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长理财会计之余，知识型主妇亦须懂得时间的经济（节约），“关于一切工作，凡小康以上的家庭，皆付诸佣人的手，但购物一事，总以主妇自任为愈。于冬季每次可购二三日所买者”。接下来，文章描述了一个高度知识化的女性的日常购物经历，“每日之晨当购得一日之食物，以免佣人一日上市数次。当省佣人足力，而佣人在家，亦可多做工作”。食物买回家后，就需要主妇精心烹制，而这一过程也变得严格、合理化、科学化了，从而也可以显出主妇厨艺之精湛。“食物之量数，以加路里量之。买一两猪油所用的钱，可买二两豆油，而加路里亦倍之。”这段描述显然有些过分理想化的成分，所谓按照卡路里含量来配油烧菜更是有些天方夜谭、异想天开了。然而从这段叙述中可以发现，社会上中产阶级小家庭的标准或者理想便是所谓合理化、科学化。通篇叙述中，无论是对佣人买菜的合理规划还是对菜肴烹调的科学搭配，无不透露出对合理化的渴求与向往，甚或达到一种迷信的程度。与之相同，另一篇文章也认为唯有有学识的主妇才能善理家政。一个家庭里面的真幸福，完全是基于主妇，有赖于她“善理财政，那么家庭里的财用，不至缺乏”。如若按照该文的主张和观点，那么一个理想的主妇应该去“时时指点他们（佣人），非精于家政的主妇，非这样，不能有一个合理化的家庭”。有学识的主妇，她对家庭的一切操持，都具有科学化的意味，家庭的健康全靠主妇的学识。支配家庭里的日常生活，“拿食来说。假使规定一元，甲妇有营养学识。按营养成分及各人需要而购买食物，且以极良的烹饪法去烹调它，不但是可口，而且使一家人有丰富的营养。因之全家人得到充分的健康”。因此，“一个平常的家庭，主妇对家政、财用都能极合理化而科学化，反倒是很愉快！”[18]该文的作者也认定一个平常的家庭（这里显然指的是中产阶级小康家庭了）的主妇应该是一个有学识的主妇，而主妇的持家之道必然是科学化与合理化的。这种合理化的观念源自西方思想资源的影响，国人慑服于西方的技术优势，产生了这样一种偏执的浪漫主义想法：传统社会就一定是荒谬的社会，现代社会就一定是合理完美的社会。
然而现实与理想往往南辕北辙，所谓上海中等家庭的主妇，一般指的是上海俚语中“马大嫂”这一类型。一位作者就曾著文调侃过这样一批来自中等家庭的主妇，戏称她们为上海“注册”的主妇。他认为“主妇”的解释，就是“女主人”。从广义说起来，一个女子嫁了男人，成了家庭，她就做了主妇，对外说起来，她就是所谓“女主人”了。但狭义的说法，“主妇”这个名称，必须先有了“仆人”，然后方能产生。南货店伙计的老婆、公司或小机关职员的妻子以及那些贩夫走卒之流的家小们，她们终日要自己洗衣涤菜、煮饭烧茶，她们过着佣妇或比佣妇更不如的生活，从来没福气雇用“仆人”，当然是不配称为“主妇”了。不过，更有一批少奶奶、姨太太们。身畔虽然“婢仆如云”，也不得称为“主妇”，因为她们已放弃了“主人”的权利，家中的一切听任“仆人们”干。随后作者举了一个例子，即他有一位会开玩笑的朋友，曾计划过一张“上海主妇辨真券”，他这样写道：
（一）随便：蓬头也好，跣足也好，可以全不梳妆，也可化妆得妖妖娆娆！
（二）浪漫：她们在夏天，尽不妨汗背心一件，短裤一条，什么袒胸、露乳，甚至隐约可见……她们不放在心上，因为她们自认为不是“礼教的奴隶”！
（三）老练：谁骂她一句，她打你两拳；谁想占她便宜，不是“生意经”！
（四）刮皮：在菜场上，不惜为了一分钱与菜贩争得满脸通红，甚至负气不买……
（五）厚脸：向陌生朋友借钱不在乎，夹了一大包东西上典当不在乎，与买卖旧货的人计较斤两的争论不在乎……
（六）泼辣：一天到晚打孩子、骂娘姨、将丈夫压服……(www.xing528.com)
（七）手腕：方才打过孩子，就给他吃糖；方才骂过娘姨，就唤娘姨抱了孩子同去观电影；方才惹动丈夫生气，又去吻他、逗他、引诱得他笑，使他只好把满肚气愤由两个鼻孔溜走……
