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国家政府对萧绍平原塘闸水利进行全面接管及影响的研究成果

通过明清长时段的史料梳理可以发现，萧绍平原江海塘修筑经历了从分散走向协作，进而中断，再走向协作的过程。明初以降，萧绍平原以塘闸为主的大型水利工程的组织开始由府、县自行决策和实施，地方士绅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经费也由官办逐渐改由民间自行筹措。嘉靖年间，萧山进士黄九皋上书巡按，揭开了三县协修的序幕，在国家权力的威慑和干预之下，此后展开了多次县际合作，并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定例，一直延续至清初。随着清王朝国家统治的下移及中央政府对钱塘江两岸塘工的高度重视，国家权力对萧绍平原塘闸水利事务的介入程度大大加深，甚至在经济和制度上全面接管，这一趋势在乾隆朝达到顶峰。然而从实际结果来看，从明中叶逐渐形成的区域性的水利协作机制，在这一时期强有力的国家干预下完全瓦解。在乾隆朝初期，萧绍海塘虽有频繁的修筑，但地方丧失了决策的自主性，南岸改建石塘的诉求在乾隆皇帝的直接反对下一次次落空，萧绍塘闸水利的开展不得已又重新回到地方。嘉道以后，随着政府财力不支及中央政府对地方管理的退缩，水利工程民间化的趋势更加突出，加之地方自治力量的崛起，跨界协作依旧成为水利民间化之后重要的举行方式。

明中叶以前，在萧绍地区占地方水利主体的水库（湖泊）水利工程中，只有鉴湖、湘湖一类规模较大、牵涉面广且工程繁杂的工程才由官府出面组织人力建设和维护，并行使监督和仲裁职能，协助地方制定一系列的用水、分水规则等，以保证其正常运行。即便如此，那些任期不稳、对地方不熟悉的地方官也不愿冒滥用民力或触犯地方豪强利益的风险主动去承担这些公共事务。而其余那些为数众多、广泛分布在平原上的中小型水库，由于规模有限，灌溉田亩较少，往往由民间自行组织修建。无论是何种规模的水库（湖泊）工程，除非出现大的矛盾纠纷，只要不影响赋役征收或地方秩序的稳定，官府基本不会主动干预，而国家权力往往是在水利纠纷产生而民间又无法自行裁决的时候才会被动介入。可以说，这一阶段，民间在地方水利事务中拥有相当的自主性。

相较于平原内部发挥灌溉作用的水库水利工程而言，自元末开始的浦阳江改道工程及明中叶渐次推行的沿海、沿江的塘闸水利工程等，其工程量远甚前者，庞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和组织动员能力，并非民间可以自行组织兴办，而需要国家权力的积极甚至强势介入。即使工程开展所需经费是民间按亩派费而来，所征发人力也是三县县民，其间并不需要或是较少需要外来资源（国家财政）的支持，但没有国家权力的威慑，这些资源也很难甚至不可能被有效地调动起来，区域协作也就无从谈起。所以说，区域性的水利协作，国家权力的干预或支撑不可或缺。

从明中叶开始，尽管由士绅和地方政府推动的以按亩派费为主要形式的跨界协作存在诸多弊病，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萧绍平原塘闸水利的建设还是卓有成效的，并且地方乡官、士绅积极参与决策的过程，充分显示出了地域社会的活力与自组织能力。然而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央政府极端介入地方塘闸事务的乾隆朝前中期，从明清的长时段来看，这一阶段由“国家垄断”的塘工事务不过是其中的极小片段，但中央财政的不可持续性以及高层人事、政策对决策的粗暴干扰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地方水利事业的有序运行。不得已，这些水利事务又重新回归地方。清末，中央政府式微，不断崛起的地方自治力量主动承担起公共事务，并且成立了专门的区域性水利协作机构——山会萧塘闸水利会。这种协作组织制度化的建设和规范，正是这一以水利为核心的地域共同体走向成熟的标志。

通过对传统中国区域水利协作实例的考察和比较，可以看出，尽管大型堤塘水利工程所需工费浩繁，但在经济资源相对富裕的区域，至少在萧绍地区，通过区域协作，民间实则有能力且有意愿配合地方政府处理这些公共事务。重新审视作为传统社会地方资源统筹重要手段之“按亩派费”，打破其“苛政”的刻板印象，可以发现此种方式带来的广泛参与度和地理归属感，着实加深了地域社会的连接，也激发了地方社会的活力和自组织能力。而到了中央政府对社会事务干预面不断扩大、政府职能急剧膨胀的18世纪，中央权力对地方政府职能的过分介入，消减了地域社会间的互动联系，从而压制甚至禁锢了民间社会的活力，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可谓至深且巨。

【注释】

[1]陈涛，赣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

[2]此类研究成果甚多，不一一列举。最典型的如长江中游“四邑公堤”的研究，彭雨新、张建民《明清长江流域农田水利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84—268页；尹玲玲《明清两湖平原的环境变迁与社会应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5—256页；杨国安《国家权力与民间秩序：多元视野下的明清两湖乡村社会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5—200页。又如珠江三角洲桑园围的研究，徐爽《明清珠江三角洲基围水利管理机制研究——以西樵桑园围为中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再如江南地区河流疏浚研究，谢湜《高乡与低乡：11—16世纪江南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59—370页。

[3]鲁西奇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围垸和堤防水利的协作情况为例，对区域水利协作的基本特征和局限作了细致分析，相关论述见氏著《长江中游的人地关系与地域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308—405页。

