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壬辰战争

赛斯佩蒂斯在朝鲜撰写的书信共有四封。前两封现存的书信并非原稿，是其他传教士用葡萄牙语抄写而成，收录于《日本司教区教会史部门1583—1593》中。前两封是神父到达朝鲜后所写，即1594年3月左右。第三、四封书信是朴智博士分别于里斯本的阿茹达图书馆和耶稣会罗马文书馆中发现的。

和形势有关，赛斯佩蒂斯神父并未细致描绘朝鲜的风俗景象，而更关心战局的发展。在朝鲜倭城中，这位仁慈的神父向日本士兵布道、慰藉他们心中的伤痕，并痛批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举。由于亲眼见到许多日军将兵痛苦无援地死于饥荒、病痛与严寒，故而他祈祷战争的终结尽快到来，所以神父的书信始于议和的记载：

侵略朝鲜的战争议和尚未进入缔结和约之阶段。皆因伟大的中国大将沈惟敬着手此事时日尚短。沈惟敬在中国也是个爱好和平之士。由于几位权威将领之努力，在中国地位匹敌关白的石老将军现正坐镇平壤的城池中。内藤如庵殿下在那里被扣押。作为人质，内藤殿下将被送往北京。因内藤殿下是丹波国领主之子，身份极为高贵。十五日前，石老将军派遣一名得力武将前往阿古斯丁（小西行长）之处。中国与日本缔结和平协议非常重要。该武将告知日方，在缔结协约时不宜让身份低微之人来充当人质。为了能顺利缔结和平协议，内藤如庵殿下应作为使者前往沈惟敬之处，并在三或四日内赶往北京。内藤如庵殿下在中国签订协约前将在那里暂留。^[16]

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的交涉^[17]是明、日间的首度谈判，双方皆为相互试探和拖延战局，并无可能立即成事。从赛斯佩蒂斯对沈惟敬的评价为“伟大的中国大将”当可知晓日方对沈的期待，因为沈的出身极为普通。10月，明朝命“李如松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救朝鲜”^[18]。其间，朝鲜半岛并未发生大规模的战役，说明日本确是遵守停战约定，期待议和。11月15日，沈惟敬再来。^[19]次年6月20日，沈惟敬与小西行长商议后决定，以行长家臣内藤如庵和宗义智的家臣早田尚久等为使前往北京。^[20]在赛斯佩蒂斯的眼中，如庵出身贵族，但他不过是三好家重臣之子，神父对他的高估多数是由于内藤较早服膺天主教。由于明军未在战役上尝过大捷之果，故此将领中大多倾向赞成议和，包括兵部尚书石星。沈惟敬于12月前往小西行长营地，次年1月时携带伪造的《关白降表》离开。作为一名局外者，赛斯佩蒂斯亦洞悉当时的谈判仍未进入实质谈判阶段，但明、日双方出于实际的局势考量，都有意愿去推动进一步的交涉，结束战争只是时间问题。

赛斯佩蒂斯颇为熟悉战况，可能传教士在九州地带已然风闻战况，并将其收录在《耶稣会日本年报书信》中。如《1592年耶稣会日本年报书信卷末附录》^[21]就提及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早期决策：“日军没有巨大的军舰可供使用。他们的船只体积较小，无法航行至强大的中国。日军必须思考如何能在较短时间内抵达中国。关白殿下知晓高丽可连接中国大陆。因此，先征服高丽，然后从高丽进军中国，完成征服壮举，达到统治两国之目标。关白殿下决定实施如斯之计划。”^[22]弗洛伊斯的《日本史》^[23]中亦有类似记载。^[24]关于侵略路线，小西行长建议日军从对马出发。^[25]诚然，在中近世时，对马岛是连接日、朝的中转站，作为物资出入口的同时，也是情报的窗口，战略地位极其重要，^[26]故此亦不难理解侵略的路线选择。

