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部湾航线及其经济影响

自放鸡而南，至于海安，中悬硇洲，暗礁暗沙，难以悉数。非深谙者，莫敢内行。而高郡地方，实借沙礁之庇也。雷州一郡，自遂溪、海康、徐闻向南，出四百余里而至海安。三面滨海，幅阔百里，对峙琼州。渡海百二十里，自海岸绕西北至合浦、钦州、防城而及交趾之江平万宁州，延长一千七百里……海南西路沿海，惟澄迈之马袅港，儋州之新英港，昌化之新潮港，感恩之北黎港，可以湾泊船只。其余港汊虽多，不能寄泊。而沿海沉沙，行舟实为艰险。^[28]

据陈钰祥研究，位于越南北部邻近钦州的江坪是“治安真空”的港口，越南西山集团控制经白龙尾岛驶往廉州和雷州的航线。^[29]安乐博同样认为，海盗无法独立于私货港口和黑市交易，陆上联系仍然十分重要，黑市贸易中心与合法交易中心在经济体系中相辅相成。江坪位处中越边界，聚集游走于法外之人，因而商贸兴盛一时，直至被官方摧毁。但自广东海岸沿着北部湾海岸线至越南顺化和西贡以南地区的航线（其中包括雷州半岛的三合窝和海安等港埠），并不因此中断。^[30]为了避开盘踞此地的海盗，一些海商开辟从越南中圻经海南岛东南绕行到广东沿海的贸易线路，以保障安全。^[31]由此可见，北部湾的航线充满自然和匪盗的危险，即便如此，海商仍活跃其间，利益推动并维持着海上联系。而从意识层面上看，国境或边界对于海商或海盗而言，简直并不存在于他们的观念之中。

中央王朝倾向于维持局势稳定，一律禁止不法活动，因此清廷并不乐意接受从越南而来的海上贸易，而是强调使用两国陆路边界的互市市场，并规定朝贡路线从广西陆路入境。虽然清朝拒绝给予越南进行常态海路贸易的权利，越南还是借着以官船送回遭遇风难的中国人或朝贡的机会，进行偶发的官船压舱货物免税贸易，这一类行为数度见载于道光年间的官方史书。另一方面，中国商船前往越南贸易，则不受禁令影响。^[32]廖淑敏认为，18至19世纪的清朝建立了相当完备的海难救助制度，这也反映了广东沿海中外交往之频密。如雍正七年圣谕：

粤东三面距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估携资置货，往来贸易者甚多，而海风飘发不常，货船或有覆溺，全赖营汛弁兵极力抢救，使被溺之人，得全躯命，落水之物，不致飘零。此国家设立汛防之本意，不专在于捕盗贼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欲熏心，贪图财物，每于商船失风之时，利其所有，乘机抢夺，而救人之事，姑置不问。^[33]

从官方规管角度来看，《粤海关志》关于货物征税的税则，反映北部湾地区的钦州、廉州、雷州和琼州的密切商业往来，主要交易各类土产。在廉州正税口条目下，记载血藤出口越南江坪，琼州的外馆则处理东京等地区的进出货物挂号。^[34]粤海关在雷州半岛西北部，隶属高州府石城县的安铺（旧称“暗铺”）设立挂号口，在此之前，由于当地的海防战略需要，康熙元年已设立安铺炮台。^[35]据《湛江市志》记载，安铺港始建于明正统九年（1444），清初设有渡头两处，后增为四处。清代安铺货运以黄糖、咸鱼和烟叶为最大宗，大量渔船停泊和销售渔获。船只来往于北海、海岸、钦州、防城和越南，每年于台风季节过后，乘东北季风启航前往东南亚，次年农历三四月，乘西南季风，载运木材等物资返航，被称为“趁洋船”。^[36]

