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官府擒杀了陈思盼之后，王直一时声名大噪并制霸了东亚海域的海上私人贸易：“由是海上之寇非受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30]自此之后至王直被擒的这段时间内，东亚海域内的海上私人贸易几乎始终为王直及其武装所控制：“三十六岛之夷，咸受节制”[31]；“虽有一二新发番船，俱请五峰旗号，方敢海上行使”[32]；“五峰之势于此益张，海上遂无二贼矣”[33]。此时的王直俨然成了16世纪中叶东亚海域上集贸易调停与军事武装于一身的“盟主”“调停者”。
以往学者在认定王直、许栋等人为“倭寇”及“奸民”时，有一条重要的“罪证”，就是他们勾结日本人进行武装贸易。[34]正是抓住这条“欺君谋反”的罪名，让欲辩无言的王直只能在《自疏状》中承认自己有“万死之罪”[35]。
但是，如果我们以东亚史的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进行武装贸易的不仅仅是许栋和王直，当时在东亚海域上进行的海上贸易几乎都是通过仗剑经商的方式进行的。下面仅从官方的武力镇压、商业组织内部秩序的构建以及东亚海域各方势力争夺三个方面分别加以论述。
（一）1543年，许栋与李光头商团合并，组成了以许栋为首的私人海外武装贸易集团。浙江海道副使张一厚见许栋与番商势力日盛，遂于该年“督调官军船只出海攻剿”，许栋等“用大小铅子火铳拒打本道官船，伤残官军不计其数”[36]。早在王直故主（即许栋）的年代，明朝官方就与私人海上武装集团进行了直接交锋，而且从此条史料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私人武装贸易集团的武器装备已经明显优于官军了。
另据《世宗实录》“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乙丑”条记载，福建巡抚都御史刘焘对“新倭”和福建的濂澳、月港的旧寇船队给予了联合打击。16世纪东亚最大的贸易港湾——双屿港的毁灭亦是朱纨所率领的官军所为。据《筹海重编》记载，此役“俘斩溺死者数百人，贼酋许六、姚大总与大窝主顾良玉、祝良贵、刘奇十四等皆就擒。镗入港，毁贼所建天妃宫及营房、战舰，贼巢自此荡平”[37]。
双屿港被毁后，各路商贩及其随从又次第逃往浯屿、灵宫澳等地，却遭到官兵的围追堵截和任意屠杀。朱纨所撰《六报闽海捷音事》一文详细记载了此次行动：“本月二十日，兵船发走马溪，次日，贼夷各持鸟铳上山，被梅岭伏兵乱石打伤，跑走下船。卢镗亲自挝鼓督阵，将夷王船两只，哨船一只，叭喇唬船四只围住。贼夷对敌不过，除铳镖矢石落水及连船飘沉不计外，生擒佛郎机国王三名……共一十六名。黑番鬼……共四十六名。……李光头的名李贵……共一百二十名。番贼妇哈的哩等二十九颗，斩获番贼首级三十三颗，通计擒斩二百三十九口颗……前项贼夷，去者远遁，而留者无遗，死者落水，而生者就缚，全闽海防，千里肃清。”[38]
朱纨及其部下在沿海等地的屠虐行为遭到沿海居民和朝廷大员的强烈不满，兵部侍郎詹荣等在奏本中责问朱纨道：“夷船初在旧浯屿地方，及逐出复回灵宫澳下湾，曾否登岸及在海打劫杀人？所开纸帖、货账是否居民勾引接买启衅？该地方官员曾否为其追理？及查往年夷船突至沿海劫掠，及止作买卖未曾劫掠者，各应得何罪？该省相沿旧规作何处分，应否即行擒杀？再照前项夷贼虽称敌获，被伤兵夫，有无隐匿失事重情？斩获贼犯首级是否真正？生擒夷王党类作何审处？交通内应贼犯是否情真，有无枉误？”[39]詹荣等人对朱纨在此次战役中所屠之人持深度怀疑和诘问的态度，多处谈及这些被屠之人是“止作买卖未曾劫掠者”。朱纨等人打着“除寇”的旗号，将沿海的各路海商一网打尽。各路海商虽然进行了逃逋和反抗，却始终敌不过强大的朝廷武装，最终惨遭屠杀和囚禁。而朱纨最后的结局，亦是以“滥屠”的罪名被治罪。
（二）王直之所以成为东亚海域的贸易“盟主”、“调停者”，也和当时的商业组织内部亟须一名“商业领袖”有关。起初，在东亚海域上从事走私贸易的海商们并没有结成有组织性的商业联盟，而是各自为商：“各船各认所主，承揽货物，装载而还，各自买卖，未尝为群。”[40]“后因海上强弱相凌，自相劫夺，因各结䑸，依附一雄强者，以为船头，或五十只，或一百只，成群分党，分泊各港。又各用三板、草撇、脚船，不可计数，在于沿海兼行劫掠，乱斯生矣。”[41]后来，随着贸易规模的扩大和从事私人海上贸易人数的增多，包括内地海商和各国海商在内的商人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贸易纠纷和商业冲突。更有甚者，出现了“强弱相凌”“自相劫夺”的局面。与王直故主——许栋同宗同族的徽州海商许谷[42]，就遭遇了因海上秩序缺失而导致被劫掠的情况：“（许谷）将服贾，资斧不具。伯予千金，乃贩缯航海，而贾岛中，赢得百倍，舟薄浯屿，群盗悉掠之。”[43]
（三）16世纪中叶的东亚海域上簇拥着多股武装力量，这其中就有西方海盗商人、真正的倭寇、中国沿海的各式武装力量等。下面分别进行介绍。
