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明与公众的海洋认知

如果说海图的绘制是一项技术，那么它背后所蕴藏的知识指涉和思想倾向则是社会意识的折射，是不同社会观念的糅合，这和英国海洋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英国人对自己所处国度的地理认知，对其未来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从地理认知上强化英国人的民族国家意识，文学界似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和参与意识，这使得16世纪以来的英国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大量的海上叙事桥段，^[23]其中也包含一些图示等直观内容。另一方面，我国学者从理论的角度对不同群体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界定，并指出海洋社会是人类基于开发、利用和保护海洋的实践活动的过程所形成的与人类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是涉海活动中形成的区域性人与人关系的总和；海洋社会群体的核心内容是关于群体的“认同”问题。^[24]从对象上看，海图绘制者和传播者大致属于“海洋支持产业群体”，其目的是要为直接涉海群体的实践活动提供服务、支持、维护，使其活动顺利、可持续地进行，亦即使涉海利益在更为持久、循环、公平、均衡的条件及机制下获得，同时又不能妨碍最大程度上维护海洋社会群体，特别是作为整体的涉海利益。^[25]在当时的历史与社会背景下，策划和宣传包括海图在内的各类海洋知识的目的，无外乎介绍基本的海洋状况，标明已属于英国及英舰所到达过的海域，晓谕于民众，提升民族自豪感与凝聚力，鼓舞民众投身海事，进而为整个海洋事业的发展提供潜在的人力储备。

海图的绘制和传播也一定程度体现了知识界的态度。彼得·伯克曾指出，在“知识是否应当公之于众”这一问题上，当时的欧洲国家间有不同的态度。在英国，如伦敦的皇家学会，是主张“设法将知识传播给大众”的。^[26]毕竟，海疆还需要依靠民众组成的兵士来拱卫，海图等海洋知识的传播无疑对此有所裨益。13世纪末，在罗吉尔·培根等人的著作中就能找到不少关于航海、指南针等技术的知识；到了中世纪后期，西欧国家的贵族学校中，已在数学科目中加入了测量和绘图的知识；教会学校由于吸收了阿拉伯文化，也开始在算术课增加用阿拉伯数字进行一般运算的内容；同时，原来的几何课只教授几何学的基本概念和一般地理知识，此时不仅增加了欧几里得几何学，而且还教授测量知识。^[27]

另一方面，海洋知识传播也和当时盛行的不同知识之间的“性质差异论”有关。有关航海等方面的知识，并不属于深奥晦涩、高深莫测的“通用知识”，而基本属于地位较低的“机械技巧”或“实用知识”。^[28]在15世纪中期之前，印刷出版并未普遍流行，学术圈也并不会特意对这些“旁门左道”加以垄断。虽然能够自助获取，但海洋知识的传播掣肘问题在后来的较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本质改观，各类学校存在招生条件和教学偏向的限制；并且，在18世纪以前，英国都未出现大型的印刷工厂，^[29]只得依靠小型的印刷作坊；直到18世纪70年代，这种情况才“发生了突变”。^[30]此外，真正的学术精英一般都醉心于古典学研究，对此门道不甚热衷，海图的作者来源更多是移民、海员或一些海事官员等。可见，虽然统治阶层和知识界主观上仍愿意让广大民众获取更多的海洋信息，但囿于各种客观条件，包括海图在内的各类海洋知识和信息并未能很好地通达于全社会；有关海洋的信息还是更直接地通过征召、动员等行政命令，抑或是后世的强制征兵（impressment）政策来昭告天下。(www.xing528.com)

活字印刷技术在15世纪70年代传到了伦敦，其快捷而又批量的信息复制方式给英国民众的精神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变化。书面文化传播的便利化，加之大学、行会、教会等机构的助推和民众本身的需求，中世纪后期的英国“渴求知识蔚然成风”；^[31]但相比于欧洲大陆图书市场的繁荣，16世纪的英国书市还是略显凋敝的。^[32]尽管如此，信息扩散速率的提升还是部分深化了民众对海洋的认识，《潮流图》《无敌舰队图》等海图的问世则对这种认识的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5、16世纪的英国社会对于海洋的最主要认知，应当是后者在国家安全领域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因为只有海疆安全才是其他海洋实践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而一度不绝如缕的海上形势则强化了这一认知。自14世纪开始，国王和大贵族通常会征发大量的民间士兵参加在法国和苏格兰边境的局部冲突，这也培养了大量具有战斗经验的后备力量，英方正是以他们为主力，北上苏格兰，或渡过英吉利海峡进行大型远征。英格兰拥有较强的海防动员能力，王室和城镇组成联合舰队共御外敌。民间船只的竭力追随，一方面是王室和政府许诺给予一些贸易特权，正如美国学者伯尔曼指出的，城镇每年为保护王室提供一次船舶服务，以此换取自治体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设立一个普通裁判庭，免除通行税和其他负担，及每年开办一次商品交易会等；^[33]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较为优厚的补贴制度。爱德华三世时期，每艘私人船只在受到征召时可收到每吨40便士的补助，^[34]同时还可以平分所有战利品的四分之一作为奖赏，若船只出现损耗情况，还可将船只送往港口修缮。^[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