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形象变与不变的历史逻辑：余论

15、16世纪通常被人们称为“大航海时代”，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各国的商人们从事越海跨洲的贸易活动。徽州商人王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东亚海域进行海上私人贸易的。16世纪中叶东亚海域特殊的时空环境和中国内部的特殊国情，造就了王直的特殊身份，即集商人、“盟主”与倭寇于一身。可以说，王直是当时特殊背景和环境下的特殊产物，抑或是畸形产物。正如与王直同时期出现的双屿港一样，有的学者曾评价道：“双屿港是明朝特殊背景和环境下的一个畸形产物——至少从明朝政府的角度来看是这样。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代表世界走向新时代的西欧社会转型时期，与其说这是双屿港的畸形，还不如说是当时明代社会本身的畸形，从而从它的角度把当时社会的正常看成了畸形；与其说是作为新事物代表的双屿港是一种畸形，还不如说是明政府对当时世界形势和潮流的一种畸形理解与应对。”^[57]由于明朝不顾当时世界的商业贸易潮流，并且限制、封杀东亚海域上的私人贸易，这才导致出现类似于王直、双屿港这些在全球史视野下看似合理却在中国史内部视域下被视为畸形产物的存在。

“面对蓬勃发展中的国际贸易，东亚世界国家却往往沿袭过去的传统，对从事这种贸易的商人采取限制、苛索乃至迫害的政策，从而迫使商人不得不采取各种手段以求发展，成为集商人、海盗、走私者、外交使臣、政府官员乃至军阀于一身的奇怪人群。”^[58]正如李伯重先生所言，王直等人被赋予多重身份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为了能够在东亚海域上从事正常的海上贸易活动，他们必须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去面对来自各方的威胁与风险，这就是王直在东亚史的视角下演变为商业“盟主”的缘由；为了能够在东南沿海地区组织被官府禁止的商贸活动，他们甚至不惜将自己装扮成倭寇的形象，以应对明朝三令五申的海禁政策。另外，诸如王直与日人有过交往记录、各级官府亦乐意称他们为倭寇等原因，皆造成如果不顾东亚及全球贸易发展的大势，仅从中国史内部视角看王直，他不可避免地要被贴上“倭寇”的标签。

多重视角下出现的王直多重形象，归根结底是因为16世纪特殊的时空环境和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闭守的海上贸易政策与蓬勃发展的东亚及全球跨海贸易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王直及其武装贸易组织被明朝时人及后人误认为“盟主”及“倭寇”。在“盟主”与“倭寇”的表象之下，其实隐藏着王直真正的形象或他自身愿意成为的身份，即“商人”。我们对王直形象的研究需要遵从“既要入乎其中，又要出乎其外”的历史分析方法，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无限逼近历史的本相。

【注释】

[1]戴昇，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2]管见所及，主要有陈抗生《嘉靖“倭患”探实》，《江海学刊》1980年第3期；林仁川《明代私人海上贸易商人与“倭寇”》，《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戴裔煊《明代嘉靖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陈学文《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文史哲》1983年第5期；田培栋《明代后期海外贸易研究——兼论倭寇性质》，《北京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李金明《试论嘉靖倭患的起因及性质》，《厦门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聂德宁《试论明代中叶徽州海商的兴衰》，《安徽史学》1989年第3期；晁中辰《王直评议》，《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张声振《论明嘉靖中期倭寇的性质》，《学术研究》1991年第4期；樊树志《“倭寇”新论：以“嘉靖大倭寇”为中心》，《复旦学报》2000年第1期；范中义《论嘉靖年间倭寇的性质》，《明史研究》2003年总第8辑；郑樑生《私贩引起之倭乱与徐海之灭亡：1546—1556》，中国明史学会等主编《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人民日报出版社，2005年，第564—578页；宋烜《明代倭寇问题辨析》，《国学学刊》2013年第4期；王涛《明清海盗（海商）的兴衰：基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万明《明代海商与海上秩序》，《文史知识》2017年第8期；等等。

[3]学术界对王直的真实名字进行过详细的讨论，以戴裔煊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王直的姓名，明代史料俱写作王直，独《明史》标奇立异，改作‘汪直’，实在没有必要。”（详见戴裔煊《明代嘉靖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10页）以唐力行先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明史》将王直改作汪直并非标奇立异，而是很必要的。”（详见唐力行《论明代徽州海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3期）就具体学术观点而言，笔者更倾向于后者。但考虑到明代绝大多数史料都用“王直”之名，而且现如今学界亦习惯称“王直”，故本文仍按旧说，特此说明。

