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以降，钱塘江主泓道一直走南大门，即使南宋末年开始有北趋迹象，但一直到明末，基本都维持这一态势。江走南大门，杭州湾南岸涌潮溯江而上的路线靠近南岸，直达杭州，南岸萧绍一带及杭州附近的潮灾最为严重，而北岸盐官一带潮势平稳，岸外滩地有几十里之远，海塘修筑的重点也都集中在南岸和杭州附近。明代海潮路线变化激烈，潮趋北岸的现象增多，但非常态，故与宋元情况类似。[35]然从明末开始，钱塘江主泓道发生突变，崇祯十六年（1643）至顺治二年（1645）间，主泓道由南大门北移至中小门，短暂安流后，又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逐渐北趋，直逼海宁县城；康熙朝末以后，虽有部分摆动，但主泓道基本稳定在北大门。[36]在钱塘江主泓道北移的背景下，北岸海塘的防守压力骤增。
清代中央政府对海塘的修筑和维护极为重视，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然而基于南北两岸地理形势差异，政府对两岸防守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清人在总结浙江沿海海塘修筑的利害轻重时就称：“北岸之塘，较之南岸，所关尤重者，杭、嘉、湖与江省之苏、松、常各府，境既毗连，地尤洼下，全赖仁、宁、盐、平二百余里捍海塘堤为之障蔽。”[37]
钱塘江江流主槽南北迁徙不定，两岸此坍彼涨的规律，时人早有认识。不过自唐至明，钱塘江河口主泓道一直走南大门，基本稳定，两岸也并未依照上述规律在海塘防守策略上大做文章。从清初一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这段时间内，钱塘江主泓道走中小门，杭、绍相安无事。短时期内主泓道的突变以及时人对于钱塘江沙水规律的认识，使治水者产生了让主泓道永走中小门的理想方案，“水若由中小门为出入，当适中之地，杭、绍两府皆庆安澜”[38]。所以从康熙朝末年开始，治水者在组织北岸大规模修筑石塘固守的同时，还试图通过开河切沙、开挖引河等方法引导水流重归中小门，以减轻北岸防守压力。之后在重归中小门无望的情形下，主持地方塘工的官员还是不断上奏，建议用借水攻沙之法，在南岸沙洲开挖引河，借海潮往来，以冲刷南岸壅沙。如此，江溜日趋南岸，北岸淤沙日涨，得以保北岸塘工万全。至乾隆朝，时人对于“南坍北涨”的治理理念更是推崇备至。上至皇帝，下到主管浙江塘工的官员，仍抓住时机采取诸如涨沙、切沙、开挖引河等工程措施和尝试，以期这一理想的实现。
南岸塘工向来由地方政府主持，民捐民办，即使地方财力不支，申请拨发官帑修筑，但主导权基本在地方。进入乾隆朝之后，南岸塘工的开展一改之前地方独自办理的局面，被纳入统一的海塘工程体系之中。乾隆元年（1736）就曾专门下过一道关于南岸海塘修筑动支官帑的上谕：
朕闻浙江绍兴府属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五县，有沿江沿海堤岸工程，向系附近里民按照田亩派费修筑，而地棍衙役于中包揽分肥，用少报多，甚为民累。嗣经督臣李卫檄行府县，定议每亩捐钱二文至五文不等，合计共捐钱二千九百六十余千，计直银三千余两。民累较前减轻，而胥吏等仍不免有借端苛索之事。朕以爱养百姓为心，欲使闾阎毫无科扰，着将按亩派钱之例即行停止，其堤岸工程遇有应修段落，着地方大员委员确估，于存公项内动支银两兴修，报部核销。永著为例。特谕。[39]
所以乾隆登基之初就下旨停止地方派捐，动用正项钱粮，待工程完工后由主管塘工的地方大员验收拨款。从出发点来说，此举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轻民众负担，革除工程经理中的一些弊病。除在经费上予以支持外，之后政府又在南岸陆续增设负责管理海塘事务的机构和人员。乾隆十二年（1747），奏准设立绍兴府水利通判，杭州湾南岸会稽、山阴、萧山三县海塘、江塘各工事务皆其所属。次年，又将钱塘江北岸左营五汛弁兵全行撤拨南塘，按汛分防。南岸塘工“悉照北塘之例”，纳入统一的建设和管理，通过经济和政治手段，钱塘江两岸塘工的开展真正实现了“国家垄断”。[40]这一时期，借助国家财政的支持，南岸塘工修筑频繁，其工程主要集中在萧山西江塘和会稽县境内东江塘的宋家溇一带。不过在中央的统管之下，“南坍北涨”的防守理念在这一时期发挥至极致，乾隆皇帝以此来指导南岸塘工建设。绍兴府所辖萧山、山阴、会稽三县塘工的开展还是受到一定制约，尤其是有关南岸土塘改建石塘的诉求。(www.xing528.com)
乾隆三十五年（1770）七月二十三日，飓风大雨，萧绍海塘全线多处溃决，人口、经济损失惨重。[41]九月，浙江巡抚熊学鹏奏请于萧山、山阴、会稽一带海塘照钱塘江北岸之例，改建鱼鳞大石塘及条块石塘坦水。随之，乾隆皇帝在上谕中明确表示熊学鹏“所奏非是”，对其大加批判：“南北两塘，同时并修，于理既觉非宜，于事更为无益”，国家经费岂可“无端糜耗”。[42]熊学鹏急忙向皇帝检讨罪责，随即乾隆皇帝批示：“此事汝实大错矣。”[43]为此，南岸三县只得自行组织修复。
尽管有官员遭到皇帝的斥责，但稍后一段时间，地方官员仍不时向皇帝呈请在南岸修筑石塘。乾隆三十七年（1772），皇帝在召见刑部侍郎周煌时，询及浙江海塘事。周煌奏称南塘自井亭徐至庐茦河，又自芦茦河至富家池两工沙地，去海甚近为最险，自富家池至长山头土塘为次险，“宜建石塘”。乾隆皇帝根据巡抚富勒浑奏报的海塘沙水情形折，比较新旧涨沙形势，认为南岸“偶被风潮，事非常有，不应仿北岸鱼鳞塘坦之规，恐于事无济，徒为奸胥墨吏中饱开销，因不允所请”。不过，针对地方自行筹款修建石塘的做法，乾隆皇帝心里不愿意，但也不好直接反对，态度十分暧昧，甚至有些无奈。称地方自愿捐修，“又不当过于拘泥。小民如果灼见利弊所在，欲图自卫，原可听从其便”[44]。地方官员也揣测上意，纷纷表示地方自行修建的石塘与官府无关，乃民间自发“情愿”行为，并“不假官吏之手”[45]，试图撇清关系。
正如冀朝鼎在基本经济区概念中所揭示出的那样，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之下发展起来的。[46]乾隆皇帝对杭州湾南北海塘修筑的不同态度，正是这一理念的极端体现。直到道光十四年（1834），浙江巡抚富呢扬阿仍在奏折中强调“海潮之患，虽在北岸，而受病之源，实在南岸。必须设法治沙，使之南坍北涨，庶可一劳永逸”[47]。
由此可以看出，乾隆皇帝所奉行的“南坍北涨”的理念在其在位期间及之后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影响深远。作为最高统治者，凭借其权威逐渐影响各级官员，先是想方设法引导水势南趋以减轻北岸的防御压力，进而在得知人力有限、无法干预的情况下，又减少甚至放弃了对南岸海塘经费的支持，充分显示中央政府保北弃南的政策导向，此举对萧绍塘务的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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