首先是亦商亦盗的葡萄牙人：“佛郎机十人与伊一十三人共漳州、宁波大小七十余人，驾船在海，将胡椒、银子换米布绸缎，买卖往来日本、漳州、宁波之间，乘机在海打劫。”[44]这种亦商亦盗的行为被西方人誉为“全新的海上贸易方式”：“当葡萄牙人到达东方海域之时，他们带来了一股全新的贸易潮流，甚至还有组织商业和保护成本的全新方式。在此之前的亚洲贸易离散社群，尽管存在本地海盗问题，但保护成本还是相对较低。商人们乘坐的船只的武装装备有时相当薄弱……（葡萄牙人）进一步推进强制力——不单单保护自有的贸易，同时向其他同行出售‘保护服务’并强制亚洲商人支付费用以维持其安全航行的特权。”[45]
其次，真正的倭寇（即日本海盗）也在东亚海域上为非作歹：“遇船即劫，遇人即杀。至其本国，道中国劫夺之易，遂起各岛歆慕之心，而入寇之祸不可遏矣。”[46]
另外，当时东亚海域上还有着一批数目惊人的以中国人为主的武装力量。根据陈懋恒先生的考证和统计，嘉靖年间沿海的武装组织甚多，兹列表于下：(www.xing528.com)
嘉靖朝沿海武装力量统计表
续 表
续 表
资料来源：《嘉靖朝沿海武装力量统计表》系依据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47]一书相关内容编制而成。
许栋、王直等在以双屿港为中心的东亚海域上进行武装贸易：他们“各造三桅大船，节年结伙，收买丝绵、绸缎、瓷器等货，并带军器，越往佛郎机、满咖喇等国，叛投彼处番王别琭佛哩、类伐司别哩、西牟不得罗、西牟陀密罗等，加称许栋名号，领彼胡椒、苏木、象牙、香料等物，并大小铳、枪刀等器械”[48]。
以往学者大多难以理解王直等人在东亚海域上进行的武装贸易行为，甚至有不少学者根据这点将其定义为“倭寇”。就连对王直持总体肯定评价的晁中辰先生亦认为：“受历史条件的制约，王直也有他的局限性。势力一旦壮大，便‘南面称孤’，俨然当起了封建帝王，其皇权主义思想是明显的。再者，他与朱明王朝的斗争也不够坚决，希望招安。胡宗宪看准了他的这个弱点，故能将其诱杀。另外，他也没意识到自己是一种新经济力量的代表作，尚处于‘自在’的阶段。同时，他为了达到‘开市求官’的目的，甚至还镇压过其他海商，攻杀陈思盼即属一例。”就晁中辰先生以上的相关论述，笔者有三点异议：
（一）王直在东亚海域上进行的武装贸易，并不是他“当起了封建帝王”的简单历史论述，其中蕴含了复杂的历史面向。根据前文的史实分析，我们知道王直所处时代的东亚海域是一片武装林立、秩序混乱、局势错综复杂的海域。王直所进行的武装贸易，与其说是其“皇权主义思想”的显现，不如说是王直在当时特殊时空条件下的情非得已。
（二）不能将王直与宋江同日而语，更不能将王直希望开市的请求与宋江的招安请求相提并论。王直希望开市求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从事海上贸易活动，是对王直已然掌控的东亚海上贸易秩序的官方认可。“如皇上慈仁恩宥，赦臣之罪，得效犬马微劳驱驰。浙江定海外长涂等港，仍如广中事例，通关纳税，又使不失贡期，宣谕诸岛，其主各为禁制，倭奴不得复为跋扈，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也。敢不捐躯报效，赎万死之罪。”[49]王直最终的夙愿仅是为了开市，而不是为了被朝廷招安继而充任官员。
（三）陈思盼并不是主要从事贸易的海商，而是以海上劫掠为主的海寇。而且，王直攻杀陈思盼是受“海道衙门委宁波府唐通判、张把总”之托去维护海上的治安秩序的。仅以此来判定王直镇压过其他海商，这是不成立的。
对于这一时期出现的海商集团盟主与国际贸易调停者，李伯重先生曾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由于前近代时期不存在‘公海’和‘领海’的概念，海岸之外的海域都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因此航行安全也没有保障，特别是在连接东亚世界与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由多条航段组成，这些航段大都沿海岸或者离海岸不远，容易受到海盗的侵扰，因此海上贸易也充满风险。再次，在前近代时期的国际贸易中，由于没有国际法和国际公约一类共同的游戏规则，因此一旦商业纠纷出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就只有靠纠纷发生地的统治者的意志来解决，而这些统治者往往对过往商旅横征暴敛，‘雁过拔毛’。因为以上原因，商人只能结成大团伙，方能进行国际贸易。”[50]正如李先生所说，当时的东亚海域是一片政治权力中空、海盗肆无忌惮、法律制度缺失的区域，欲在此领域内进行商业贸易必须承担极大的风险。当时的海商们能想到的解决之道就是组建庞大的商业集团组织——“大团伙”，必须推举出能统摄全局、四方服膺的商业领袖。而王直及其武装贸易组织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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