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器装备变革带来兵制练兵变革

晚清军事革新经历了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随着武器装备的变化，兵制、练兵等逐渐发生改变。就兵制来说，八旗、绿营是清代实行了两百多年的主要制度，八旗兵起初由满族人组成，后来先后增设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全国统一后，八旗兵分驻首都及全国重要地方，八旗官兵都有世袭的旗地，为旗人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八旗兵在清代前中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营兵是清军入关后以归附的明朝军队为基础组建成的武装力量，以绿旗为标志，营为建制单位，故而得名。时至晚清，原先骁勇的八旗兵早已衰落到了“骑马人坠地，射箭箭虚发”的地步，基本丧失战斗力，成为不能征战的老爷兵；绿营兵也同样营务废弛，日渐显示出虚弱落后的状态。八旗、绿营无论在对内镇压还是对外征抚上都已不堪使用，并且每况愈下，练兵制度更是如此。与此同时，西方军队在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官员意识到了中西间的差别，开始另行招募兵员，并雇觅洋人按照西法进行操训。由此，正如奕所言，“探源之策，在于自强，自强之术，必先练兵”^[4]，按照西法整军练兵逐渐被放到重要位置。

其后，不少出洋国人都留心观察西方征兵、练兵之法，比较它们与中国的不同。光绪二年（1876）赴欧的驻英副使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便有关于“西洋营规”的记录。他首先描述了英国的征兵制度：“西洋惟德国尽人为兵，余则多以召募。募兵之法，年二十二以上愿充者投告，由医官验其身体结壮，长及六尺，胫骨不弱，足不平底，乃给资为定，令归告所亲，送诸大营覆验（身足不如式，则前医官罚赔定银）。讯其来意果实（必覆讯者，虑其出于一时愤激也。既讯实则军令虽严，后亦无怨矣），则分哨教习焉。”继而详尽描述了西方新兵军事训练之法，其“教习之法，十人为队。先练手足，缓行欲其步之齐也，急行欲其驰之疾也，站立欲其脚之坚，运动欲其腕之劲也。又有所谓抱顶者，以首触物曰顶，欲其撞之而仆，摧之而开也；两手擒伏曰抱，欲其力能制之使不动也。凡教练，皆喝号或摇旗，欲其耳目之习于号令也。由是而效为陟山、跳濠、跨墙、缘木之事：累土为坡而趋之，欲其息之不喘也；悬绳于上而攀登之，欲其身之不坠也；横木于室而超过之，由二尺渐高至五尺，欲其两膀之张，足不失陷也。如是者两三年，然后授以火枪，使习携持演放，测其远近（丈地使习观之，以知其远近），视其准的”。这些现今在我们看来稀疏平常的征兵检查项目、军事训练科目，在当时传统士大夫眼中却属于与国内大为不同的西洋景象。刘氏还记录了骑兵的训练以及西方军队规章，“其教马队，即于步队选练（使其人虽丧马亦可以战）……凡此马、步技艺，学三年不成者，斥出。学成，乃授名粮。食粮三年为一届，愿留则当六年，犹愿留则当九年。至于二十一年为兵，其齿已老，遂放归，以原日口粮赡其终身。在营有所犯，轻者禁一礼拜不听出，重者降二等兵，再犯而重则降三等兵（二、三等兵但为此名目以示优劣而愧励之，口粮则同），均注其事由于册，由哨官以时进营官查验。又再犯，则讯其违忤之故，调赴其他营哨，易人教之，并以犯罪事由录送。犹不改，然后拘诸监牢作苦工（另有监禁营兵之所）。其三年无过者，以黄绦为规形施诸袂，加其粮银。绦递加至三而止；嗣有犯，亦递褫之。此西洋营规之大概也，英国亦然”^[5]。另外，以随员身份与刘锡鸿同时赴欧的张德彝在《随使英俄记》中也有类似记录，^[6]身为副使的刘锡鸿或许参考了作为随员的张德彝的记录。无论如何，这些文字应是中国人关于西方近代征兵、练兵制度最早的记录。

相较而言，张德彝的观察更为细致，且西方强国的军事制度皆在其观察范围内。如有关俄国的征兵制度，他写道：

俄国旧制：兵勇由农工招募，或已充兵勇之子弟及他士民之情甘投伍者报官挂号，届时一概征调。至俄历一千八百七十一年（即同治十年），俄皇改定新章：通国民丁，除经医查验疲弱免充外，凡年至二十一岁者，按年报官充伍，不准宽免及代替各情；以十五年为限，系入营操演六年，留名回籍候调九年，每年仍传操一二次。调时，择其年富力强者披坚执锐，年迈就衰者防堵要隘，看守炮台。幼丁至十七岁者，准其投营学习，年满入围考试，充兵而后回籍候调，或考授武职。凡回籍候调者，至三十七岁，始予除名。有染病及任他缺者，酌办。实任武职有告退者，虽无俸薪，亦必至三十七岁方准注销。人民皆有充兵之责，故未及二十一岁者，御侮乏人，亦可征调。各处惟在哈萨克及芬兰各属人民，除苗蛮因身体矮小及性情柔弱不计外，仍因旧制，每五百挑取二名，至少以九万或十万为定额。^[7]

