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研究：海盗行为与地方社会

穿梭于中越海域的海上武装集团，可以追溯到明清鼎革之际的鄚玖（1655—1735）及陈上川（1626—1715）等势力。1671年，雷州海康县人鄚玖“不堪胡虏侵扰之乱”而“越海南投真腊国为客”，后在今越南南部开创“河仙国”（又称“港口国”）。河仙鄚氏政权介入越南、柬埔寨、暹罗和缅甸之间的纷争，最终在混战中消亡。李庆新认为，深层原因在于清朝统治集团缺乏海洋观念与海权意识，将海洋视为异己和动乱的渊薮。^[11]换言之，流散和定居海外的华人，也往往被视为“弃民”。同一时期，受明郑政权庇护的明朝遗民——盘踞在华南沿海的海上势力，也因前者的覆灭和清军的攻势而移居越南。如长期驻守钦廉的杨彦迪集团在1679年前后迁到柬埔寨，依附当地统治者，其船只仍继续活跃在广东海面。1688年杨彦迪死后，其部被吴川县南三人陈上川吞并。陈上川帮助柬埔寨解决内乱，又助越南阮氏王朝开发柴棍（今胡志明市），成为一位卓越的华侨领袖。这些华人海上势力的活动，受到日本关注，以采录风向书的形式记载于《华夷变态》。^[12]上述史迹也说明，雷州半岛与越南之间的民间海上联系，在王朝国家变动之间，可能作用于国家历史。

安乐博将南海的海盗活动划分为五个活跃周期，1780—1810年间、1830—1865年间、1875—1895年间是其中三个高峰。^[13]18、19世纪之交，海盗再度活跃在华南沿海一带，海岸线绵长、港汊众多的雷州半岛是其出没之地，而邻近越南的地缘之便，更促使海盗选择此地作为不法活动的据点。绰号“乌石二”的海盗首领麦有金（1765—1810）出生在雷州半岛海康县西海岸的乌石村，该地坐落于港湾之内，渔业和盐业占有重要地位。有着共同的水上生活方式和艰难环境，渔民与海盗的身份往往相互转换。乌石二的出身不甚明了，但他在当地享有相当名望，具有群众基础。他在18世纪末跃升为海盗首领——“五色帮”之中的蓝旗帮帮主，其部众活动范围西起北部湾，东至阳江沿海，频频袭扰雷州半岛，雷州府被迫加强沿海港埠和水师营寨的防卫。

从一些特殊的民间信仰之分布来看，也能见到乌石二海盗集团对其活动区域的影响。如“法令公/法令大王”崇拜流行于乌石港，也出现在雷州半岛西海岸的其他沿海港埠和村落。据笔者田野考察所见，遂溪县以西乐民所城附近的墩文村就有“法令庙”，内供奉“法令公”和“洪武公”等神祇，分别由该村的林姓和黄姓主理。据乡人传说，对如何安放和供奉神像，两姓族人分别有不同责任，这似与康熙迁海复界后的定住权相关。而在雷州半岛东北部，由广州湾海域深入的海湾内部的调顺岛，据调顺村黄姓居民忆述，村中主要信仰——海口大王由乌石二驻扎当地之时带来，神像外表呈蓝色，原来的庙宇位于海边。^[14]据此，我们可以推想乌石二及其蓝旗帮海盗集团的活动范围遍布雷州半岛多处港湾，并得到当地民众支援（至少不反抗）。

以往研究者分析雷州半岛海盗滋生的原因，往往从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等角度探讨，但我们也应考察人的观念意识和地方社会层面。在雷州半岛西海岸，不在官方敕封奉祀体系内的神祇并不止“法令公”，还有“婆祖”和“青惠”等女神信仰。可以说，王朝教化在这些区域并不深入，因此并未出现神灵“标准化”的历史变化。^[15]与之相对，宋代以来由官府在雷州府城附近主导的水利和农田开发，带动了士人从“礼”的层面将雷州纳入王朝秩序。^[16]但事实上，这套体系并不流行于以“讨海”为生的西海岸。尽管许多村落也建立宗族，他们的信仰仍游离在正统之外，海洋对于他们来说并非王朝秩序的边界，而是数百年来日常生活的场域。他们的航海活动大多未被文献记录，但这些区域性、地方性的历史基础，却叠加在其后王朝国家与西方国家的互动之中。

