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研究：唐代岭南的海洋史视角

胡耀飞^[1]

摘　要：王承文先生的《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是一部值得传之久远的著作，对于我们认识唐代岭南地区的汉人族群、溪洞社会，以及南选制度、雷神信仰，乃至对交州的经营，都有重要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若能将“环南海”的地域范围更加坐实，进一步关注唐代南洋诸国，就更能名实相符。

关键词：王承文　环南海　岭南　唐代

在南海问题不断起伏的今天，探讨历史上的南海，无疑会让人觉得有追逐热点之嫌。但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学术领域是随着自身的能力与兴趣而确定的，并非由现实所左右。本文所要评介的王承文《唐代环南海开发与地域社会变迁研究》（中华书局，2018年）就属于这样一部能够传之久远的著作，并不会随着热点议题的冷却而减少其学术价值。

该书篇幅巨大，共计上下2册，91万字，除了序说、跋语，共分6章，下有19节。基本上，每一节都来自作者的一篇已发表论文，故至少有19篇论文。而作者的每篇论文基本上都是洋洋洒洒三四万字，故而加在一起十分可观。当然，这样一种编排，虽然从章节上看较为像一部专著，但实际上仍然是一部专题性论文集。加之许多文章撰写于不同时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史料运用、论述分析和观点表达上的重复。由于作者并未给出每节内容最初发表期刊的情况，故可以先梳理这19节内容的发表情况，用以粗略揭示作者的写作时间。

续　表

其中，除了第五章第七节《唐五代北方家族向岭南移民的重要影响》，类似于发表在《唐研究》第2卷的《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但又无法完全对应外，其余已发表论文都能在本书中找到类同章节。正文之外，该书序说中的一节《关于中古岭南“溪洞”和“溪洞社会”的含义》，也曾有类似的内容，以“论唐代岭南‘溪洞’和‘山洞’的开发”为题发表于《人文杂志》2018年第5期。

综观该书内容，其主题可大致归纳为四个方面，以下分别归纳其学术成就。

第一，关于唐代“南选”制度与岭南南部“溪洞社会”，主要在第一章。

唐代岭南地区的溪洞社会，是研究唐代岭南地域史无法绕过的话题。无论是从中央视角下对岭南的征服，抑或是地方视角下看岭南自身的社会发展，都必须正确认识溪洞社会。对此，作者首先在序说中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了“溪洞”和“溪洞社会”的含义，认为所谓“溪洞”并非山洞，而是山谷河流地带的农耕性村落。（第39页）这在字面意义上破除了读者对于“溪洞”的误解，从而将萦绕在“溪洞”身上的迷雾给拨开了。在这一前提下，即可继续讨论“溪洞社会”的历史，作者通过甯氏家族、南选制度和奴婢问题，进行了个案式探索。作者认为，以甯氏家族为代表的岭南地区北方南下的家族在南北朝魏晋隋唐初期经历了“蛮夷化”的过程，（第101页）这是在认可他们的北方渊源前提下所提出的。随后，作者又探讨了进入唐代后，唐廷针对岭南、黔中等南方偏远地区设置“南选”，用以深化这些地区（不包括羁縻州）的州县治理，从而逐步导致岭南溪洞豪族势力的衰灭。（第131页）当然，作者也指出，唐后期“南选”制度的逐渐消失，虽然部分是因为岭南州县的逐渐流官化，但更主要在于地方官员的选拔已经转移到地方藩镇，且反而出现了地方豪族再次把控地方官额的回潮现象。（第207—219页）