有关法国在普法战争时期实行的特别制度，张德彝记述说：

法国前于西历一千八百七十二年（即同治十一年）新定兵律：民由二十至四十岁，充兵二十年，以银捐免等项一并禁止。已经官医验明，身体强壮，及未经自行报明身有疾伤柔弱者，皆练习五年、操演四年、充本地兵五年、候调六年。外有恩例数条，除报病恩免充兵外：一、孤子而居长者；一、一家之长子长孙、寡妇之孤子，或改嫁之子，或其父年逾古稀者；一、年长者兄弟可以同时招募；一、兄弟年隔一纪者，当先招其兄；一、一家长子已故，或阵亡及受伤，其次子及以上各等，皆一律恩免充兵。

凡初当兵者，能读书、能缮写，俟练成武艺后，予假之期，多寡听便，不得越两年。^[8](www.xing528.com)

并且，在记录了普法战争中法国军队伤亡人数之后，张德彝对战争有一番超乎时代的评议：“由此观之，战争无论胜负，均为荼毒生灵。倘得永庆升平，则海内幸甚，生民幸甚。”^[9]短短几句话，张德彝就道出了战争的本质，对战争有一番更深的理解，从新角度阐述战争与和平的意义，这对一个当时年仅二十几岁的中国青年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郭嵩焘是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他是晚清士大夫阶层中最早主张向西方寻找进步之法的人物之一，见识、才干皆高人一等。他曾考察英国的兵役制度及练兵方式，^[10]并深刻地指出中西练兵之差异在于方式的实虚，“西洋兵法一务实用，无以虚文演习者，所以政教修明，而人才因以日出也”^[11]。清季外交名臣曾纪泽出使英国时，曾有英国军官告知中国水师操练不得法，“偕清臣赴师坦立太夫人茶会，遇兵部副将□□□□□久谈。其言中国兵勇能耐劳苦，若操练得法，可以无敌于天下；又言中国于船炮军械日有进益，而水师操练尚未得法”，曾氏认同英人的观点，认为其言“皆中肯綮”。^[12]

黎庶昌旅欧期间曾记录英国民兵的训练方式。“英国选兵之法，乡兵合操，每年不过一次。若每礼拜寻常操演，人数无定，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有女士喀尔利而，曾请予至其亲戚处一观乡操。……午正，乡兵约百许人，奏乐而来。先就园中饮啖毕，乃至平原习操。分为两军，俨若对敌状，数四起伏。其放枪，皆以身卧地，而昂首以视准的与否，徐又起屈一膝施放之，可及人身之半，阵法变化无常。至晚乃散归。”^[13]黎庶昌的这些文字反映了19世纪英国民兵平时训练的状况。英国注重加强民兵的训练，寓兵于民。当时西方各国普遍采用了系统的近代化动员制度，以备战时能迅速将这些兵源动员起来，扩大部队编制。良好迅速的国防动员能力是赢得近代化战争的必要条件，这一点无疑也是中国须向西方学习的。

薛福成对德国仔细考察一番后，总结出其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的原因，其中第一便是全民皆兵的兵役制度及尚武精神。他说：“（德国）其自强之道有三：一、举国皆兵，国中风气视武职为最荣，人人皆愿当兵，或三年，或六年，然后改为他业。平时兵额四十万，一旦有事，调集新旧兵可得三百万，最多可得五百万。”而便利的交通和充足的军饷则是德国自强的另外两个必要条件：“一、铁路六通四辟，五六日间，通国之兵可尽集边界。一、饷有专款，不必临渴掘井；兵之所至，饷即随之。二十年前，法国所偿巨款，至今存储未动。非若他国筹饷，须待议院会议也。有此三者，所以欧洲各国皆畏之。”^[14]

晚清技术专家徐建寅在欧洲期间，记录了德国军事制度：“询以德国军制，据称：凡民年至二十，即调充兵，操练三年（每名月饷十九马克，另给馒头），遣归为民，仍执本业。队长管二十五人，由民兵之操练精熟而自愿充当者挑补。既当此差，不遣归农，满二十年，方准告退，给以恩俸。如当差不满二十年而告退者，恩俸减少。此队长与所辖之兵同房寝食，严加管束，不率教者可任意扑责；惟不能升作武官。”^[15]他还记述了骑兵、炮兵的分类：“马兵有轻、重、杆三种”，“炮兵亦分轻重二种。轻者炮小，而兵皆骑马，能随马兵出战。重者炮稍大，惟武官、兵目骑马，御马之兵骑拉炮之马，余炮兵俱步行。若在平途，则炮兵可坐于炮旁及弹药箱之座；遇稍崎岖，即下马步行，或更助推炮车，以省马力”。^[16]

19世纪中后期，德国工业发展迅速，在先后击败了丹、奥、法，实现国家统一后，德国迅速崛起为欧洲头号工业强国、军事强国，在世界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的崛起引起了世界各国的侧目，也就无怪乎出洋中国人对德国征兵、练兵制度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实际上，无论是德国的征兵、练兵制度，还是军事领域的其他方面，在当时的西方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德国在军事方面的优秀表现甚至也成为许多西方国家效仿的对象。^[17]然而尽管努力，中国人似乎从中只学到一些皮毛，并未能帮助中国真正实现自强，这应是清朝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