正因如此，从鄚玖、陈上川到乌石二，隔海相望的越南对他们而言便于往来，既可作为容身之所，也可引之为奥援。而18世纪后期纷争不断的越南各政治力量，也能借地利与人文相通之便，收拢华人海上势力为己用。1771年，西山阮氏兄弟崛起，先向南击败广南阮氏，后北上攻陷臣服于清廷的黎朝之首都升龙城（今越南河内）。乌石二率领部众加入西山军并被编入水师后，其本人先后被授予“宁海副将军”和“清海大将军”头衔，参与多场战事，劫掠琼州等地，得到雷州半岛沿海民众接济。在广州湾内的海湾，海盗甚至享有相当便利的生存条件：

该处有井泉可供汲饮，港澳可避风涛。西近椹川，北接赤坎，皆有米粮，足资供应。乘东风之便，则直趋琼州；西南风气，则径往（粤洋）东、中两路游劫，得利又复归泊。而盗首郑一、吴十一指、乌石二等皆系附近之人，伙党勾结，根株蔓延，极为盘固。^[17]

1803年西山政权覆亡，清廷转而承认与阮福映政权的宗藩关系，而乌石二等海盗率领过百艘船只继续支持西山政权“复国”，受其册封，保持与越南时局的联系。^[18]安乐博认为，虽然西山兄弟起事并不是促成海上非法活动发展的主因，但越南的动乱确实让海上非法集团有了坐大的机会。^[19]随着越南局势逐步平定，清廷也着力平定地方，1805年水师大举进攻广州湾内的海盗，并加强雷州半岛海岸防卫。百龄出任两广总督期间，采用署理雷州海防同知程含章的十八条建议，加强战船和官兵的管理，严格约束沿岸地区对海盗的接济。1810年，乌石二集团在海南北部海域被官府水师击败，一众海盗首领被俘被杀，广东洋面的混乱局势终于得到短暂缓解。(www.xing528.com)

各帮华南海盗曾结成联盟，欲共同控制海上商船和岸上村庄墟市，稳固其财源。1805年，清军攻打广州湾的吴尚德海盗船队，搜获乌石二等七位海盗首领订立的《公立约单》。这份由海盗集团书写的文献表明了他们订立海上活动的秩序，分配不法利益。^[20]但几股势力在1809年达到顶峰后，渐次瓦解和溃败。协助清军追剿乌石二集团的红旗帮首领张保仔（1783—1822），可谓华南海盗中最著名的传奇人物。关于张保仔的著述已有多种，^[21]下文将主要讨论《靖海氛记》所载其在北部湾区域的活动。作者袁永纶是官府追剿海盗的亲身经历者，较为客观地记述了嘉庆年间海盗的兴起和败落。《靖海氛记》开篇回顾越南西山集团与麦有金、郑一等海盗集团的合作，郑一死后，郑一嫂和张保仔继承帮派实力，活动在粤洋东、中路。作者特别强调粤西南涠洲岛和硇洲岛的地理环境：

孤悬海外，往来人迹罕到。其地四围高山拱峙，中一大渚，可容洋舶数百号。遇飓风浪滚，入于其中，自无倾覆之患。内有肥田、美地、鸟兽、花果、草木，一仇池岛也。贼遂据之以为巢穴，凡装船造器，皆聚于此。