第二，关于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开发和社会变迁，主要在第四、五章。

唐代岭南地区的开发与社会变迁，离不开陆续南下的北方家族的功劳，这一过程从中古一直到明清都在持续深刻地改变岭南的“文化意象”以及岭南以外人对岭南的印象。因此，作者通过两章的篇幅，对各类家族进行了梳理，包括唐玄宗时期宰相张九龄所属始兴张氏家族、唐德宗时期宰相姜公辅所属九真姜氏、唐懿宗时期宰相刘瞻所属桂阳（连州）刘氏等三大宰相家族的南迁及显宦情况，唐后期北方移民家族对岭南科举的影响，南汉王室家族的北方渊源及对南汉政治和文化的影响，等等。在这些研究中，作者颇为强调科举对岭南地方人物的拔擢之功，以及这些人物中科举之后在全国各地的仕宦经历对于改变岭南以外人们对岭南的固有观念的影响。（第708—755页）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这些家族的研究，大量利用了后世的地方史志和家谱，并予以考辨，用于揭示早期史料所不载的历史信息。这对于史料缺乏的中古史研究而言，其实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史料发掘手段。正如作者所说：“正史等资料对宋代以前的岭南记载非常匮乏。而地方志资料一般都具有沿袭前代的特点，往往在一定意义上能补正史之阙。我们在使用这些资料时，既应对其史料来源做仔细的梳理和甄别，然而也不能轻易地完全否定其史料价值。”（第596页）

第三，关于碑刻所见中央王朝对交州地区的经略，主要在第二章。

唐代岭南的研究，离不开对目前已经不在中国版图内的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关注。当然，学界讨论唐代岭南，其实也并未因此而忽略之。加之近代以来，越南阮朝与清朝的朝贡关系的存在，以及西方殖民浪潮下越南与中国之间为反殖民而产生的依存关系，更使得相关研究无论在政治、经济层面，还是文化交流层面，都难以绕开越南。对该书而言，也是如此，特别是作者通过对越南现存隋大业十四年（618）的《大隋九真郡宝安道场之碑文》、越南新出隋仁寿元年（601）《舍利塔铭》以及传世的唐咸通十一年（870）立《天威遥碑》的研究，分别讨论了不见载于正史的隋末唐初九真黎氏家族在交趾地方的影响力，隋朝通过颁赐舍利所体现的对交州统治的影响程度，以及高骈开凿天威遥所体现的中古时期合浦和交趾之间的海上航道对两地之间交通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大体而言，作者通过碑刻来梳理隋唐时期在交趾地区的统治，颇为成功。不过碑刻毕竟是时间点的截面，无法从整体上还原整个隋唐时期的交趾情况。特别是唐朝在交趾地区统治的最重要的机构——安南都护府和静海军节度使府的具体设置和运转情况，作者并未专门关注。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已有陈国保《安南都护府与唐代南部边疆》（云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即将正式出版，值得期待。(www.xing528.com)

第四，关于唐代岭南地区的经济形态与社会文化，主要在第三、六章。

岭南地区作为唐朝境内颇为独特的一个地理单元，有多重面相，除了作为南部边疆，也是唐朝的财赋区。这一财赋区的确立，主要基于岭南地区的金银产出，以及广州、交州作为重要港口的海外贸易收入，而非像另一个财赋区江南东道那样主要基于农业开发。由此，岭南地区也就成为兼具财赋区和防御区双重意义的地域。笔者曾在前人基础上梳理“黄巢之乱”以前的唐代藩镇类型，其中岭南道分属西南一度御边（财源）型（包括桂管观察使所辖、容管观察使所辖、邕管观察使所辖、安南都护府所辖）和东南长期财源型（岭南节度使所辖）。^[2]这一划分，也正体现出岭南道的双重特征。作者在该书第三章中对于岭南地区金银生产和流通的考察以及对经略交州的论述，则正好印证了岭南地区的这种多面相。更进一步，经济形态的非农业化和地处边疆的非内地性，造成了岭南地区独特的社会文化。这类社会文化，主要体现于地方神灵体系的存续，作者在第六章所讨论的雷神信仰，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浓厚岭南色彩的地方信仰。

综观该书，作者主要利用碑刻、方志、家谱材料，对唐代及前后时段的岭南地方进行了研究，涉及溪洞豪族、北方渊源的南迁家族、岭南地方意象以及沿海信仰等话题。从整体而言，该书值得借鉴的内容颇多，笔者感兴趣的是对单一家族的姓氏进行溯源。作者在该书多处涉及岭南地区各种家族，不可避免地会关联该家族的来源问题乃至该家族之姓氏的起源问题。中古时期，世家大族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讨论更多的是该世家大族在中古时期兴盛的情况，而少有追溯家族姓氏起源者。因为在中原地区，大多数姓氏从起源开始即居住于某地，不必特别指出源流问题。但对于岭南地区而言，许多豪强的姓氏多来自北方，而非起源于岭南当地。因此，讨论岭南地区的家族，姓氏起源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即需要解释何以起源于中原的姓氏会出现于岭南地区。作者对甯氏家族的讨论中，花费了许多篇幅梳理了先秦时期的甯氏家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第54—64页）当然，岭南地区的大族，虽然大部分都是来自北方的姓氏，但也有少量本地的姓氏，这方面还需要作者继续梳理。

