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来信：东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1743年11月1日（清乾隆八年），正是中国北方的初冬，来到中国已五年余的王致诚已经渐渐适应了北京干冷的冬季。他和同伴们所居住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圆明园近旁的如意馆内。与圆明园中恢弘的宫苑建筑相比，这里虽然简陋，但相对还算舒适。

这天注定会成为不平凡的一天。已在清宫供职五年多的王致诚，要给远在法国的朋友——达索先生回一封信，以将自己在这里的见闻、感受告诉远方这位对古老的东方帝国充满想象的朋友。在一年多前，他收到了达索先生寄自欧洲的来信，分别写于1742年10月13日和11月2日，问询他在这里的情况。随信寄达的，还有一些手工制作的仿真花卉。

相比于那些传教开拓者，此时东方帝国和欧洲大陆之间的通信往来已经较为便利了。那个时代早期的来华耶稣会士，几乎都是以通信的方式，与遥远的故土保持着细若游丝却引人入胜的联系。这些来信构成了欧洲了解世界的窗口，甚至是重要的来源。

这些来自欧洲各国的传教士，有很多在离开故土后就再也没有回归自己的国家，而是长期居留、生活于其到达的异邦，终老于斯。他们中，有明朝末年即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人罗明坚（1543—1579—1588—1607）^[2]、利玛窦（1552—1583—1610）、郭居静（1560—1594—1640）、艾儒略（1582—1613—1649）、毕方济（1582—1613—1649）、潘国光（1607—1637—1671）等，也有来自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苏如望（1566—1595—1607）、罗如望（1566—1598—1623）、庞迪我（1571—1599—1610）、费奇规（1571—1603—1649）、阳玛诺（1574—1611—1659）等，还有来自法国的金尼阁（1577—1620—1628）和德国的汤若望（1591—1622—1666）。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教区的传教士们，通过信札的方式，在向欧洲传递音信、请求教会指示、申请物资的同时，也将他们在这个古老东方帝国的游历、见闻和认识传递给欧洲。(www.xing528.com)

在十五至十八世纪的漫长岁月中，这些信札扮演了重要的文化信息传递的角色。这些书信不单纯是一种个人信息的传达，在某种意义上，来自遥远东方的（当然，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传教士信札，变成十五世纪以来，欧洲了解东方的重要途径。这些由耶稣会传教士们发自异国的来信，首先在欧洲的教会机构内得以传播，然后又在上层社会的王公贵族、知识分子和新兴资产阶级中间散播开来。

几乎与这些书信同步，法国开始陆续整理并出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耶稣会士书信。其中最著名的出版家，就是法国的佩雷·杜赫德。在他1711年接手出版耶稣会士书信之前，《耶稣会士书信集》已经出版了八卷。到了1743年其父亲去世时，已出版至十八卷。

王致诚在来华之前，就是通过这些卷帙浩繁的书信集来了解中国的。这些来信不仅给了他关于这个国度真实的信息和无限的想象，还启迪他在日后的传教生涯里，也以书信的方式，将自己的见闻告诉给欧洲的朋友。他或许没有想到，他自己于1743年11月1日所写的信札，会被收录到《耶稣会士书信集》中，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这封谈论中国皇帝与宫苑园林的书信《帝都来信：北京皇家园林概览》（A Paticular Account of the Emperor of China's Gardens near Pekin，后文简称《帝都来信》，图1），竟然在欧洲引起了巨大轰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