以两岛为据点，张保仔集团曾劫掠“自安南东京载货还”的商船鹏发号作为旗舰。1809年初，红旗帮聚集在广州湾，提督孙全谋和将领黄标率水师进攻，但红旗帮最终突围而出。当年红旗帮与官兵多次交战，12月被围困于赤沥角之时，张保仔向郭婆带求援而无果，后来两者在硇洲岛相遇，发生激烈冲突，自此联盟破裂、相互仇杀。次年，郭婆带率黑旗帮向官府投降，被授予官职，形势对红旗帮更为不利。官府派出在澳门行医的周飞熊劝降，周氏分析道：“今婆带之降……则涠洲、硇洲，君不得而据也。惠、潮之商舶，广、肇之水村，洋面之罛船，近海之田围，其打单之所入，君不得而有也。”张保仔听取其利害分析，遂决定投降。击败乌石二后，“西路之贼，青、黄、蓝旗伙皆平。而余匪在海康、海丰、遂溪、合浦者，亦渐次扑灭。凡涠洲、硇洲各岛屿为贼所据者，制军（百龄）悉命朱尔赓额、温承志等率兵往扫荡之，由是海氛遂靖”^[22]。然而，地方社会庇护海盗的习气虽为官方所不容，但县官或海防官兵却难以越过宗族的调解权力去抓捕嫌犯。19世纪初，雷州籍士人陈昌齐指出，在涠洲岛、广州湾和江坪等地的洋匪大多来自东海岛，他们在岛上“各有室庐，各有眷属，其抢掠银物随时携回家中度日。以故习俗相沿，竟视匪为恒业”。邻里畏惧报复而不敢报案，地方官害怕激起民变，也姑且因循。^[23]此外，官僚制度的僵化，外来县官依赖本地衙役进行审判，也使得盗贼往往有机会逃脱制裁。

嘉庆年间华南海盗联盟的落幕，只是换来短暂的平静，19世纪30年代，海盗再次在广东沿海兴起，地方武装化加剧。随着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各国在远东扩张，海盗活动牵动多国利益，海上形势迎来新变化。1849年6月，积极推行“殖民地化”的葡萄牙澳门总督亚马留（Joao Ferreira do Amaral，1803—1849）遭到中国人刺杀。为了侦测航线和沿岸情况，此时法国军舰“巴约纳人”号（La Bayonnaise）正在广东沿海航行，法国海军船长Jurien de la Gravière为我们呈现了观察海盗活动的不一样视角：亚马留被杀的“悲剧”引起英法两国强烈反响，刚刚攫取香港的英国殖民者为了向两广总督示威，宣示西方势力在华南的存在和武装势力，以换取更多利益，决定向活跃在粤西海域的海盗张十五仔（张开平）发起远征。与之相应，英国人也记载十五仔的船队拥有七十艘帆船，时常劫掠澳门以西海岸的商船或绑架索取赎金，引起英国海军关注，但初期追剿海盗的行动并不顺利。^[24]

1849年10月8日，英国“哥伦拜恩”号（Columbine）、“地狱火河”号（Phlegethon）和“狂怒”号（Fury）组成舰队，从香港出发西行，沿途追击十五仔的海盗团伙。由于航线上礁沙多，为了安全穿越琼州海峡驶往北部湾，舰队于11日停泊在硇洲岛西北，在曾被十五仔洗劫和占据的城镇（应指北港），他们幸运地找到了几位优秀的当地引航员。在其帮助下，两日后船队顺利自东向西穿越琼州海峡，北上驶往越南北部的红河口，追上海盗船队。20—22日，英国舰队与十五仔海盗集团发生激战，最终大获全胜。在Gravière看来，这更是欧洲势力为“道义”而合作的胜利。^[25]19世纪中期打击华南海盗，是西方殖民帝国扩大势力范围和争夺利益的手段。海盗平息之后如何重建社会秩序？咸丰十一年（1861），福建、广府、潮州、高州和琼州等五行绅商出资重修海口天后宫，强调这一信仰在多年变乱中救助民生：“海寇张十五猖獗，拢舟海口……居民无一伤者，人以是益念神之功。”^[26]海口是琼州府城以外的沿海港埠，在各地客商的多年经营之下逐渐发展，1869年更被辟为通商口岸，英法等外国势力纷纷设立领馆和商行。西方势力平定海盗，保卫商业利益，其实亦与19世纪中期以后的近代历史变迁紧密相联。1884—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广东处在战争前线，两广总督张之洞下令广东省内各地办理团练，雷州则由士绅陈乔森办理，是为“地方协防之始”^[27]。数年后此地团练改为海康保甲总局，并由士绅和商人出资购置一艘小轮船在雷州半岛东西海岸巡防。由此可见，法国殖民势力的扩张促使雷州半岛的海防形势发生变化，清政府不得不借助地方社会的力量维持治安。士绅和商人的积极参与，在20世纪有更多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