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亨利八世发展海军之后，英廷对海图等稀缺的知识性工具给予了重视。16世纪30年代，苏格兰人让·罗茨（Jean Rotz）在结束了其海上航程后，完成了一份含11幅图的海图集。他将之进呈给亨利八世，由此被授予“皇家水文学家”（Royal Hydrographer）之头衔，并被委以测绘英国南部港口和发展海军的任务。[10]然而随着其庇护者亨利八世的离世，罗茨遂暗中与法王亨利二世达成协议，以其海图和英国境内港口营造的规划细节为筹码，换取他在法国的优渥地位和生活。1558年，罗茨提供的信息最终影响了英国在法国本土的最后一个据点——加莱（Calais）港的陷落。
在这一时段，像罗茨绘制的这类能达到军事使用级别的海图还属少数。中世纪后期的海图和地图，多是由航海者、地理学者或占星师们在其亲身实践和摄取的一些间接经验的基础上绘制出的，或多或少具有一些宗教印记和荣誉崇拜。其中，英国舆图绘制的数量和水准一直处于各国中的前列。13、14世纪之交，问世于英国的赫尔福德地图（Hereford Mappa Mundi）是代表中世纪世界观的典型之作，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完整的“T—O”[11]型地图，阅读时需将其顺时针旋转90度，以符合现代阅读习惯。赫尔福德地图绘制于一整张牛皮之上，最宽处直径达1.3米，描绘了15个圣经事件、5个古典神话场景、400余个城镇、30多个人物，堪称一件宗教艺术珍品。其圆心为圣城耶路撒冷，除却伊甸园、巴别塔、诺亚方舟等经典的《圣经》意象，也绘有无头人“不莱梅”（Blemmeys）、仅有一只脚的“伞足人”（Sciapods）以及“犬头人”（Cynocephali）等魅异形象。因此，此地图与其说具指引导航之用，不如说是地理学、《圣经》故事和神话的杂糅，主要体现了作者对世界的想象与构建，艺术性大于科学性，遂不具备很好的普世性与实用性。同时，由于此作以牛皮为材质，做工繁杂，难以复制，也不利于本已有限的地理知识的呈现与传播。
随着印刷技术的使用和知识传播速度的提高，海图的知识性和实用性也在进一步提升。约翰·马绍尔于1579年制成一幅“英格兰周边的潮流图”（Tidal Map of England），大致标绘出了英国海岸周边的洋流和水文形势。虽然此图从现代人的角度看来，甚至是“感性”且“可爱”的。[12]例如，海岸线好似出自布料裁剪，各路洋流近似花圃栅栏上的雕花，均是用艺术化手法绘出；重要洋流的地理学特征也没有准确和着重的标识；英国各城市只是根据其大体位置泛泛地列举了名称，未作详细处理。
“形式大于内容”的呈现并非无源之水。在宗教因素之外，有学者认为，这或可体现英国人海岛意识中的“自恋”情结。[13]在16世纪的作家笔下，英国俨然是一个“天选之地”，是“人间乐园”，[14]这也与英国学者提出的“构建英格兰形象的关键性时期”[15]之论断互为佐证。莎士比亚曾在其作品中借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之口提出，英格兰是一个封闭的国度，这种封闭性源自大海的保护作用；如果说英格兰是伊甸园，大海的保护则使它成了一座关锁的花园。[16]从这个意义上看，《潮流图》中所绘的洋流图案，也令人倾向于联想到花卉、花园等意象，或是在暗示，正是洋流（海洋）拱卫、泽被着英国这座“花园”。
但是从该图的现世仍可以看出，此时社会对海洋的关注深度和广度都在向前推进，这和其国内的重要产业——渔业的发展相辅相成。渔业是英国经济和社会中的一大重要组成部分，甚至关乎国计民生。从14世纪晚期开始，英格兰西南部地区的海洋渔业不断发展。当时，沿海村庄的渔船和针对鱼类的什一税不断增加，为鱼类捕捞和加工处理而制造的设备和工具层出不穷，鱼类贸易亦不断增长。此外，该地区海洋渔业的发展还体现在其关税账目上，例如，埃克塞特的地方关税账目中曾记载了沿海和远洋所有货物的贸易状况。尽管受瘟疫和国内局部战争的影响，人口数量下降，增速放缓，港口贸易未完全恢复，但市政当局对此时的海洋渔业依然给予了很大支持。鱼类贸易能为当地居民提供稳定而又相对廉价的食品，海洋渔业所受负面影响遂较小，进展仍较为可观。[17]在14世纪早期至15世纪中期的150余年里，前往埃克塞特港口的运鱼船只数量增长了两倍之多，鱼类的进口量和关于鱼类的关税也几乎翻了一番；到了15世纪60年代，运鱼的船只数量已占所有货船数量的20%。[18]
