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关与权力：清朝中兴与罗伯特·赫德的晋升

理查德·S.霍洛维茨^[2]　著

严旎萍^[3]　译

摘　要：此前学界对于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的研究多倾向于将其描述为中西方文化的中介，超然于政治局势之外，建立起现代海关税务机构。然而，从清朝和英国政治冲突之外的中立视角来看待赫德，忽略了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的私人利益。本文通过分析赫德如何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下迂回处理与总理衙门、清政府高官及英国公使等多方权力之间的关系，揭示出赫德作为一个非中立的人物，在追逐个人权力和理想抱负过程中的政治斡旋，及其如何促使中国海关诸多特点的形成。

关键词：赫德　海关　总理衙门　中英关系　政治斡旋

1865年（同治四年）11月6日，30岁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向其上级总理衙门——清朝新兴的外事机构——递呈长文，批评中国人的行政习惯并提供整改建议。他批评了各层级政府中存在的腐败与低效，呼吁税务改革，加深专业化，雇用高素质雇员，加强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引进西方思想和技术。这份用中文写成的奏折题为“局外旁观论”，数月后，由总理衙门进呈皇帝，并呈英国外交官威妥玛（Thomas Wade）的《新议略论》，抄寄各省督抚阅看。于时这份奏折影响力甚微，而不过四十年后，据称慈禧太后告诉作者她多么希望早听从他的建议，这又成为罗伯特·赫德神话的基石，也是清廷未能充分利用波塔当人智慧的象征。^[4]赫德的立场已被囊括在标题中，内容是他作为清朝体制的局外人所见而局内人所忽视的问题。“庐山真面，惟在山外者得见其全。”^[5]但是，这份奏折中的著名论调，却非典型的赫德作风。对于一位以外交手段而闻名的人来说，［奏折中的话语］实在过于直率；对于一位（至少在19世纪末之前）安静低调地从官僚体系内部成功爬升的人来说，其设想过于宽泛且夸张华丽。此外，赫德将自身定义为旁观者，不过是在装腔作势。19世纪60年代中期，他就已深陷时局，并且，他能够从副领事一跃成为世纪之交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外国人，其在政治联盟间的斡旋技巧极为关键。(www.xing528.com)

距离赫德逝世，如今已有接近一个世纪了，相当多有关这位海关总税务司的著作已陆续出版，但对赫德的研究还局限于他的一系列角色中。第一种也许是相距最远的：裴丽珠（Juliet Bredon）对她的叔叔极尽赞美之辞，将其描绘为一位浪漫的人物，过着一种“既有益又丰富的，既浪漫又成功”的生活，而对他运营长达四十七年的税务机构的描述则是有问题的——即便赫德的其他活动同海关工作一样丰富。^[6]曾在赫德手下工作了三十五年的马士（H.B.Morse）强调赫德是清政府睿智而审慎的顾问，且作为外交中介处理争端。^[7]魏尔特（Stanley Wright）将赫德的生活呈现在海关成为现代高效税务机构的条理化发展当中，宣称“作为一位天才的管理者，赫德在伟大的英国行政者序列中地位崇高”^[8]。在审慎细致地编纂赫德的早期日志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司马富（Richard Smith）和凯瑟琳·布鲁纳（Katherine Bruner）检查了赫德的私人生活，强调他的“二元文化成就”，即通过适应中国文化和行为期待来赢得其中国上司的信赖。^[9]这些著作中的共同假设是，赫德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中立的：他高效地管理海关、提供有用建议来服务他的中国雇主，偶尔作为一位真诚可信的中间人涉足国际争端。为此，赫德超然于当时的政治斗争和外交冲突之外。

本文将从另一个视角呈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赫德的职业生涯。赫德是一个政治性的人物，他在充分关注其私人利益的同时，用其原则观点影响独立海关及行政诚信。赫德虽然回避公开他的政治立场，但巧妙地适应了政治环境并以之为优势。赫德站在以皇室成员恭亲王奕和满族政治家、总理衙门首领文祥为首的北京官员群体一边。他建立并管理海关，以此来扩大总理衙门相对于各省总督、财政优先拨款项目（finance pet project）的权力，并提供机密建议。奕和文祥的支持使赫德可以利用特别且无须审查的权力来建立海关。他将这项权力使用到极致，而这促成了海关诸多的行政特点。

正如他圆滑地适应了清政府的政治形势一样，赫德也利用了19世纪70年代英国极为反常的对中温和外交环境。由第一位驻北京大使卜鲁斯（Frederick Bruce）领导，英国外交部门要求清政府严格遵守条约，建立自由贸易。但卜鲁斯同样支持清政府镇压叛乱，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10]赫德创办了一个服务于英国自由贸易政策利益的机构，而此机构明显地支持北京政府——这密切地配合卜鲁斯的远见。赫德的海关在人事方面也保持自身足够的国际性，不受英国控制，以免成为其他权力的目标。在一个半殖民地政权的状态下，清政府的权力摇摇欲坠并抗衡着英国霸权及来自其他势力的威胁，而赫德的自主性和权威在他老练的政治操纵下得以最大化。^[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