在侵略前，丰臣秀吉的计划就遭到诸多大名的私下反对，他们都不希望远征海外。然而，出于对秀吉的恐惧，并未有大名正式提出反对意见。大名们从最初就不看好战争，真正决议发动侵略的只有丰臣秀吉而已。^[27]《卷末附录》有相关的记载：“日本人人畏惧的关白殿下是个不宜惹的人物。这份强势体现在关白殿下能强迫大名去完成征服高丽这个难以成功的任务。大名都知道向关白殿下提出相反的意见很危险。关白殿下说，进攻朝鲜是非常困难之事，不能生还的可能性极高。领主将一族的重要子嗣留在自己的领地中，希望可以孤身前往异国……对关白殿下的尊敬和敬畏心还在影响着他们，没有一人敢于提出相左意见……领主陷入悲惨的命运中。妻儿和家族对领主的出征极为伤心，只能流泪目送他们离开。”^[28]

《东方传教史》^[29]的作者古斯曼对丰臣氏侵略朝鲜之目的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个暴君征服中国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完成前人未尽之功。二是要乘着征服之机将基督教大名、领主、武将送往高丽。暴君将他们送往高丽的原因并非他们能够功成名就，而是希望他们不要妨碍他在国内的行事。他期待全部或大部分的天主教大名可以死在高丽国”^[30]。此外，“暴君太阁殿下并不满足于残杀修道士和天主教徒……暴君不允许任何反对、抵抗他计划的天主教徒留在日本。天主教因此被摧毁。暴君将所有的天主教领主和武将从他们的领土、国郡里赶走，并决定赐予他们高丽国的领土”^[31]。显然，古斯曼的推测和当今学界的一些主流观点类似，即战争主要是出于丰臣秀吉的功名心和转移国内矛盾。^[32]

作为中立方，传教士颇为赞赏朝鲜士兵的英勇和忠诚，他们记述道：“爬入城池的日本士兵遭到朝鲜士兵的抵抗。他们阻止意图登城的日本兵，并袭击已入城的士兵。两军发生激烈的战斗。向国王尽忠的优秀骑士在完全消灭日军前都在英勇地战斗，幸存的日本兵很少。他们最早击杀的是一位日军大将。”^[33]然而可惜的是，朝鲜士兵的英勇并未换来军事上的胜利，日军在战争初始阶段占尽上风。^[34]

在小西行长和九州大名们的指挥下，日军迅速攻陷朝鲜国都，并在此后的区域战斗中接连获胜。小西行长上报丰臣秀吉的内容除了大肆吹嘘外就是讨论俘虏问题。《卷末附录》收录了小西行长写给丰臣秀吉的书信：

到达高丽国后我便着手写信，并附上高丽国的地图和情况说明。四月二十四日，某个城池前聚集了二万余人的军队迎击我军。他们是从高丽国都齐集而来的士兵。其中有三十人是高丽国大将。

之后我决定迎战。我毫不费力地击杀了二千人以上的朝鲜兵将。入夜，朝鲜兵逃入附近的森林里，虽说增加了抓捕他们的难度，但这仍不能难倒我。

我抓捕了许多朝鲜士兵。其中有不少人会说日语，我想他们尚有用处。高丽国王派来的人质能作前锋部队的向导，有助于大军进攻中国。所以，他们若愿意投诚就应当接受。为了尽早结束战争，人质若能在三日内回来并挟持两三位拥有相当地位的将官则可允诺其归国。他们等待关白殿下的批复。我则同军队一起前往高丽的国都。

本月二十五日，我到达一个城池。城池已然被弃，所以我准备前往距此七里的一个叫忠州的城池。忠州距离首都大约二十里^[35]左右。次日，我到达忠州，并让俘虏中的一名通事先去都城等候。

攻下城池对我而言轻而易举。高丽国将会为我们开道，成为进攻中国的向导。若殿下令摧毁高丽国，我将全力以赴并立即实行。现在虽有些许阻碍，但我决心攻破都城。五或六日内必将攻下，届时上报殿下喜讯。

