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国内“米骚动”风潮发生后没过几日，日本驻华公使馆参赞船津辰一郎即在1918年8月13日会见了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陈箓。在会谈中，船津先介绍了日本“米骚动”后米价腾贵、民生疾苦的一般概况，然后以得到中国无锡商务总会欲联合各处商会要求开弛米禁的消息为由，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允准开弛米禁。船津在此前还打听到江苏的存米尚有两三百万石，而陈箓对于船津的要求没法立即予以答复，因为他只是负责外交事务的次长，米粮弛禁需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允准方可实行。所以陈箓一方面表示“禁米出境本系中国旧例，深恐米价一高，人民感受影响，现在情形或有不同”；另一方面他表示需要等到国务会议召开时才可以最终商定是否能够开弛米禁。[18]
船津所得到的关于江苏尚有两三百万石存米的消息基本上是属实的，这两三百万石存米实际上指的就是当时无锡一地的存米。无锡商会发起联络各省商会要求米粮弛禁一文中曾经明确表示：“锡地有米谷二百余万石之多，不仅仓厂满储，几无隙地，并致新麦无栈可堆。”[19]
北京政府国务院在1918年8月17日召开了专门会议来商讨粮食弛禁问题，对于日本方面的请求，北京政府的态度是酌情商办，但仍需与各省协商后方可决定。[20]此处所谓的各省实际上主要就是江苏，北京政府在会议后准备以江苏系产米之区为由要求江苏酌量办理米粮弛禁。不过北京政府后来没有立即发出开放米禁的电文，而是由北京政府农商部致电苏省当局要求调查苏省各属米价、存数，此举使得江苏的米商们认为江苏很快就会开放米禁，所以开始囤积居奇，苏省的民食供给也因此受到很大影响。[21]苏省当局在得知部分米商囤积居奇，企图借米禁开放获利的消息后，发布公告，希望米商们能够顾全大局，不要破坏苏省维持米禁的现状。[22]
北京政府之所以没有立即向江苏当局发出酌情开放米禁的电文是因为北京政府国务院阁员之间意见有分歧，部分阁员认为应该等到日本的正式公文到达中国外交部后，方可与江苏省长进行接洽。[23]
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在8月21日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正式发出照会，希望北京政府能够允许运米赴日，以示睦邻之谊。[24]在发给北京政府外交部的照会中，林权助以当时中国内地谷价下跌，农民生活困难为由，希望中国政府能够解除米禁；而且林权助还把开放米禁的对象限定在江苏，因为他此前得知苏省还有二三百万石的余粮；而对于运米赴日的具体方式，林权助建议由日本指定的商人来完成。为了使得米禁尽早解除，林权助还在照会中表示已经私下里拜会过北京政府的国务总理，并从国务总理处得知苏省省长是有意开放苏省米禁的，但是苏省议会则以“颇反民意”为由表示难以同意，因而林权助希望北京政府电饬苏省当局从速实行弛禁。[25]
实际上林权助的部分说法并不可靠，比如他所说的江苏省长有意开放苏省米禁就并不符合事实。
在林权助正式向北京政府提出开放苏省米禁以接济日本民食的诉求后，北京政府电令苏省当局，希望江苏能够酌定一百万石运往日本。[26]时任江苏省长的齐耀琳在8月29日致电北京政府，致电的具体部门包括了所有与米禁相关的机构和个人，其中有大总统、国务总理、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农商部和税务处，齐耀琳在电文中没有与中央政府进行任何客套，电文开头就讲“风闻中央有派员来苏购运粮食出口之说”，足见齐耀琳闻讯后之震惊程度。齐耀琳在函电中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反对苏省弛禁米粮的态度，反对的理由包括：其一，粮食供给乃“民食所关”“治安所系”；其二，按照《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十四款规定，苏省的米粮出口尚在禁期之内，按照条约尚且不准运往通商别口，更不用说运往别国了；其三，若突然弛禁，势必会导致米价上涨，老百姓必然会受其害。齐耀琳还在电文中说明了苏省存粮无多，并且进一步解释了即使秋收后也没有把握接济别处，原因在于当年“江北多蝗，江南患螟”，“徐淮海各属屡遭匪患”等。[27]齐耀琳从1914年开始就任江苏的巡按使，后来又做了江苏省长，到1918年年底的时候，已经连续担任苏省行政领导人近五年，所以对苏省的情况是比较熟悉的。而且此前齐耀琳就办理过与英美的交涉，交涉内容就涉及过苏省米粮弛禁的问题，所以在如何处理外来诉求方面，他也是非常有经验的。(www.xing528.com)
