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海闹粮案与衢山岛的最终展复

在开复衢山岛的一切事宜似乎水到渠成之际，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即“定海闹粮案”。对于该事件的发生缘起及经过，除了《清实录》《东华续录》《定海县志》等官方文献有所记录外，《申报》也曾作过及时的跟踪报道，并有数篇评论文章，使我们有可能从更全面的角度来审视这一事件。

光绪四年（1878）七月^[37]初九日，定海厅同知史致驯偕同士绅朱某、书吏等到衢山岛天后宫，传谕衢山岛开复升科，要求每亩先缴承佃领垦钱五百文，用作办公经费。但是，当地民众认为衢山岛是封禁之地，并未见张贴的谕旨誊黄，因此怀疑是地方官私意升科。更要紧的是，有四十里地面的水利失修，必须先开通此处对直十八里的官河，才能旱荒无忧，保证纳粮完课。当时人多口杂，群情疑惧，冲突随时可能爆发，史致驯乃回城同定海镇商量，请求派拨师船带兵会同前往弹压。在史致驯离开后，民众认为官府必兴问罪之师，于是相互联络，在各要隘遍置“钉洞”，以为守备。当官兵再次来到衢山岛，刚从倒斗岙登岸，早有准备的民众鸣锣大噪，被激怒的官兵登岸放枪，“乡民数千人及赤身妇女等皆持耰锄迎击”，仓皇之中，致亡官弁二员，兵勇伤亡数十名，官府只得收队回船。^[38]

七月十六日，宁绍台道瑞璋委派宁波府、定海厅等处文武官员带兵五百名，乘元凯轮船前往衢山岛，准备剿抚兼施。到达后，官府即告示安民，要求将首事者送出，胁从者不予追究，并准许乡民前来领取门牌、执照，“日后查有门牌之屋，一律免致焚殴；查有执照之人，一律免致杀戮”。然而，这一招抚措施并未收到实效，民众既未将首事者献出，也无人来领牌照。官府甚至听闻，民众开始勾结岱山盐枭以及各小岛海盗，广储军火，决意负隅抗拒。于是，官府决定进行剿办。^[39]

七月二十日，由台州同知成邦干统率各路官兵近千名，从定海起碇，共赴衢山岛剿办反抗的民众。又命元凯轮船在衢山岛附近洋面逡巡，以防窜逸。二十一日晚，各军抵达衢山。次日黎明，官兵整队登岸进行围剿，遭到当地民众的激烈抵抗。最终，官兵依靠人数和武器上的优势取得胜利，经查点，官兵“杀毙匪党四十余名，夺获旗帜二十三面，洋枪二十七杆，三百余斤铁炮两尊，阵斩被获匪党六十三名，内有金启兰次子金阿毛”，兵勇受伤者五名。^[40]二十三日，在官府的劝谕之下，当地民众将“匪首”金启兰（又作“金屺兰”）捆缚送到，“复引兵至其家，将老妇及三子、二媳、诸孙暨用仆共二十余口一并杀戮，尚有一媳因事回母家，相隔一番得免，斯劫田屋由定海厅收管入官”^[41]。二十四、二十五日，官兵连获金阿迷、夏大金等为首之人。此后，金启兰由元凯轮船解至宁波讯办，金阿迷、夏大金等则在定海厅讯明后被正法，其余五十余名从犯被取保开释，全岛一律肃清。^[42]

事件平息后，梅启照以“剿捕海岛匪徒，擒获首要各犯，分别惩办”一折上奏，清廷要求梅启照督饬宁绍台道讯明确供，尽法惩办，同时饬令定海厅安抚良民，将衢山岛查丈升科事宜妥为办理。^[43]据此，宁绍台道瑞璋发布《招抚流亡示》，其中提到：(www.xing528.com)

惟查访九岙居民当金匪猖獗之时，荼毒不堪，纷逃宁波镇海及岱山东沙角等处，实堪悯恻。除饬印委各员悉心拊循外，为此示，仰衢山流亡人等知悉：现在该岛巨祸已除，地方安谧，尔等各自携家回岛，收地利以长子孙。至升科之事，尔等虽已欣然报丈，尚未办理妥贴，本道业已专委廉明之员会同厅员迅速妥办完竣。如书役、兵丁及各色人等敢有向尔等需索分文，即赴印委各员、本道衙门指控，立予重惩，决不少贷。尔等如前被金屺兰勒诈，出有洋票，昨在该匪身边搜获数纸，已经销毁，难保该匪不另有遗失，或已用出。嗣后，如确系被诈之票，不须再付分文，敢有持票索讨，准尔等指控察办。^[44]

此后，衢山岛正式展复，进入国家赋役体系之中。作为衢山岛展复过程中的一个插曲，定海闹粮案只是部分民众为了个人私利而采取的集体抗争行动。但是，若将该事件置于衢山岛地域社会发展的脉络中，则可视为已经发育形成的海岛社会被强制纳入王朝国家体系之时，二者发生的激烈冲突，即在展复之前，衢山岛已存在着一个自洽的地域社会。闹粮案中被官府认定为匪首的培荫岙人金启兰，他的个人发迹史可视作衢山岛地域社会发育形成的缩影。据其供述：“年六十五岁，有田三百余亩，家资三万余金。昔年曾为盗魁，领船劫掠为生，因而起家，早经归正，不操旧业，近维耕种为事。此次开垦事宜，群起抗阻，以我田多年长，欲推为首。我以发以种种家业颇裕，不愿出头，老妻苦劝，何不从众，我决意不允，致犯众怒，遭其捆送。”^[45]据此可知，金启兰出生于1814年（嘉庆十九年），^[46]最初是以领船劫掠为生的海盗，后更事农耕，成为“有田三百余亩，家资三万余金”、家业颇裕的地方土豪。以盗起家，由盗入民，可能是清代衢山岛这类外洋岛屿上不少居民共同的经历。在此过程中，外洋岛屿也经历了从荒岛贼穴到烟户聚落，最后进入以国家编户齐民为主的地域社会。

光绪八年（1882），由于“衢山孤岛，路城较远，应输钱粮秋米，户口繁杂，若令各户赴城投纳，或归岱山带征，各户输纳无几，往来多有未便，因而一生疲惫俞甚，公事反多窒碍”，衢山庄殷耆邹渠仁、李德大、毛顺利、金源森、李万丰、潘盛贵等联名上呈，请求“饬令库粮柜书每年于六月二十日前赴衢山设柜开征，定期以肆拾日为限，各户应纳钱粮秋米于肆拾日内将上下忙一律投纳齐全”，以体恤便民。^[47]该呈请得到官府的允准，并在衢山岛东岳宫刊碑晓谕。联名上呈中“殷耆”的出现，表明衢山岛从一个由“私垦之徒”、海盗等组成的社会，完全转变为由地方士绅领导的地域社会。值得注意的是，衢山庄殷耆中的李德大、毛顺利，又见于前述宋朝宫清代铜钟的捐款人署名，可知东岳宫刊碑确立的并非国家权力介入后创建的新秩序，而至少是咸丰八年原有地域秩序的长期延续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