据殿下之令，我会在城池上配备守卫和轮番的士兵，并上报城池的坚固度情况。高丽国的领主对待农民极其苛刻。因此，当农民了解到关白殿下的人品和对他们的同情后无法隐忍喜悦之情。我已知晓许多来自日本的将兵到达该国。他们是来自九州、四国和中国的毛利等。他们集聚在我身旁，一同商议战略。

我恳请殿下首肯，将这群征服地区之人送往日本。静待佳音。^[36]

除了吹嘘和行程汇报外，书信中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即他认为攻破国都后，朝鲜就会为其引路进攻明朝。有学者提出，朝鲜国王果断地放弃国都是丰臣秀吉的失算。原本秀吉希望能使宣祖臣服，然后继续进攻明朝。而宣祖的突然逃离，使得战争陷入长期化的境地，对日军而言极为不利。^[37]此外，书信中对于朝鲜农民的描述影响了传教士对战争的理解，而农民欢迎日军的虚拟建构亦出现在其他的文献中。

在侵朝战争中与小西行长齐名的猛将则是加藤清正，他是主战派，又是佛教徒，故而无法获得传教士对他的认同，赛斯佩蒂斯就视清正为野蛮、暴虐之人：“总大将阿古斯丁之死敌虎之助驻扎在十五里开外之处。为了对抗高丽军，虎之助修建了数条通道。为了僧侣方便，他打算在其中某处建造寺院。听闻寺院里堆满宝物，而且修建得美轮美奂，极尽奢华。虎之助袭击朝鲜人和其城镇，破坏并焚毁一切。为了对抗日军，据说已有超过十万的中国军队前来朝鲜。同阿古斯丁谈判的中国大将告知，他们将派遣人质给阿古斯丁，并前往日本交涉，希望关白可将侵略朝鲜的日本兵撤回。”^[38]神父显然将这位佛教徒同坚奉天主教且努力实现和平的小西行长进行对比。他暗示，正是加藤清正阻挠了明、日本议和，推迟了和平的到来。他认为加藤与小西是一对截然不同的人物，清正在朝鲜为非作歹、搜刮民脂民膏，而小西行长多有仁慈之心。此外，赛斯佩蒂斯听闻的明军援军数字来自身处不安局势的日军士兵，故有所偏差。

通过泰半时间都在南边倭城停留的赛斯佩蒂斯的描述，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倭城的情况：

虽在极短时间内建成，但熊川倭城异常坚固，并配备炮塔和防垒，是一座难攻之城。城下居住着侍奉阿古斯丁的乡士、士兵、家臣和后勤部队。人们所住之处很是宽敞，皆是用心之作，特别有权之人的房屋是用石壁包围。日军在距离熊川倭城约一里的地方建造了数个城池。其中之一就是阿古斯丁弟弟小西主殿介佩多罗（小西与七郎）的城池。其他城池中有阿古斯丁的女婿对马达利奥殿下（宗义智），还有被称为四国的四个小国的领主。此外，城池中尚有萨摩领地的领主，但他们现在是阿古斯丁的家臣。甚至还有被流放到国外的丰后藩主之子（大友义统）。另外还有黑田官兵卫及其子的城池。^[39]

见文可知，日军没有从朝鲜撤军的打算。由于造城成功，日军对熊川倭城的防御力极具信心，这也是同明朝谈判的资本之一。赛斯佩蒂斯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当时的日军将兵，特别是小西行长给予他许多内部信息，情报较为可靠。家臣团的情况在信中亦有记载：“熊川倭城有阿古斯丁和支持他的家臣团，即有马、大村、五岛、平户、天草、栖本等。这群家臣沿着海岸线建造了居住的宅邸。城寨的上方有阿古斯丁的弟弟与七郎殿下和赞迪兵右卫门殿下（日比屋了荷）。”^[40]佩多罗·戈麦斯神父以赛斯佩蒂斯的书信为基础，结合其他资料，进一步描述熊川倭城和基督教大名的生活环境，如他们的“宅邸里应有尽有，居住条件十分舒适”^[41]。在传教士看来，日本虽未必胜，但已立于不败之地。(www.xing528.com)