因为开放米禁还涉及运米护照的发放以及地方商民利益的维护，而运米护照的核发和商民利益的维护在当时分别属财政部和农商部的管辖范围。所以外交部在收到林权助的照会后，立即致电财政部和农商部，询问应该如何办理。[28]
农商总长田文烈很快就回函外交部，田文烈援引江苏省长齐耀琳所说，认为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所说江苏省长有意开放苏省米禁的消息实则为林权助误会所致。而且就林权助所坚称的苏省存米达两三百万石的内容，田文烈解释为系上海等处米商在无锡所寄存，并非苏省本省之存粮，田文烈也认为“米禁事关地方要政，何敢轻许日使”。农商部还在电文中透漏了一个消息，即他此前曾经派人赴江苏调查产米情况，所得出的结论是，即便是丰年，苏省的粮食也是供不应求，更不用说歉收之年了。因此，田文烈建议外交部“婉予谢绝，俾苏民困”[29]。所以，不管是北京政府国务院、外交部还是农商部，都谈不上已经同意了日本方面提出的开放苏省米禁的请求，但是却有舆论指出日本的请求已经获得北京政府的允准，而且林权助已经写好了感谢信，准备向北京政府表示感谢。[30]北京政府同意日方开放米禁请求的消息迅速传播，江苏各属每天反对弛米禁的通电多达十余起。[31]就在北京政府内部针对苏省米谷弛禁一事进行磋商的同时，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向外交部发出照会，以“条约所载，如准何项米谷载运出口，则应视该禁业已废弛”为由，建议苏省取消米谷出口禁令。朱尔典还说明了占苏省存米总数十分之八的无照之米已经被运出苏省，但是苏省官长却不知晓。朱尔典在照会中还提到英国驻南京领事对苏省1918年的秋收调查的结果，根据英国领事的调查，1918年“苏省秋收甚丰”，因而朱尔典认为江苏省长关于“本省产米供本地民食尚虞不给”的观点不符合实际。[32]朱尔典的照会使得中日之间的交涉更加复杂。
北京政府外交部是在收到了日本驻华公使的照会后做出反应的，而当时中国驻日公使实际上比外交部更了解日本“米骚动”的真实情况，所以驻日公使的态度对于北京政府决定是否开放米禁就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当时的中国驻日公使是章宗祥，章宗祥在得知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开放米禁的消息后，于8月底就开放米禁事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章宗祥认为如果能够限制输出米粮的数量以及输出的期限，则对于中国是没有损失的，对日本也是有益的，而且中国可以借开放米禁协济日本的机会感动日本民众，这对于中日两国的国交也是大有裨益的。[33]章宗祥是晚清民初的著名知日和亲日派，而且他当时所处的驻日公使的位置也决定了他必须做出类似的表态，否则如果他直接表示应该拒绝日本方面的要求的话，那么他在日本将会不受待见，对日外交也就无从谈起。
9月3日，外交部正式回函章宗祥，函电中表示政府愿意向日方提供协助，不过开放米禁一事事关民食，正在与“地方长官查酌供求情形”，以便定夺。[34]不过到了9月4日，章宗祥又向外交部发了一封电报，电报内容不再言及开放米禁、运米赴日的事宜，而是建议政府运米赴日接济在日华侨，章宗祥在电文中建议“政府于一定限制以内，允运华米来东，专供华侨使用”，同时，据章宗祥的统计，当时的在日华侨总人数约一万人，每月所需米粮约四千石。[35]到了10月下旬的时候，因为日本开放米禁的诉求一直未能得到实现，所以日本农相又找到章宗祥，将日本需米甚急的情状告知了章宗祥，并再次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本恤邻之谊”，在限期内输出米若干，以求能够协济日本民食。[36]
在各方都出来表态后，唯独国会没有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国会处理的事务比省议会要繁杂得多，所以国会最迟出来表达意见也在情理之中。北京众议院在9月下旬由数十名议员就政府欲开放苏省米禁、运米赴日一事联名向政府提出质询，在质询的文书当中，议员们指出了江苏米价因为奸商的囤积已经上涨了四分之一，不仅产米的农民未能获得实际利益，城市中的小市民也因为粮价的上涨而受到损害。基于此，议员们向政府提出了几个问题，希望政府在五日之内逐条作出回答。问题包括日本未决定接济米粮之前已有人往日本运米数量达一百万石，未知是否确实；究竟准运若干石，系由何公司承办，系何国商人由何处机关发给护照，曾否查照成案，征收例税外加收特别捐；等等。[37]
在北京政府内部各部门都表态之后，在北京政府内部没有就开放苏省米禁问题形成共识的情况下，事件的当事方苏省的态度就变得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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