（八）能干：家中发生经济恐慌时，她会调度；有何人来客往，她会招待；不论什么难事到来，她可应付……
（九）放纵：早餐十时，午饭二时，夜饭九时，夜点心十二时……不是午睡个整半天，便是叉麻将到天黑，这叫作“上海生活”！[19]
当然无论是对上海“注册”的主妇还是有学识的主妇，家庭会计之第一要务即在于家庭日常消费采购。而这一重任，完全有赖主妇费心操持。社会上的一种流行观念就认为，唯有有才识的女性才懂得如何经济节俭地采购与消费。因为有知识而懂得管理的主妇，她能够“最低限度把每天的食物弄得又经济又合营养，食物用度之多少，主妇可用数法控制它，即主妇须知购买的经济，时间的经济，量数的经济，品质的经济，烹调的经济”。当然除了经济、合理之外，饮食烹调手艺之优劣也是考验一个好主妇的关键，此即所谓之格调了。对于上海小家庭来说，在衣食住行中，还是比较讲究吃的。举例而言，作家郁达夫对饮食讲究造作精细、色味雅洁。他常说：“文章做不出事小，身体养得好好的，这是第一着。”据他的妻子回忆，当时郁达夫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20多石，这可说是中等偏上的家庭了，其中100元都用于吃。当时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1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他们家比鲁迅家里吃得好，主要是郁达夫吃得讲究，所以鲁迅、许广平、田汉、丁玲、沈从文等人常来他家吃饭。尤其是姚蓬子，简直一日三餐都在郁家吃。而郁家夫妇对他们则是来者不拒，一律欢迎。[20]他的太太还继续回忆：郁达夫喜欢吃鳝丝、鳝糊、甲鱼炖火腿。郁达夫家住在上海常德路嘉禾里时，附近就有菜场。他嫌这个菜场小，花式少，一定要其夫人到陕西北路的大菜场去买菜不可。此外，他每天早晨不吃牛奶，不吃面包，只吃泡饭，小菜当然很讲究。他嗜酒如命，每顿必饮黄酒一斤，有时喝白兰地。他经常饮得酩酊大醉。[21]郁达夫对生活品质，尤其是对饮食的嗜好，在上海一般专业人士中并不稀奇。鲁迅就曾讥讽过左联一帮号称普罗作家的人士，其日常生活则充盈着小资情调，如孵咖啡馆、上馆子赴饭局等。
好主妇的要求不但是能下得厨房而已，亦需要入得厅堂。所以“在新时代的家庭里，作主妇的顶好会做几样点心”。按照上海人的待客之道，客人来了，就需要女主人出来招待客人了。常用的家庭甜点一般有香蕉布丁、油酥饼等，而且最好是自己来制作。其原因是，“那些铺子，不是路远，就是价钱太贵。有时吃一顿点心。比吃顿饭的花费还要大，太不值得了”。所以为了经济卫生起见，还是自己动动手，不但价廉物美，“对方吃你亲自做出来的点心，也觉得这主人的待客有十二分的诚意”[22]。主妇社交能力的好坏，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其夫婿的职业升迁与稠密人际网络的构建。而社交能力的优劣很有可能就来自对细节的把握，诸如点心、礼仪等待客之道。在这方面，上海女人的精明和精细是任何地方的人都比不了的。她们精明地道，处理事情能考虑得周全，能把一个问题权衡得非常到位，既保护自己，也照顾他人。除此以外，好主妇还须学会煮咖啡，知晓其中的门径。有一篇文章就专门向主妇们介绍了咖啡的煮法，并将其列为好主妇的必读课之一：“当煮的时候，（一）泡法，是普通的一种方法；（二）煮法，把咖啡放在壶中，加入沸水中轻轻振动，将要沸腾时，再摇动一次。沸腾五分钟后，即可取下。”[23]