赛斯佩蒂斯不屑丰臣秀吉无谋的侵略，他揭露秀吉的残暴，因为暴君无视正在朝鲜为其拼命的将士面临的粮食短缺危机。神父亲眼目睹了日军士兵在朝鲜战斗时的苦痛：

对于身处如斯局面的天主教徒而言，充足的物资补充是必要的。因为他们面临饥饿、严寒和病痛。另外也由于他们尚未习惯同日本完全不同风俗的高丽国的环境。关白殿下并未运送粮食前来。食物姗姗来迟，我没有能力帮助他们。并且，即便有物资从日本运来，亦粗糙无比，且运输时间长。物资船前来朝鲜已是两月前出现的景象……士兵无法体验到和平的感觉，也无法获得粮食补给。由于从日本前来补给的物资船延期至夏季，很多人开始怀疑关白的一切解释都是谎言。^[42]

实际上，战争开始不久后，占尽优势的日军便陷入粮草不足和疾病的问题中。1593年末，赛斯佩蒂斯到达朝鲜时，日本士兵已然难以承受此类不可言喻之痛。泰半人员因饥饿等非战因素死亡。故而，这可能是小西行长迅速着手议和的原因之一。《卷末附录》有如下记载：

侵略高丽国的计划变得日益糟糕。日本士兵受到相当大的损伤，人数众多。每天都有许多士兵由于疾病和粮食不足等原因死亡。还有士兵因饥饿的缘故无力反抗，在路旁受到偷袭而死。每天只有眼泪和不幸伴随着来到朝鲜的士兵。在丰臣秀吉所谓征服的命令下，他们尝到异常痛苦的教训。即便想要攻击中国，日本士兵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毫无疑问，他们都想要返回祖国，但出于对关白殿下的恐惧而不得为之。^[43]

虽然日军占领了朝鲜的国都，但因饥饿和疾病等原因而士气低落，坚守未撤的原因不过是惧怕秀吉，这在之前的书信中亦有所提及。在传教士眼中，秀吉是个无谋且残暴的君主，因为他只关心获得接二连三的胜利和自己的政治利益，士兵的生死则与己无关：

知晓在高丽国战斗的士兵取得辉煌战绩的关白殿下非常满意。宫廷内的话题在很长时间内都离不开正在高丽战斗的士兵。关白殿下总在那里谈论如何划分高丽和中国……从关白殿下之语可推断，其计划是将王子和领主赶出日本，然后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分割日本的郡国给家臣和朋友。^[44]

丰臣秀吉曾向家臣一柳直末透露征服明朝的想法。池内宏援引《九州御动座记》《日本西教史》中关于秀吉给朝鲜国王的国书与给宗义智的书简，判断秀吉较早有如斯打算。^[45]关于原因，贯井正之认为秀吉是为了“通过获得大规模的海外领土，停止诸大名之间的纷争，将所有的大名和其不断膨胀的家臣团完全纳入自己的控制中”^[46]。那么，结合以上传教士的记录看，当时已有人认为秀吉是想将国内矛盾转移海外，达到其按照自己意愿分配日本之目的。

同时，弗洛伊斯亦注意到朝鲜士兵的游击战对于日军粮食补给的影响。进而，他暗示这场无谋侵略的惨淡前景：“因为日军散落在离海岸很远之处，要将从隔海而来的粮食运送到前线营地就需要相当的人力。他们身边的粮食已然很少。为了行刺运送粮食之人，熟知地形的高丽士兵隐藏于各处……伏击道旁的高丽士兵前来抢夺日本后方送来补给的粮食等必需品。”^[47]显然，都城周边的游击战成为日军之梦魇。

