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在通读完此书后,应该能够看出贯穿通篇的作者立场和看法。比如第八章的另一个重要归纳就是南海贸易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很多方面。首先在定义方面,作者在前两章就曾提出“南海贸易主要是一种经营中国南方和印度支那物产的沿海贸易”[5]。从本文涉及的时段来看,这一概括性认识应当是准确的,如果结合作者其他的论点来看,这一定性似乎还有一种对于将南海贸易的范围过度放大到今天整个东南亚地区的限制。当然这也与作者所处理的时段相关,毕竟本书所述内容只能算是历史上的南海贸易的“前半段”,尤其在前几章,读者可能会疑惑,为什么本书似乎对中国沿海地区的描述多于直接的海上贸易本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常常能将海上贸易同陆上经由丝绸之路与中亚地区之间的贸易联系起来,比如他指出,当中国南方出现割据政权而无法经由陆路交通时,就会面临更大的海上贸易需求的压力,这样作为整体的思考更能提出一些洞见。
有关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角色,作者的立场非常明确。总体上他认为中国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处于“被动”地位,并且只扮演“有限”的角色,这种局限性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贸易所牵涉的人群,作者认为南海贸易在大部分的时期都只是为了满足极少数精英群体的特殊需求,与广大老百姓关系不大。其次是中国商人的位置,作者认为中国商人基本上只扮演“代理人”和“中间商”的角色,他们对远洋贸易本身并无兴趣,更多地是由港埠和市场充当“运送者”。基于这种认识,作者还辨析了诸如史料中记载的“中国船”其实不是来自中国的商船,只是载有中国货物的船只,上面可能并无中国人。文中还多次论断,中国商人在南北朝之前可能从未到达中南半岛之外的锡兰和印度,而7世纪以前,中国和波斯并无直接的海上贸易,文献中出现的“波斯人”可能只是马来人。即使是中国派出去的使团,更关心的也只是送出去而不是拿来什么。作者对这种“有限接触”进行了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中国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交通条件的落后和商人地位的卑下造成的。(www.xing528.com)
本书还有不少其他特色。比如书中尤其注重历史上的印度与南海诸国之间的关系,并且印度与中南半岛的接触、通商常常与中国形成竞争关系。作者认为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印度更占上风,他们更擅长也更多地实际介入了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活动,并进而对该地输出政治和文化的影响力。作者的这些见解是其他同类作品中不多见的,这或许和作者长期居住在新马地区的切身经历及对当今社会的现实观察有关。作者还打破了传统叙述,对于所谓来华使团的性质进行了辨析,认为他们未必是正史中所描述的称藩和纳贡的使者,更多地是基于平等贸易关系的建立而派遣的通商使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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