作的时间亦长达近二十八年之久。

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是另一位重要的艺术家，他作为建筑师，直接参与了圆明园中西洋楼景区的修造。并与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蒙、潘廷章等人一起，共同完成了圆明园内众多建筑的设计、建造，为圆明园这一“万园之园”增添了别样的趣味。(www.xing528.com)

然后是钱伯斯的到来。随着各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扩展，威廉·钱伯斯（Sir William Chambers，1723—1796）来到中国。1740—1749年，钱伯斯在瑞典东印度公司工作期间，曾多次前往中国旅行，研究中国建筑和中国园林艺术。1749年他到法国巴黎学习建筑学，随后又到意大利进修建筑学五年。

1755年，钱伯斯返回英国创立了一家建筑师事务所，后又被任命为威尔斯亲王的建筑顾问，为威尔斯王妃奥古思塔在伦敦西南的丘园建造中国式塔、桥等建筑物。1757年，钱伯斯出版的《中国建筑、家具、服装和器物的设计》（图5）是欧洲第一部介绍中国园林的专著，对推动中国园林在英国以至欧洲的流行起到重要的作用。

在这众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实践者中，或许王致诚并不是最为出众的一个，但是，他所描述的中国皇家园林圆明园，以及经由他的画笔传递到欧洲的中国形象，则是他对当时中国最真切的文化体验。这文化体验使王致诚区别于其他的文化交流者，而在这历史的洪流中留下自己的痕迹。他书信的译介与流布，远远超出他个人的想象，在遥远的欧洲大陆上，结出了丰硕之果。这果实，就是被称之为“英中式园林（Jardin Anglo-Chinois）”的园林风格，并且随着这种风格的发展，从英国扩及法国和德国，一时间在欧洲广受推崇和效仿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