传教士眼中的朝鲜农民和传统记载的决死抵抗形象有别，因为他们平时饱受朝鲜上层阶级的剥削，所以当日军到来时，男女皆迎道路旁，尽失国民忠诚。“日本士兵说道，高丽的武将对待农民非常苛刻。农民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关白殿下对他们的体贴……因此，农民恳求能在村里悬挂日本国旗。没有任何日兵在村中行恶。当日兵来到时，村里的女人都赶到港口前迎接，送上冷饮和食物。即便朝鲜陷入如斯战火，他们宛如从未发生战争一般，女人、孩子和老人安全地生活着，看上去很有精神。”^[48]以上内容虽有夸大之处，但朝鲜农民在最初可能会对日军有一定程度的期待。

相反，弗洛伊斯则描绘了一幅朝鲜妇女和孩童对侵略者的恐惧绘卷。他认为朝鲜女性淳朴、谨慎、贤惠，与《卷末附录》所呈现的轻蔑形象截然不同，如“那个城池住着300余户的人家，生活着高贵、贞洁的高丽妇女。她们长相颇佳，为了不被日军侮辱，她们往脸上涂泥，穿着破旧的衣服。也有女性意外看到日军或苦闷时会放声大叫、哭泣。高丽的女性纯洁、正直、保守。也有装作手脚不便之人”^[49]。弗洛伊斯没有受到外界的影响，相对客观地记载朝鲜发生之事。

奇特的是，传教士称朝鲜水军为海盗船：“已然陷入绝望的朝鲜士兵登上强大的海盗船，在海上劫掠日本军船。在海上，朝鲜军比日军的战术更优，基础准备也更好。如此，日本水军遭受着来自朝鲜水军致命的打击。”^[50]传教士承认朝鲜在海上取得的主导权，并完全压制日军，但又觉得这份胜利是来自陆战的失败和依靠外部设备。弗洛伊斯未发表的手稿亦有朝鲜水军的记录：

侍奉关白殿下的两位大将知晓朝鲜水军在海上对日本水军所做的恶行。一位是虎之助，另一位是阿波国的领主。他们决定向朝鲜派遣三百艘军船。由于军船将面临很多激战，所以携带了很多弹药。精练的士兵分到许多鸟铳、枪、弓和矢。虽相信日本水军很强，但高丽军的海盗船操控了许多军船。伴随着尖叫和喜悦声，朝鲜军率领强大的军舰攻击日军。朝鲜水军强于日本水军。朝鲜水军在海上熟练地发射炮弹，让日本水军吃尽苦头，且在近海能自由往来航行。另一方面，日本水军无法逃离，只能坚守自己的领域。日本水军的意志越来越薄弱，局面不断恶化。在这场激战中，水军大将虎之助亦战死。他是一位非常勇敢的战士，因其善战受到关白殿下宠爱。故此，关白授予他四国之地。还有一位大将是阿波国领主。由于战败，最后被赐予剖腹之刑。此次，受到高丽水军七十艘舰船攻击的日本水军几乎没有幸免，残余舰只也是苟延残喘。日军在海上始终处于劣势，关于海战的新情报少之又少，也未有可以装备打击对方的大炮。^[51]

弗洛伊斯详细记述了日、朝水军的对比情况。然而，他亦称朝鲜士兵为海盗，可能是受到知识的局限以及错误情报的影响。这是朝鲜军船首次出现在西方人的文献中。多亏弗洛伊斯珍贵的情报，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关于龟甲船的信息。因为虽然其在多份汉文资料中出现，但龟甲船的实体并未被发现，且史书记载模糊不清，故有学者怀疑其真实性。^[52]在壬辰战争中，朝鲜方的记载是建造了五艘，然日方的记载中并未出现龟甲船。故此，传教士的记述弥足珍贵。

