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寇”即日本海盗。通过上文,我们知道王直既非倭(即对日本人的蔑称)又非寇(即以掳掠为生的海盗)。那么,为什么后人还要冠之以“倭寇”的名号呢?
陈学文先生是我国较早研究嘉靖倭寇问题的学者之一,他对此一问题有着连续的关注。[20]另外,陈先生还是持王直为“倭寇”观点的代表学者,深入剖析其认识的根据来源,我们大致可以探寻出王直缘何被称为“倭寇”的答案。
首先来看他对王直等人的评价:“中国的奸商丧失民族气节,充当汉奸,与倭寇勾结,打着倭寇的旗号,认贼作父,为虎作伥,参加倭寇的队伍,或为之响导,或为之奸细,成份就比较复杂了。如王直原是奸商,许栋、李光头是逃犯,徐海是黠僧,毛海峰是欠日货的人质,林碧川、邓文俊是海寇,张琏是杀人犯。这种人寡廉鲜耻,是社会渣滓。”[21]据目前我们所掌握的史料来看,“王直原是奸商”并不成立,因为我们仅知道王直在“投入贼伙”之前是一名盐商,至于到底是否为奸商,这个值得商榷。其次,据前文所知,王直在萨摩洲进行的跨国海外私人贸易活动是得到各国商贾高度评价的——“夷人大服信之”,并不是如陈先生所说的是“丧失民族气节”的汉奸行为。
其次,让我们来看陈先生对王直称霸东亚海外贸易相关史实的评价:“不错,王直是倭寇的首领之一,还拥有相当的权力……这就是他堕落成汉奸、海盗、倭寇的历史过程。难道这可以说王直还是中国人吗?他早已成为仰人鼻息的汉奸了,他就是代表日本海盗的利益,干着残害中国的勾当。”[22]据目前已经掌握的史料来看此问题,第一,嘉靖三十五年,胡宗宪派蒋洲、陈可愿宣谕日本,王直义子王滶曾对蒋、陈二人说:“无为见国王也,此间有徽王(王直)者,岛夷所宗,令渠传谕足矣,见国王无益也。”[23]从这条史料几乎可以判定王直是独立于当时日本政权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的权力甚至大过本国的国王。第二,王直集团中的确有少数真倭的存在,王直“以财物役属勇悍倭自卫”[24]。这里明确指出王直雇用这些“悍倭”是为了自卫,而且悍倭与王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第三,《明书·汪直传》载,王直在东南沿海“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25],就连力主“抗倭”的主帅朱纨也承认:“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26]王直在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极高的声望,并且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与响应。由以上三点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王直与当时日本政权及中国沿海居民之间的关系:王直集团独立于当时的日本国,它是一个武装贸易组织,其权势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本国。可以说王直及其贸易武装集团不可能亦不需要成为“汉奸组织”,“代表日本海盗的利益”。另外,王直集团得到了沿海居民的热情响应,人们对其的偏爱程度甚至超过了对当地政府的信任。如果王直等人真的做出了“残害中国的勾当”,那么沿海居民的这些行为将得不到解释。(www.xing528.com)
最后来看陈先生对明代倭寇总体的价值判断:“倭寇队伍中有为数不少的中国人,像王直之流在倭伍中还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从倭寇的形成,最早的骨干力量,以及在日本领主支持下组织起来,初以日本萨摩等岛为据点,采用日本的武器装备来看,都说明倭患是日本海盗勾结丧失民族立场的中国奸商等,侵扰中国的侵略行为,因此,平定倭寇是完全正义的。王直等人是民族的败类,戚继光等人才是民族英雄,值得后人敬仰。”[27]从“倭寇的形成”来看,王直起初进行海外贸易,身边围绕着的人即陈学文先生所云的“最早的骨干力量”是叶宗满、徐惟学等人。他们都是王直同邑的贸易伙伴,并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因素,更谈不上是“在日本领主支持下组织起来”的。用“以日本萨摩等岛为据点”“采用日本的武器装备”等表象就给王直等人下定义为“丧失民族立场的中国奸商”,似有些过于牵强。更何况“以日本萨摩等岛为据点”“采用日本的武器装备”表象的背后,其真实意图只是为了能更好地从事海外私人贸易。
对于学者将嘉隆年间的海商误认为是“倭寇海盗”的现象,唐力行先生曾评价道:“自明末直至上世纪70年代,史家众口一词地指责嘉、隆年间的海商为‘倭寇海盗’。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对待传统史学的问题。不少史学工作者至今没有突破忠君爱国的正统观念,他们以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作为研究工作的着眼点。”[28]这里,唐先生为人们呈现了两种历史评判标准:一种是“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另一种是“是否有利于历史的进步”。他认为之前的学者之所以在评价王直问题上出现差错,就是因为这些学者将“是否能保持封建王朝的稳定性作为评判历史事件的标准”。而这种评判标准表现在历史研究上,就是总以中国内部的视角看中国,不顾外界的发展,更不顾他者的视角审视中国历史发展,即利用相对封闭的中国史内部视角观察问题、评判史实、臧否人物。
因为只有在中国史内部的视角下,王直等人的确有被指认为“倭寇”的所谓“证据”:一、王直的确和当时的日本人进行过商业合作活动,甚至直接雇用日本人为其服务;二、王直本人在进行贸易活动时,亦乐意官府和民众将其视为“倭寇”;三、与王直有过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沿海武装,的确有过类似“倭寇”的劫掠行为;四、王直拥有一支与明廷有过交锋记录并在16世纪东亚海域上称霸的武装力量。可以说,如果只从中国史内部的研究视角审视“王直问题”,而不考虑16世纪东亚海域与当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变迁的话,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王直作为“倭寇”的实证。进而,我们也有理由相信王直等人为“汉奸”“倭寇”“民族败类”以及“引倭的主谋”“勾结倭寇的中国海盗奸商”;[29]而他们的行为也才会被定位为勾结外国人侵扰中国海疆,给东南沿海社会带来严重的秩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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