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史视角下的“倭寇王直”在全球史视角下就演变成了“商人王直”？这个问题的转换形式就是，在中国史视角下被定义为“倭寇”的所谓“倭寇特征”，如何在全球史的视角下被理解为是当时中国海商不可或缺的重要面相。由上文可知，王直之所以被称为“倭寇”，是因为在中国史视角下，王直的行为的确与“倭寇的特征”有相暗合之处，此即王直为“倭寇”的“证据”。而这些所谓的“证据”恰恰就是厘清“商人王直”与“倭寇王直”两者看似相悖却紧密联系的关键所在。下面我们将通过三个方面加以剖析与论证。
（一）王直的确和当时的日本人进行过商业合作活动，甚至直接雇用过日本人为其服务。“日本入贡则互市，非贡期无私市，私市自许栋始；栋虽私市，不以倭人来；以倭人来，自王直始。”[51]王直“倾资勾引倭奴门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为之部落”[52]，“以财物役属勇悍倭自卫”[53]。因为王直与日人、“夷人”有着非同一般的伙伴关系，而后人正是根据这种特殊关系，推衍出王直为“奸商”“倭寇的同伙”一类的结论。而如果我们以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这种正常关系的话，我们就会发现，王直与日人、“夷人”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当时东亚海上贸易关系网络中是再寻常不过的。
（二）王直本人在进行贸易活动时，亦乐意官府和民众将其视为“倭寇”。“明朝政府把王直集团称为‘倭寇’，王直集团也故意给自己披上‘倭寇’的外衣，他们其实是‘假倭’，而‘真倭’的大多数却是王直集团雇用的日本人，处于从属、辅助的地位。”[54]装扮成“倭寇”武装并雇用日本人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扩充自己的武装贸易力量以“自卫”和维护东亚贸易秩序；另一方面，雇用一定数量的真倭，是为了利用明廷、百姓对“倭寇”的恐惧心理，以达到更好地潜入内陆收集货源的目的。
（三）王直拥有一支与明廷有过交锋记录并在16世纪东亚海域上称霸的武装力量。如果我们仅以中国史的视角审视这段历史，王直这种犯上作乱的欺君之罪就算不以倭寇论处，也会遭到传统社会舆论的谴责。但是如果我们再以全球史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进行武装贸易的不仅仅是许栋和王直，当时在东亚乃至全球海域，几乎所有的海上贸易都是通过仗剑经商的方式进行的。而与官方进行正面交战，王直等人也是出于自卫、自保的目的。16世纪中叶，东亚海域上的武装贸易是特殊时空下的特殊产物，并不能以简单的历史现象概括历史的全貌。
为什么东亚史视角下的“盟主王直”在全球史视角下就演变成了“商人王直”？角色转换的背后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这个问题的实质内涵就是，16世纪中叶在东亚海域上所进行的私人贸易为什么需要进行武装？为什么需要进一步在众多海商中推举出一名公认的“商业盟主”、贸易“调停者”？(www.xing528.com)
由前文我们知道，16世纪中叶东亚海域是一片武装林立、秩序混乱、局势错综复杂的海域。除了明朝官方的武装力量外，海域内还有葡萄牙武装力量、以劫掠为生的海贼武装力量、各路亦商亦盗的混合武装以及真正的倭寇等。
东亚海上私人贸易要正常运行和发展，就不得不推举出一名兼具公信力和实力的领袖来维护商业秩序。王直以其“素有沉、机、勇、略”[55]的品质在众海商中尤为突出，渐为各路海商所推重和尊崇。王直成为16世纪东亚海域私人贸易的“调停者”，其实是由于东亚跨国海洋贸易中早期政府合法权力的缺席，这导致其不得不暂时扮演“商贸盟主”的角色。除了调停各路商人之间的矛盾与纠纷，王直还要打击海上真正的贼寇，以维护海上贸易的公共秩序与营商环境。王直协助官府拿贼授献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当把真正的贼寇解送官府后，王直还以此邀功再次提出“开市”的请求，却依然未果。
李伯重先生曾对这一时期的东亚海商群体作了一个概观，他认为：“这些商人在东亚世界国际贸易中所进行的走私、劫掠、欺诈、行贿乃至殖民统治等种种恶行，在今天受到严厉谴责。然而，这里要说的是，这些今天不能容忍的恶行，恰恰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贸易发展所必需的，因此进行这些恶行的商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或许不应当受到过分的谴责。”[56]这里，李先生对这些海商有着“了解之同情”。他认为对这些看似“恶贯满盈”的海商不能用今天的评判标准来审视，而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下来分析。王直作为16世纪东亚海域上的商业领袖，他必须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只有这样，他的海上私人贸易才能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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