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其深深吸引，因为我在世界其他地方都未曾见识过与之相类的。若通过我的这些描述，会令您对之有所体悟，我将备感荣幸。但我也自知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的一切，与我们所熟知的建筑方式和建造原则皆全然不同。唯一能感受它的方式，就是身临其境。
——王致诚[1]
1738年1月8日，让·德尼·阿蒂雷（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登上了前往东方的远航船。此前，这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传教士还在阿维尼翁耶稣会士们的初修院里作助理修士。来自遥远东方古老帝国北京教区的请求说，那里需要一位熟稔绘事的画家，能够服务于帝国的皇帝，以便为在古老帝国的传教事业提供重要的支持。
阿蒂雷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远航竟会是一次如此漫长的旅程：此后的三十年间，他一去不返再也没能回到欧洲故地，永远地留在了那个遥远神秘的东方国度——中华帝国。那时的中华帝国，正值满族统治下的清代，史称“康乾盛世”的时代。尽管他从传教士前辈们的书信中对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已有相当的了解，但真正登上中华帝国的土地仍令这个年轻人兴奋不已。
1738年8月8日，在经历了整整七个月的海上航行之后，阿蒂雷抵达中国，更名为王致诚（或巴德尼）。很快，他便与其他一并前来的传教士们被安排进京，觐见皇帝——刚刚继位三年的年轻的乾隆皇帝。这次觐见开启了他在东方古老中华帝国的传奇之旅。
五年之后，当他写信给远在巴黎的朋友，回忆这段漫长的觐见之旅时，还如此记忆犹新：
我们前往北京，这或许是神的使命，也可能是中国皇帝恩准的。一名官员受命与我们接洽。他竭力使我们相信，他会承担我们的开支，可最终却只是说说而已，因为几乎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自掏腰包。一半的行程是水路，吃住皆在船上……因为他们说此乃教养和礼仪，这于我们而言，实在是太古怪了。
但是，整个行程并非如他想象的那般顺遂，甚至充满了监视和胁迫，(www.xing528.com)
我们不能下船登岸，甚至不得在沿途撩起舟侧舷的帘子，一探这神秘帝国的样貌……此后的一段旅程，我们更形容其如同囚笼，而他们则乐于将其称为坐轿子。白天我们在轿子里，终日被禁言。到了晚上，我们又被带到客栈 （那是多么糟糕的客栈啊）。我们在整个行程中没有获得更多的信息，甚至对这个国家仍一无所知，还不如在房间里安静地睡大觉。就是这样，满怀着未被满足的好奇心，我们来到了京城。
接近两千英里的行程持续了多久，他并没有留下更多的话，他只知道，此行的目的地，是帝国的都城——北京。而在抵达帝都北京之前，他们由南至北，几乎穿越了整个国家，旅途中他们受到的管理严苛得有些不近人情，帝国的风貌与传统，也与他们之前从传教士信札中获知的如此不同，甚至有些令人失望。他继续写道：
他们所言非虚，我们先前穿越的，乃是这一帝国破败不堪的地区，尽管行程接近两千英里，漫漫路途之中并没有太多值得去注意的事物，甚至没有任何纪念碑或宏伟的建筑物。所谓价值与美，除了存在于一些为神像而修建的寺庙和一层楼高的木构建筑外，似乎就存在于其中糟糕的绘画和稀松平常的粉饰中。其实，任何一个见识过法国或意大利建筑的人，对世界另一端的这些所见，都会有味同嚼蜡之感。
他甚至还不知道，这次几近枯燥、充满失望的长途跋涉，只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当他们一行人抵达北京时，这些沿途所见识的风土人情、建筑与绘画，都迅速被帝都所带来的震撼与赞叹所取代。之后，王致诚在他写给欧洲的书信中，一再向欧洲的朋友描述这个远方国度的神秘与富庶、建筑与宫苑的宏阔与精美，当然，还有他与皇帝之间的逸闻趣事。
王致诚自己也并不清楚，他在书信中对清代皇家园林的描述，意外地引发了欧洲对古老东方帝国的想象，甚至，影响了欧洲对中国的具体看法。作为一位想要在中华帝国开展传教事业的传教士，他的东方来信，竟在日后，成为东方与西方、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见证，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的传奇。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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