在该书重要贡献揭示之余，笔者也在此揭示一些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首先，关于本书的研究对象，作者在书名中使用了“环南海”一词。初读之下，会让读者觉得，是环绕今中国南海的一圈，且在当今国际话语下，“环南海”包括了中国、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等国家。但在唐朝的时间概念下，似乎并不适合使用“环南海”来概括该书所关注的岭南地区，毕竟如作者所引杜佑《通典》的看法，岭南地区在唐人眼中位于“五岭之南，涨海之北”（第4页），仅包括今天中国南海的北缘和西北缘陆地。且在唐朝，似乎也没有“南海”这一现代意义上的地理概念，更多情况下只是泛称为“海”。

其次，作者在行文中其他一些概念的运用上，多次使用一些较有争议的词语，恐怕需要斟酌。比如第3页提到：“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其后又经过多年大规模征战，在岭南设置了桂林、象、南海三郡，正式将岭南纳入帝国的版图，封建制度亦随之在岭南开始建立。”这里出现的“封建制度”，也是近代以来从西方学界引入又被误用的一个词语，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历史上，其实并不存在类似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度。

以上概念问题，虽然无关该书主旨，实则与该书立论基础有重要关系。因此，在概念误用的情况下，如若不及时纠正，会对具体的论述产生误导。对于唐王朝而言，其对岭南地区的统治虽然多有重视，但不如对北方草原地区的关注，更谈不上“环南海”的开发。事实上，岭南地区对于唐王朝而言，属于边疆地区。唐朝对岭南地区的政策，也符合其对其他边疆地区的常用策略。这一时期的岭南，地方溪洞社会与北方流官、移民之间尚处于互动过程中，一方面是溪洞社会极力证明自己的北方渊源，另一方面是唐廷通过“南选”等手段不断加强对溪洞社会的控制，从而逐渐将“南选”地区纳入“北选”范围。对于唐廷而言，这是一个边疆开发过程；对于岭南地方而言，这是一个努力融入统一王朝的过程。明了此点，可知研究唐代岭南地方社会，恐怕无法冠以强调南海的“环南海”这一范围概念。

诚然，“岭南”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北方中原人视角下的地域概念，指五岭以南地区。而且岭南历来被视为瘴疠之地，是流放罪犯和左迁贬官的场所。作者提出“环南海”这一概念，即试图突破既有的印象，是为有益的尝试。但纵观全书，真正涉及南海的文章不多，且论及南海的也只关注到南海北缘的沿海地区。即便是作者极力讨论的沿海雷神信仰，这种信仰事实上也与沿海与否并无关联，因为它指向的是来自天空的雷，故而地面是否沿海并不重要。对于唐代的岭南来说，作为瘴疠之地以外的第二大印象是海外贸易的兴盛之地，但该书对此的相关论述不多。作为海外贸易的重要场所，广州和交州两地对于岭南地方的溪洞社会产生了何种影响，作者并无专门论述。

其实，根据明清史学者的梳理，岭南社会的自我意识，在明代中期以后才日渐凸显，从而改变了其他地域之人对岭南的印象。^[3]而在此之前的岭南，只能说是配合中央王朝统治的边疆地区，不仅难以从自我意识角度揭示唐宋岭南的情况，更无法从海洋角度全面讨论所谓“环南海开发”。不过瑕不掩瑜，对于岭南研究而言，真正的海洋史视角需要后来人继续予以开拓。

【注释】

[1]胡耀飞，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2]胡耀飞：《黄巢起义对晚唐藩镇格局的影响》，《文史哲》2017年第4期，第134—135页。

[3]相关讨论，参见赵世瑜《“岭南”的建构及其意义》，氏著《在空间中理解时间：从区域社会史到历史人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