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包围上海。在太平军压力下，英、法组织联军直接参战，并支持美国人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的中外混合编制“常胜军”联合清军作战。2月，中外联军进攻浦东高桥和闵行萧塘，打响了会防上海的战役，使战局发生逆转。然而，上海地处太湖平原，这里河道纵横，水网密布。据《北华捷报》（North-China Herald）主笔马诗门（Samuel Mossman）观察，“太湖是位于无数河流中央的湖泊，这些河流在长江三角洲广阔的区域内纵横交错，形成一个由运河和沟渠组成的河网”。在这种环境下作战，英、法面临缺少地理知识和准确地图的难题，“一般中国地图没有很好地绘出长江三角洲，它们大部分是按两个世纪前耶稣会士的测量设计而成。尽管海图准确描绘出邻海的河流，但仅勾勒出三角洲的轮廓而已”[12]。这使联军损失惨重，“当中英混合军被引入这片犹如迷宫般的陆地和水域时，他们便陷入困境，难以摆脱太平军伏击和舢板船袭击”[13]。更重要的是，缺少地图以及道路狭窄、河流桥梁众多等因素，不利于军队集中和转移。据1862年9月《北华捷报》报道：
这里也有广阔的田野与宽大的耕地，上面种着棉花、豆类与大米，有人也许认为部队可以经过这样的空地前进，但不论这种田地如何宽阔，只要你遇到一条河浜或一道沟渠，便将迅即停滞不前，如不在上面搭起一座桥梁，或是沿河上行，找到一座现成的桥梁，你就无法渡过。因此，不问道路如何狭窄，只要你想前进，那就必须加以利用。所有这些道路、狭窄的河浜，连同宽阔的苏州河流经的路线与其相对的位置，都没有被画成准确的地图，它们的情形只有本地人才知道。[14]
其实，清廷也担心“洋兵于道途险易均未熟悉”[15]。为解决这一问题，英、法会防上海时用中文地图、当地向导和实地调查了解地理形势，确定行军路线，安排战略战术。其一，利用中文地图。如1861年英国领事密迪乐（Meadows）致函罗素：“我研究中文地图是为了在上海二十或三十英里内找出一些河道，使我能够通过这里的村庄前往长江。”[16]英、法进攻高桥前，杨坊致函苏松太道吴煦时也提出：“惟所领浦东地图，查界滨汛即是高桥，从何处进港，图中并无河道，欲于今晚七点，华尔坐罗士轮船自去探看。”[17]1863年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指挥常胜军时仍使用中文地图，这类地图现存于英国国家图书馆的“戈登文书”中，包括13幅太湖地区诸府、州、县署的官绘本地图和私绘本地图，为戈登攻剿太平军所用。[18](www.xing528.com)
其二，利用熟悉地形的当地人为向导。1861年12月，吴煦筹划中外会防上海时，就考虑到列强“一入内地，汊港纷歧，便多迷误，即陆路高低洼湿，川泽山林，亦非外人所谙，是以西人欲入内地，均以雇觅熟识引路为先”。对此，吴煦建议：“拟于民团中酌挑团勇三四百名，齐备器械锅帐等物，相机偕行，名为助剿，实即代为引路。”[19]所以英、法进攻高桥、萧塘时均由会防局派向导同行，“现已觅引路人，由水陆进攻，不日亦即前往”[20]。此后，主要由苏松太道和会防局派向导，李鸿章就提议：“应转请道署酌派熟习路径一员，或贵局自行遴派为荷。”[21]
其三，英、法在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实地调查。此前，外国对上海的调查和测绘局限于各国租界，其他地区较少涉及。[22]1862年，英法联军利用在上海周边作战的机会，展开实地调查。其中高桥之战前，华尔“邀同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假扮西洋打猎商人，亲入贼巢，察看周围形势”[23]。战后何伯乘“科罗曼德号”（Coromandel）沿黄浦江而上，“为了侦察浦东以及黄浦江东岸的形势”[24]，确定太平军驻扎闵行萧塘后，又登岸“考察太平军的实际位置”[25]。英、法在侦察过程中也进行测量并绘制地图，尤其是4月英国工兵部队到达，英军围绕上海周边主要战场展开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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