[4]戴裔煊：《明代嘉靖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16页。

[5]［日］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倭寇：海上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

[6]陈学文：《明代的海禁与倭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7]嘉靖《宁波府志》卷22《海防书》，《中国方志丛书》第495号，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1702页。

[8]万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齐鲁书社，1995年，第36页。

[9]郑若曾：《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筹海图编》卷8，中华书局，2007年点校本，第571页。

[10]万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37页。

[11]郑若曾：《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筹海图编》卷8，第571页。

[12]万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37页。

[13]戴昇：《许栋里籍考：兼论地域认同与徽州海商群体形成》，《国家航海》2018年第2期。

[14]王直：《王直自疏状》，《倭变事略》，上海书店，1982年，第113页。

[15]王直：《王直自疏状》，《倭变事略》，第113页。

[16]郑若曾：《寇踪分合始末图谱》，《筹海图编》卷8，第571页。

[17]郑舜功：《海市》，《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6，第4页，民国二十八年据旧抄本影印，国家图书馆藏。

[18]谢陛撰、张艳红等点校：万历《歙志》，黄山书社，2014年，第439页。

[19]万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37页。

[20]陈学文：《明代倭寇事件性质的探讨》，《江海学刊》1958年第7期；陈学文：《明代的海禁与倭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陈学文：《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文史哲》1983年第5期。

[21]陈学文：《明代的海禁与倭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2]陈学文：《明代的海禁与倭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3]胡宗宪：《擒获王直》，《筹海图编》卷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8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45页。

[24]王世贞：《倭志》，《弇州史料前集》卷1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2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544页。

[25]《明书·汪直传》，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明清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第427页。

[26]朱纨：《海洋贼船出没事疏》，《明经世文编》卷205，中华书局，1962年，第2161页。

[27]陈学文：《明代的海禁与倭寇》，《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1期。

[28]唐力行：《结缘江南：我的学术生涯》，《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1—52页。(www.xing528.com)

[29]孙玉琴：《关于明代“倭寇”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一些问题——与唐力行同志商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30]郑若曾：《浙江倭变纪》，《筹海图编》卷5，第323页。

[31]谢杰：《虔台倭纂·倭绩》，《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册，书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5页。

[32]万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37页。

[33]万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37页。

[34]陈学文：《论嘉靖时的倭寇问题》，《文史哲》1983年第5期。

[35]王直：《王直自疏状》，《倭变事略》，第114页。

[36]朱纨：《三报海洋捷音事》，《甓余杂集》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82页。

[37]邓钟：《浙江倭变纪》，《筹海重编》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27册，齐鲁书社，1997年，第85页。

[38]朱纨：《六报闽海捷音事》，《甓余杂集》卷5，《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131—133页。

[39]詹荣等：《兵部一本为六报闽海捷音事》，《甓余杂集》卷6，《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155页。

[40]万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36页。

[41]万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36页。

[42]关于许栋与许谷的关系，参见戴昇《许栋里籍考：兼论地域认同与徽州海商群体形成》，《国家航海》2018年第2期。

[43]汪道昆：《许全善公传》，许允谅等编纂《重修古歙城东许氏世谱》卷8，第27页，明崇祯八年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44]朱纨：《议处夷贼以明典刑以消祸患事》，《甓余杂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44页。

[45]菲利普·D.柯丁著、鲍晨译：《世界历史上的跨文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46]胡宗宪：《经略一》，《筹海图编》卷1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第584册，第279页。

[47]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3—16页。

[48]朱纨：《三报海洋捷报事》，《甓余杂集》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78册，第82页。

[49]王直：《王直自疏状》，《倭变事略》，第114页。

[50]李伯重：《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51]谢杰：《倭媒》，《虔台倭纂》，《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册，第254页。

[52]万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40页。

[53]王世贞：《倭志》，《弇州史料前集》卷18，《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12册，第544页。

[54]王守稼：《嘉靖时期的倭患》，载氏著《封建末世的积淀和萌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77页。

[55]万表：《海寇议》，《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31册，第37页。

[56]李伯重：《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57]王颖、冯定雄：《双屿港命运与东西方历史的分野》，《浙江学刊》2012年第3期。

[58]李伯重：《多种类型，多重身份：15至17世纪前半期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的商人》，《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