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勒密—罗马埃及对东贸易路线的历史演变：海洋文明研究

韩雪飞^[2]

摘　要：希腊化时代以来，随着托勒密王朝的崛起，东地中海的贸易中心逐渐向亚历山大里亚转移。而罗马帝国建立后，亚历山大里亚、尼罗河、埃及东部沙漠以及红海西岸港口运输的兴盛，更加巩固了埃及对于帝国与东方贸易的转运地位。

诚然，由罗马经小亚细亚、阿拉伯到印度的帝国对东陆地贸易路线是几千年来沟通东西方的重要通道。但罗马帝国时期，厚重的历史积淀以及造船航海技术的发展，埃及内部陆运与红海印度洋海运的结合在帝国与东方的交流中愈加重要。梳理罗马帝国时期东部沙漠的运输情况及以贝莱尼克（Berenike）与米奥斯·霍尔莫斯（Myos Hormos）为代表的红海沿岸港口，或可进一步深化对罗马帝国贸易情况的了解。

关键词：托勒密—罗马埃及　东部沙漠　红海港口

经济是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包括直接生产以及由此衍生出来并受其决定的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由原产地生产出来的商品，在自然经济占据主导的情况下，除了大部分自给自足外，可以在本地或者附近形成小规模的交换和再生产过程。(www.xing528.com)

传统观点认为，运输亦或是贸易，起到了沟通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桥梁作用。地中海地区受到诸多自然条件的限制。尽管海上运输要受到自然条件、海盗等因素的影响，但整体而言，陆地运输要比海上运输昂贵得多，如琼斯（A.H.M.Jones）以戴克里先的《价格上限法令》为例，利用成本运输法推算出来，陆地运输比海上运输贵34倍之多。^[3]芬利结合自身的贸易、经济理性、生产专业化等观点，也提出了“大部分的必需品都是大宗的——谷物、陶器、金属、木材——因而除非它们直接与水道相通，城市是不能自己外延出食物生产的”^[4]。

而这种传统的假设，是以当时的运输全部系雇佣为基础来考量的，而依据的只是只言片语的法令与记载。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y）的应用在经济史研究领域日益广泛，而前者更加注重交易成本，即在建立商品交易过程中，没有被交易人考虑到而损耗掉的成本。由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配置的，交易费用理论表明交易活动是稀缺的，市场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也是冒风险的，因而交易也有代价，从而也就有如何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问题就是经济效率问题。所以，一定的制度必须提高经济效率，否则旧的制度将会被新的制度取代。

而对于地中海世界而言，运输成本，即交易费用的一种，事实上并不重要。因为农民、商队完全可以依靠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资料和运输工具，特别是牲畜。而罗马的贸易运输形态，必定是更加全面、生动而又复杂的。单一的运输方式，无论是穿越西奈半岛、中东、小亚细亚的陆地商路，还是尼罗河及其运河的船运，亦或是《红海周航记》中沿着红海、印度洋近海的海上贸易，都是彼此相互联结，共同组成了某种更大规模的综合贸易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