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口和北海在19世纪中期被辟为通商口岸，只是揭开粤西南地区被帝国主义“卷入”近代化的序幕。1898年，德、俄、英、法等国先后在中国沿海占据租借地，当年4月，法国向清政府提出租借雷州半岛东北部的广州湾，并派遣海军占领，扩大租借范围。1899年11月，经过多番武装冲突和勘界交涉以及中法两国外交谈判，两国最终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又称《中法因租给广州湾互订条款章程》）。[42]法国欲凭此据点推行殖民管治并扩大势力范围。该条约规定：“（清朝）国家允准法国自雷州府属广州湾地方赤坎至安铺之处建造铁路、旱电线等事。”[43]法国有意通过铁路和电线横贯雷州半岛，连接西岸重要港口安铺，进而沟通北部湾，与法属印度支那连成一气。另一方面，遍布海口、北海和龙州等地的法国领事馆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为法国势力范围提供了有力支撑。
1900年，法国将广州湾租借地纳入法属印度支那的行政体系，广州湾法当局的官员几乎全由印度支那当局调派，雷州半岛与越南之政治经济联系在殖民管治的框架内，变得更加紧密。法国学者安托万（Antoine Vannière）指出，广州湾租借地既是屏障和抗衡香港的战略要点，更受时任印度支那总督保罗·杜美（Paul Doumer）主导，被营造成一处“殖民地实验室”，测验如何管治中国人，以图进一步在中国境内扩张法国势力。另一方面，“自由港”的定位使得广州湾与广西、云南和越南等法国势力范围以及华南沿海地区加强往来。[44]由此，在法国殖民扩张的历史背景下，广州湾逐渐发展为粤西南地区的新区域中心。
19世纪以来，法国势力自南向北不断侵入越南，并逐步控制阮朝的内政外交。延续殖民扩张的历史脉络，法兰西殖民帝国为了进一步统治越南全境，必须与其宗主国清朝进行交涉，继而谈判破裂爆发战争（1884—1885），战后两国签订《中法越南新约》，清朝正式承认越南为法国的保护国，自此断绝宗藩关系。而法国占据广州湾之后，又将雷州半岛与越南以新的形式相联系。法国在广州湾早期的殖民管治依靠越南官吏的协助，多位越南人充任通事（翻译）、秘书和法语教师等中低级职位，协助法国官员与当地华人沟通。[45]随之而来的越南籍眷属和商人数量多达千人，后来更在广州湾租借地的首府西营（Fort Bayard）形成聚居社区。[46]为了平定局势，早期法国在广州湾驻军较多，由法国军官从越南东北部的芒街等地招募士兵（一部分是华人），再经海防运往广州湾。[47]芒街所在的海宁省（Hai Ninh）居住着大量原籍钦州和廉州的华人，被法当局划分为“侬族”，而他们也以此为自称，不少青壮年为谋生计加入法军，而在文化上他们却自认为是客家人。由此可见，法国在中越之间的殖民扩张活动，深深影响着人口的流动和身份认同。[48]
孖地公司经营的海防—广州湾—香港航线受法国政府津贴补助，其中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运送军事人员和物资。1900年，私营性质的孖地公司旗下之东京航运公司（Tonkin Shipping Company）获得法属印度支那政府为期十年的经营合约，既为了图利生财，也要服务于政治目的——将广州湾打造为法国在东亚的航运中心和军事前哨站。保罗·杜美曾宣布将广州湾辟为“自由港”，意图吸收周边地区的进出口货源，但其1902年离职返国后，继任的印度支那总督对大力建设广州湾欠缺兴趣，加上孖地公司受制于定期航线，不能如德商捷成洋行（Jebsen）和英商太古洋行等竞争对手那般灵活适应市场需求，最终在一战后惨淡收场。[49]
孖地公司经营航线之失败，不仅是因为受限于法国殖民当局的种种约束，从商业竞争的角度分析，还败于华商在地方社会的力量。广州湾租借地的商业中心——赤坎埠，自清中期以来被潮州、福建和广府等地的外来客商牢牢控制，其经济腹地深入雷州半岛乃至更广泛的粤西南地区。[50]这些客商的大宗进出口贸易主要连接珠江三角洲、潮汕和长江下游地区，广州湾的外籍商行甚少。随着香港的崛起，广州湾某种程度上变成其“卫星港”，加上雷州半岛出产的商品与越南出口的商品互通性不强，因此广州湾与海防的贸易难以提振。但是，鸦片贸易（以及走私）作为殖民当局的重要财源，“特殊地”将法国势力范围内的越南、中国云南和广州湾相联系。不论是走私活动，还是法国殖民当局财政收入所依赖的专卖制度，都足以证明西方帝国对区域往来的深层次影响。[51]广州湾租借地的发展较为缓慢，1902年保罗·杜美离任之后，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不愿大幅投资和开发广州湾，军港建设亦告搁置。而法国殖民主义所鼓吹的“文明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也只在教育方面略有进展，为法当局培养若干来自当地的行政人员。[52](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期，广州湾逐渐取代早先开埠的北海和海口成为粤西南地区的首要经济中心。印度支那法当局对于投资广州湾的态度摇摆不定，各项建设乏力。但自由贸易港政策和相对安定的治安环境，加上港口和公路等方面的基础建设，促使20世纪初粤西南的资源向广州湾汇集，华商势力持续增长。1928年广东省政府南区善后委员会指出：
高雷钦廉暨广西郁林、博白、陆川各属货物，自法人租借广州湾之后，极力经营，货物出入，征税极轻；水东、海康、北海各处，则海关厘金府税之外，近复增设内地税局，税项繁多，货价增涨，故同一物品，而水东、海康、北海所售价目较之广州湾相差甚巨，商人利其价廉，争相趋赴。而水东、海康、北海商务，遂日形衰落……查广州湾货物运销内地：一由吴川之石门、黄坡而达高州各属，一由遂溪之沈塘而达海康，一由遂溪、廉江而分达钦、廉、郁林各属。海洋方面，则沿海各地，偷运入口，辗转贩销，广西腹地，亦渐达到。不早谋抵御，则梧州亦将同受其害。[53]
观诸殖民史的视野，近代广州湾的华人和越南人（以及越南华侨）皆是法国殖民管治之下的“被统治者”；由于法属印度支那的特殊背景和历史脉络，又使得一些具有专业知识的越南人在法国殖民管治广州湾之初，某种程度上充当了传播西方文明和科学技术的角色：他们既是协助法国人管理广州湾的辅助者，也与一些当地华人精英合作，结成利益关系。相对于中国沿海其他殖民地、租借地或租界，广州湾租借地的发展颇为缓慢，但相对有利的地缘环境和略有规模的港口建设，促使进出口贸易持续增长，经济联系辐射粤西南地区的广阔腹地。法国人在广州湾的经营并不成功，但与当地实权人物在殖民管治和贩卖鸦片等方面的合作，推动广州湾逐步发展为粤西南地区新的区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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