研究者向来很少关注安铺的商业地位，作为海河衔接运输的港口，内河船舶从安铺溯九洲江而上，可将广西陆川和博白等县货物运出，海船出港即进入北部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安铺与新加坡、越南海防和西贡通航，内外物资汇集当地，因此商业旺盛。以牛骨行为例，农民习惯使用牛骨灰粉作肥料，因此牛骨收购量很大，以至于在民国时期年销量达一百多万斤。一些商行更派人进驻广西东兴和越南芒街等地收购牛骨，经水路运回安铺零售，部分远销遂溪、吴川和化州等地。^[37]进入20世纪，安铺与越南仍然往来频繁，这使得一批工商业者致富。1929年生于安铺的陈翼忆述：(www.xing528.com)

越南海防当时轻工业不是很发达，需要进口物资，上海的货物运到安铺，在安铺转口运到海防。安铺也出口很多土特产：炮竹、片糖、萝卜干和蒜头等。以前出外海不安全，这些做生意的大船为了避免海盗抢劫，有些配备枪械武装护航。安铺出了很多华侨到越南和暹罗，尤其到越南海防最多。安铺港口当时很繁荣。父亲陈文卓生于19世纪末，经常坐船到越南做生意，但是“行船走马三分命”。他看到当时安铺港口很繁荣，人口流动很多，但是没有人做洋服，于是他就想回安铺安定生活。大概1932年初，他从越南海防带两个华侨洋服师傅回来，又招了几个学徒，在安铺商会对面开明安洋服店。

祖父陈瑞和开设的“茂和织布厂”用土机织布染布，后来上海洋布洋纱进口，土布不受欢迎，他就改行经营炮竹和土特产，安铺附近乡下多做炮竹出口。另外就是生产磨子用来磨米，磨子的锐利木片可以碾压磨出白米和米糠。因此要用很硬的木材，多数是越南和柬埔寨进口的结实红木和春华木。^[38]

位于雷州半岛西北部入海口的安铺甚具商业和交通价值，法国人也多加注意，因此其在侵占广州湾之后向清政府提出修筑广州湾至安铺的铁路，旨在横跨雷州半岛，联通东西海岸，进一步扩张法国的势力范围。然而由于地方局势动荡等原因，法国人最终未能修筑这条铁路，20世纪初公路建成。相对而言，雷州半岛东海岸经济环境较佳，雷州半岛西海岸的经济活动多与北部湾有关，北宋到晚明，雷州和廉州出产的珍珠被列为上贡朝廷的重要物资，官府在沿海设置机构管理珠池，承担采珠差役的贫民往往冒着生命危险潜水采集，官府还需调动全省的财政资源予以供应。而草潭、港门、乌石和企水等西岸港埠栖居着大量被称为“疍”的水上人，他们主要从事渔业。水上人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习俗不同于岸上居民，在上岸定居的演变中，他们仍保留旧日生活的鲜明痕迹。到了19世纪末，尽管轮船航线渐得优势，帆船贸易依然受海关注意，昔日往来雷琼钦廉的土产贸易航线依然活络。^[39]商业持续发展，地方政府也意欲从中争利，光绪二年（1876）广东省政府在下四府开设厘厂征收厘金，但遭到商人抵制乃至指使民众砸毁厘厂。事件扰攘多年，海康县知县徐赓陛在光绪十一年（1885）作出让步，同意将厘金改由商人承办，“以杜以后洋人通商抽厘之棘手”^[40]。厘金事件一方面反映商人的强势（很多是来自潮州和广州等地的外来客商），另一方面则反映地方官员对于外国势力进入雷州半岛的提防。

1876年，北海港根据《中英烟台条约》被辟为通商口岸，由于商人经海路运输缴纳的税金较西江运输低，因此广西的大量货物经北海港出口，从香港和澳门进口的货物也经北海港转销内地。与此同时，法国与越南政府签订条约，海防开放为自由港，自此云南的货物往来可以由海防运往香港。^[41]西方殖民扩张不断向中国西南部推进，进出口运输加强了中越海上联系，外国商业势力纷纷进驻。随着海口、钦州和龙州先后开放，原本僻处海角的粤西南得以联通西南内陆，其战略价值引起了西方国家和部分国人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