除了美食之外，中产小家庭对日常交通也是有自己的一套消费模式的。他们一般不太会选择步行，往往以车代步。近代以来，上海的出租车渐渐流行起来，早期出租汽车主要是居住在西区的洋行职员们出门代步的工具，因为他们每天要从西区到外滩洋行上班，又要从外滩回家到西区，还要经常外出联系。[24]但之后出租汽车业务逐步大众化，在192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颁发的出租汽车执照为493张；到1930年末，公共租界有中、外车行66家，比1928年时增加20家，车辆数增加到541辆；到1941年，仅公共租界工部局登记备案的汽车就有616辆，法租界登记的汽车则有308辆。这是旧上海出租汽车行业所达到的最高峰了。[25]为了招揽顾客，一些车行采取临时、包日、包月等多种租车方式。相熟的老顾客乘用，在用车单上签个名，可到月底一并结账付款。各汽车行还打出“出租汽车，日夜服务”“电话叫车，随叫随到”的广告以招揽顾客。顾客打电话要车，车辆就会很快驶到门口迎接，十分方便。[26]因而出租车在街头到处可见，招手即来。在市区内，不论远近，出租车一律付银洋一元，另给小费一或二角。但一般中产人士还是很少问津，如作家郁达夫在交通上很节约，舍不得多花钱，从未坐过出租汽车。他每次出门，路途远的就坐电车或公共汽车。当时，电车分头等、三等（没有二等）。头等座位是皮制的，坐得比较舒适，车票价格比三等高两三文，所差极为有限，而郁达夫却很在意，偏偏要坐三等电车。三等车多半是拖车，颠簸得很厉害，而郁达夫则处之泰然。路途近的，他就坐黄包车。当时，黄包车很多，一叫就来到面前。[27]对饮食食不厌精且不惜血本，而对交通出行则厉行节约，这种反差暗示了当时少部分专业人士或者职员主要还是更看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或者口腹之乐，而较少考虑出行等。
与家庭消费相伴的则是妇女们越来越多地开始掌控家中的生计投资大权，家庭经济学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由妻子管账渐渐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包含着一种“理性”经济实践的明确表述，而这在传统大家庭体制下是较难想象的。对于这一时期的中产阶级小家庭而言，家庭经济条件的好坏，已经开始渐渐并不全然取决于丈夫的工薪性收入，来自妻子聪慧理财的投资性收入逐渐占据了一定的比重，即所谓的“钱生钱”。有一篇文章的观点就表示，家庭的实质收入来自妻子的善于理财。文章认为：“家庭的实质收入，在形式上是金钱，然而金钱不能直接满足我们一切欲望。”投资的资产类别亦有许多，这就是投资学所谓的资产配置了。如“运用家庭的资本。比如一家有五千元，假若存银行，一年至可得三百元，但是买了房屋，一年可得租金六百元，那么比银行多收入三百元”。所以文章认为一切家庭资本的转换应用若得其法，即可增加家庭的收入，而这种家庭经济的支配，又专赖“主妇贤明的判断”。就这一意义而言，“家庭管理与企业的管理毫无二致，主妇用贤明的办法，征服家庭里的一切危险”。文章最后的结论也就呼之欲出了，即丈夫在外活动为家庭贡献金钱，其妻在内管理家务，增进家庭幸福，夫妇协力经营的经济生活，其效果是相等的。若说“妻子是依赖丈夫而生活的，那么也可说丈夫是依赖妻子而生活的”[28]。将妻子的家庭经济地位或家庭理财贡献提升到如此的高度，无疑说明了妻子在家庭生活中地位的提升。在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中，在公司或机关里工作的丈夫们大多将收入交给妻子管理，因而上海中产家庭的主妇们通常都掌握着家中的财政大权，当然也需要承认，主妇们在理财投资方面似乎的确有着惊人的天赋和头脑。比如在资产配置方面，主妇们似乎很有先见之明，懂得存银行固然很保险，但因风险小，投资收益也很有限；相反买了房屋，坐地收租则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