赛斯佩蒂斯在其书信中揭露了日军的掠夺行为：“达利奥向我展示了他拥有的精美收藏。似乎他人生的全部都已经存在于这个城池中。他的战利品中有极其耀眼的黄金屏风。就连比谁都了解这场战争的阿古斯丁也望尘莫及。达利奥获得旁人难以企及的战利品数量。”^[53]遗憾的是，神父并未谴责宗义智“炫富”行径背后的逻辑问题，即他们的财富是掠夺朝鲜官民后才获得的，并且，宗义智获得“战利品”的数量远超其他大名。

战争是残酷的，牺牲者并不限于被入侵国家的军民，传教士表示，约有五万日本士兵由于战斗、饥饿、寒冷和疾病而死亡，而朝方更有数不清的士兵被掳去日本，被送往九州和京都：“很多士兵从日本来到高丽国，其中不少已战死沙场。我想正确地知晓其数字。来到高丽的士兵大约十五万。其中三分之一，即五万人已牺牲。除死于战争外，还有士兵由于饥饿、寒冷和疾病而亡。高丽士兵的死亡情况不甚清楚，无法同日方进行比较；除却战死外，许多士兵成为俘虏，故而九州出现不少高丽人。此外，无数俘虏被送往京都及其他地区。”^[54]

映入赛斯佩蒂斯眼帘的并非师出有名的战争，两国人因战火、饥荒、病痛和严寒离开人世的不在少数。为此，神父极为关心明、日的议和进程，由衷地希望和平可以降临这座半岛。他的第三封书信详细记载了小西行长和沈惟敬的交涉：

数日前，内藤如庵殿下的随从携带几封信件至此，其中包括给沈惟敬的。曾在有马待过的一位中国天主教徒翻译了沈惟敬的书信。他在信中提到中国国王要求日方提供关白殿下承认在北京议和所有内容的文书。因为截至目前，关白殿下也好，内藤殿下也罢，都未曾发出关于关白殿下允诺和平议和的正式文书。故而，中国国王并不信任关白殿下，基于以上的原因而不允内藤殿下前往北京。然而，中国方面又决定将内藤殿下拘留在离高丽国边境大约七日路程的小镇。此外，沈惟敬说了以下之言，即中国国王希望能同日本和平相处。不过，关白殿下仅是日本国王的代理，没有足够的权威。因此，为了能同关白殿下对话，中国国王准备派遣使节团前往日本，赐予关白殿下真正的权威，任命其为日本国王。^[55]

在战争进入胶着状态之际，明朝与日本都向对方派遣了伪使。丰臣秀吉在九州接见明使时清晰地抛出议和七条件。不久后，小西行长也向明朝派遣家臣内藤如庵。赛斯佩蒂斯援引的是沈惟敬的书信内容，但清楚点出两国议和的问题所在，即诚信。在沈惟敬的书信中也出现了实质的内容，即希冀将秀吉拉入以明朝为中心的册封体制中。1594年10月20日，明朝兵部尚书石星接见内藤如庵，并且询问了一系列问题，大致涵盖壬辰战争爆发的原因及过程。^[56]三日后，石星上奏请封日本。^[57]明朝虽对丰臣秀吉受封后是否会反复尚存疑，但从最后决定册封的结果来看，或许是内藤如庵的回答获得了兵部的信任。这与赛斯佩蒂斯在第一封信中提及内藤声名鹊起是遥相呼应的。作为唯一亲眼目睹战争的传教士，赛斯佩蒂斯敏锐地感觉到当时战况的恶劣，且局势发展并不乐观，离议和的成功还有相当的距离。

除却议和的内容并简单记载关于神父在黑田官兵卫的城池中举办福音活动外，赛斯佩蒂斯在朝鲜所写的第四封书信中没有其他有关战争的情报。在朝鲜逗留一年的赛斯佩蒂斯曾近距离体验战争，理应留下更多的文字，或许尚有传世的书信安静地躺在某个图书馆的角落，等待学者的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