英国西南部的渔区大致位于布里斯托尔海峡和西部远洋深水区的交汇处，正有北大西洋暖流过境，水温适宜，浮游生物丰富，为渔业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因此，在其发展势头良好的情况下，社会对海洋的规律性认识需求不断提高，出现类似的海图也就顺理成章。所以，即便是受技术羁绊而未能反映出海洋知识的全貌和本质，洋流海图的出现同样具有一些积极意义。(www.xing528.com)
在政治外交方面，16世纪60年代以来的尼德兰革命一直牵动着英国政界，低地国家的稳定与否也关乎英国的国家安全；西班牙军队的介入升级了局面的复杂性，可谓千钧一发。由此，遏制和削弱西班牙的实力即成为英国朝野所必须思考的问题。70年代起，英国对西班牙美洲航线的袭扰、在尼德兰的外交成功以及伊丽莎白一世对玛丽的审判处决[19]等一系列举措改变了北大西洋地区的力量对比，同时升级了英西之间的龃龉。同一时段，对西班牙的关注和戒备令英国学界开始将目光投向相关海域的地理和水域状况。1588年，罗伯特·亚当斯的《西班牙无敌舰队时期的不列颠群岛海图》（Maritime Map of the British Isles at the Time of the Spanish Armada）即是当时对该问题的反馈，各类象征英国王室和荣誉的徽章昭示了海图作者鲜明的政治立场。研读该图可知，第一，因涉及安全、战争等严肃问题，故艺术化的表达显著减少；第二，受圆柱投影绘图法（又称墨卡托投影，Mercator projection）的影响，海图绘制已有了初步的规范化和标准化的倾向，图示变得更为直观，有利于民众的传播及阅读；第三，海图中的大陆与海洋的比例开始协调，海岸线、岛屿等细节的处理也更加精细，特别是对英吉利海峡和尼德兰、佛兰德斯地区海岸岛屿的标注，体现了英国学人对于该地区的重点关切。此外，图中的大西洋上还绘有一道弯曲实线，是为当时无敌舰队的行军和败退路线，可知当时英国对敌方状况已有了相当的了解，绘图技术也取得了明显提高。
此外，海峡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一直是英国最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之一，该图对海峡间的岛屿、地貌等也绘制标注得较为明晰。海峡水域曾经是对法作战的前线，当时又面临西班牙舰队的威胁。因而，将海峡的地海特征详尽而准确地标出，有利于部署英舰在近海的游弋巡防，可以和陆地兵力及工事配合，进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压制敌方舰船的行动，占据优势。
海图绘制和航路探寻唇齿相依。16世纪中后期，各大商业公司的介入给海图绘制的新发展提供了契机和可能。公司的诉求是获利，因而就要尽可能规避各类不必要的损耗，降低成本。但在既有海图不充分和不精确的情况下，公司遂组织船队进行海上探索。16世纪50年代起，英国的莫斯科公司先后发起数次航路探索。多次的尝试初步建立起了英俄之间的贸易，但未能发展前往东方的通道。[20]
数十年后的东印度公司同样也开展航路探索活动。它在1601—1612年间组织了10次远洋航行，[21]主要目的地是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地。航行到后期变得驾轻就熟，也给公司带来了暴利。据统计，在公司成立的最初17年中，在不足20万镑资本的情况下，该公司共获得100多万镑的利润，利润率达500%。[22]巨额利润驱使着公司组织一次次的航行，开辟与不同地区间的航线。这表明，在16、17世纪之交，英国商船的活动范围已远至红海、孟加拉湾和菲律宾海，而不再局限于北大西洋及周边区域。航线的开拓和资金的支持为后续大范围海图的测绘奠定了基础，此后的海图将进一步褪去其宗教布道和荣誉召唤的属性，取而代之的将是商业时代信息资料所应具备的工具性、简明性及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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