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者们：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

我们关于中国的最初知识，来自著名的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他谈到了这个国家的悠久历史，优秀的法律和政府，肥沃的土地，富足的生活，繁荣的商贸，众多的居民，等等。他描绘了中国人的礼节，他们对艺术和科学的喜爱以及发展艺术和科学的热情。所有这些记述都被视为虚妄的奇谈。人们认为，这种无稽之谈与其说是事实的真实记述，不如说是善意的想象的结果。人们觉得，去相信数千里外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且它胜过治理得最好的欧洲国家，那简直就是荒谬。什么！在许许多多的野蛮国家那边，在世界的尽头，会有如那位威尼斯人所说的那样一个古老、聪慧和文明的民族？纯粹是痴人说梦！除了头脑简单的人和傻瓜，谁也不会相信。^[3]

十八世纪的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基本来自马可·波罗，上文就是当时典型的论述。人们通过文学的想象，架构了他们认为的“东方”，而这东方又是如此模糊而充满神秘。这些浪漫情调夹裹着异域想象，使人们对“中国”的印象仍停留在马可·波罗时代。

而细考西方与中国的相遇，基本上是以基督教传入中国为主要途径和标志的。基督教入华经历了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唐代聂斯脱利派（Nestorianisme）传入中国，并被称为“景教”，以1623年（明天启三年）或1625年（明天启五年）出土于西安府盩厔县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确证。第二次高潮，约发生于十三至十四世纪的元代前后。因为蒙古汪古部阔里吉思王子家族信仰景教，最后导致整个蒙古汪古部接受景教，从而使景教得以在鄂尔多斯地区延续较长的时间，此时传入中国的基督宗教，主要是以天主教方济各会为代表。其中较为著名的使者有柏朗嘉宾（Jean de Plan Carpin，1182—1252）。柏氏1245年4月 至1247年11月间出访当时的蒙古汗国，以图与蒙古人结盟共御伊斯兰教的扩张，并在归国后写成《蒙古史》，成为西方第一部全面且系统的有关蒙古人和东方的资料。另外还有如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1215—1257）的《鲁不鲁乞东游记》。他的游记和马可·波罗的游记，启发了英国人曼德维尔创作《曼德维尔游记》，唤起了西方人对东方的向往。

如王致诚这样的传教士，离开欧洲抵达遥远的东方古国，并且能够将信函寄往世界各地，当然要归功于航海时代的那些开拓者。1498年（明弘治十一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率船队绕过非洲好望角，首次抵达印度。随后不久，西班牙人哥伦布，为寻找通往东方的海上航线，发现了美洲大陆。1522年（明嘉靖元年）西班牙人麦哲伦在经历了种种难以想象的艰辛之后，完成了人类的第一次环球航行。

世界地理的新发现，使欧洲各国了解航海时代沿途各国的热情空前高涨。各国君主纷纷资助这些航海家去探索未知的土地，以达到贸易互市、建立外交乃至殖民的种种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航行改变了东西方互相认知的途径与方式，也开启了东西方物资、人员、文化、思想交流互通的新航道，跨入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探索活动和文化交流时代。(www.xing528.com)

在船队的成员中，有一群特殊的人，他们就是欧洲各个宗教组织所属的传教士。十七世纪后期，耶稣会传教士是西方了解中国的最专业的人士。这些受教会派遣，身负前往异域传教重任的传教士，大都在欧洲教会学校中受到过良好教育，或者已经是教会的神职人员。他们中的有些人，本身就是精通某个学科或领域的专家，又有为宗教事业献身的热忱和信念，因此，在航海时代来临的时候，他们或自请、或受命而背井离乡，远赴遥远的异国，并长期在那里生活，从事他们“神圣”的事业。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是其中一位最重要的开拓者。1581年（明万历九年），罗明坚神父向东方总巡察使范礼安举荐了利玛窦。1582年（万历十年）利玛窦应召前往中国传教，8月7日到达澳门，从此开始了他在华长达二十七年的传教生涯，对西方文化东传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利玛窦可说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创者之一，他成功在北京觐见皇帝，并且，在与如徐光启等士大夫的交往中（图2），同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开启了其他传教士进入中国的大门，也开创了日后两百多年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方式：一方面深入学习传教地的文化，用汉语传播基督宗教，如利玛窦本人就穿着中国士大夫服饰；另一方面用自己掌握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的关注。带着西学而来的利玛窦，引领起晚明以来士大夫学习西学的风气。据不完全统计，由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一共有一百五十余种的西方书籍被翻译成中文。

利玛窦带到中国的，不仅是基督教，还有当时西方认知世界的方式。随着航海时代而不断完善的世界地图，就是他与士大夫交往时非常重要的礼物。利玛窦在中国制作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地图，在中国先后被十二次刻印。该地图甚至对日本的地理概念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地图问世后不久，即于江户前期被介绍到日本，使日本人传统的崇拜中华的“慕夏”观念因此发生根本性变化。

王致诚当然了解利玛窦及其后来者的贡献，更理解利玛窦以来，传教士前辈们在中国的工作。他做好了准备，要把他在中国的经历、见闻传递到欧洲。与利玛窦历尽艰辛才得以觐见皇帝不同，他从一开始就是被举荐至皇帝身边的，而他的身份也比较特殊——作为乾隆皇帝的宫廷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