[4]王大学：《中国海塘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历史地理》第3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45—346页。

[5]陶存焕、周潮生：《明清钱塘江海塘》，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1年。

[6]和卫国：《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7]［日］本田治：《宋元时代浙东の海塘について》，《中国水利史研究》1979年第9号，第1—13页。

[8]刘丹：《杭州湾南岸宁绍海塘研究：以清代为考察中心》，宁波大学专门史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9]崔倩：《萧绍海塘萧山段：基于萧山史志资料的初步探讨》，《杭州文博》2015年第1期，第18—25页。

[10]《新唐书》卷41《地理五》，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1页。

[11]嘉泰《会稽志》卷10《堤塘》。同卷另置《海堤》一目，仅记余姚县境内海塘。

[12]《宋府通判慈溪黄震记》，嘉靖《萧山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

[13]万历《绍兴府志》卷17《水利志二·堤塘》。

[14]瞿同祖著、范忠信等译：《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263页。按：瞿同祖所著《清代地方政府》一书论及地方政府运行实态及案例，多引自汪辉祖所著《病榻梦痕录》，汪辉祖即绍兴府萧山县人，其本人多次主持或参与萧绍水利工程事务。

[15]乾隆《萧山县志》卷12《水利志上》。

[16]嘉靖《萧山县志》卷6《杂志·祥异》。

[17]万历《绍兴府志》卷17《水利志二·堤塘》。

[18]富玹：《萧山水利初刻》卷下《明尚书魏文靖公萧山水利事述》，《湘湖（白马湖）文献集成》第1册，雍正十三年孝友堂刻本，第65—66页。长山至龛山之间实际塘长仅10千米余，见陶存焕、周潮生《明清钱塘江海塘》，第29页。

[19]关于浦阳江下游改道问题，学界存在一定争议，已有多位学者对此展开考辨，此处不再展开。本文以传统志书观点，即自东汉以来一直到明中期，浦阳江下游的主河道都固定在今西小江河道，而起始于元代的碛堰山开凿活动是在钱塘江主泓道北移、西小江下游排水不畅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一项大规模人工干预河流改道的工程。详参朱海滨《浦阳江下游河道改道新考》，《历史地理》第2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钱杭《江河改道对区域社会形成和转型的影响——以浙东浦阳江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

[20]现代的数据观测和数学模型分析也支持这一结论，见胡国建、丁涛、尤爱菊、王淑英《钱塘江洪水顶托对浦阳江洪水位的影响研究》，《水电能源科学》2011年第11期，第11—14页。

[21]万历《绍兴府志》卷13《灾祥志·水》。

[22]吴鼎：《重建西江塘记》，嘉靖《萧山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

[23]黄九皋：《上巡按御史傅凤翔书》，嘉靖《萧山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www.xing528.com)

[24]吴鼎：《重建西江塘记》，嘉靖《萧山县志》卷2《建置志·水利》。

[25]万历《绍兴府志》卷17《水利志二·堤塘》。

[26]万历《萧山县志》卷6《杂志·祥异》。

[27]康熙《萧山县志》卷11《水利志·海塘》。

[28]康熙《萧山县志》卷11《水利志·江塘》。

[29]乾隆《萧山县志》卷13《水利志下》。

[30]康熙《萧山县志》卷11《水利志·江塘》。

[31]康熙《绍兴府志》卷17《水利志》，清康熙五十八年刊本。有关康熙朝末三县议修三江闸争端，详见拙作《明清时期萧绍平原的水利协作与纠纷——以三江闸议修争端为中心》，《史林》2019年第2期。

[32]康熙《萧山县志》卷11《水利志·江塘》。

[33]康熙《萧山县志》卷11《水利志·江塘》。

[34]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8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61—262页。

[35]郑肇经、查一民：《江浙潮灾与海塘结构技术的演变》，《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第158—159页。

[36]陶存焕、周潮生：《明清钱塘江海塘》，第17—18页。

[37]《浙江海塘两岸总图说》，《海塘揽要》卷1，《钱塘江文献集成》第4册《钱塘江海塘史料》，杭州出版社，2014年，第48页。

[38]朱定元：《海塘节略总序》，《海塘录》卷22《艺文五》。

[39]乾隆《萧山县志》卷13《水利志下》。

[40]和卫国：《治水政治：清代国家与钱塘江海塘工程研究》，第125页。

[41]民国《萧山县志稿》卷5《田赋门·水旱灾异》，民国二十四年（1935）铅印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84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494页。

[4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上谕档》第6册，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初五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8—379页。

[43]署理浙江巡抚熊学鹏奏《为奉上谕南塘不必改建鱼鳞石塘稍滋糜费遵旨复奏事》，乾隆三十五年十月十二日，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案号：04-01-05-0045-022。

[44]《浙江巡抚富勒浑奏覆萧山县塘工情形及士民捐修缘由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御批两浙名臣奏议·海塘卷》，华宝斋出版社，2001年，第485—490页。

[45]乾隆《绍兴府志》卷16《水利志三·海塘》。

[46]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8页。

[47]《续海塘新志》卷3《修筑上》，《钱塘江文献集成》第1册，第255页。

[48]《章景烈代金光照上闽浙总督左宗棠论浙江水利亟宜疏浚禀文（清同治五年）》，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塘闸汇记》，第2375页。

[49]民国《萧山县志稿》卷3《水利·西江塘》。

[50]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塘闸汇记》，第2418—2419页。

[51]《曹豫谦拟绍萧塘工辑要凡例》，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塘闸汇记》，第2463—24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