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兵役制度是世兵制，但是世兵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由于世兵制是世袭的，造成队伍老少掺杂、战斗能力不强的现象。同时，世兵制由于是自给自足，既要进行军事训练，又要承担劳动生产，造成了士卒繁重的劳役负担。因此，世兵制的改革势在必行。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言“卫所军不堪用，则募民为兵用之，兵制因大变”[36]。又，随着嘉靖年间越来越严重的海患形势，朝廷逐渐推行募兵制，其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下来，成为沿海地区乃至全国主要实行的另一兵役制度。在东南沿海一带，为有效抗倭，朝廷广为招募。招募的主要对象为乡兵、客兵、土兵等。由于明代嘉靖年间海患严重，朝廷极大地扩大了招募范围：
但有一艺在身，一长可取，及虽无技能而乖觉伶例，善窥探事情，能出入贼群，不怕生死者，俱各报名，在官审实。仍令亲属里老邻佑保管，无妻子者量为安插养赡，免其本身差徭，择其尤者立为总甲，不拘名数，编成小队伍，官给器械，令其寻袭，追贼杀寇。其有颇通书史，粗知术数，纵横诡秘，机略变幻之人，即便致之幕下，待以殊礼，使之察向背、观事变、随宜委用，勿令遗逸在野。[37]
朝廷为应对倭寇，急需扩充海防兵力，由此极大地放宽了对各种人才的招揽，也为文人积极投入抗倭斗争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可能。受这种募兵制的影响，总督、巡抚或称军门，同时也大量延致边才，以充实军中幕府。只要得到幕主的赏识，无论地域、出身、年龄，都可为军中所用，开幕成为明代军中招揽人才的普遍方式。以浙江为例，《薜荔山房藏稿》载：“浙人乐于应募，岁更召，蜂集军门，至不可驱逐。”[38]
如前所述，又由于幕主（如总督、巡抚、整饬兵备官）往往是由文官来担任，甚至武官也十分重视文治，所以在挑选军事人才方面，就不仅仅注重武才，更为注重文人的声气相投。如戚继光和胡宗宪为抗击倭寇，特开军门以引四方之士。由于他们是文官，文学素养较高，在开幕延士中更容易得到文人的青睐，自然也招揽了许多真正有志于抗倭的文士。以幕客身份从事抗倭的文人，更不在少数，徐渭就是典型的代表。自嘉靖三十五年始，浙江如嘉兴、杭州，包括徐渭的家乡绍兴，倭患十分严重，聚集在柘林、乍浦、乌镇、皂林间的倭寇竟达两万余人。徐渭亲眼目睹了倭寇在这些地区的劫掠，“某小子独于前年（指嘉靖三十五年）春，始谋一侍讲席，既附舟以行，又以溃寇萧显，自松江走乍浦，大战海宁，关市戒严，乃复自杭返越”[39]。其实，在尚未入胡宗宪幕府之时，徐渭就十分关注当时的抗倭形势，曾与萧鸣凤“挟策叩辕门”论倭事，在《拟上督府书》中谋划皋埠之战，在《陶宅战归序》中对陶宅之战发表看法，与吴兑在绍兴练兵以随时准备抗倭。不久，“胡令公镇浙，海寇远循者逾年，至是有为风所迫者不得去，已分遣将吏，指授方略往击之，而公犹亲出视师，因以附循郡邑。旌盖出郭门，诸将告捷者纷至，抵萧山，又至，章疏再三易而复上。是日，渭自家驰诣幕中，秉烛燕语，不胜欣庆，赋此奉呈”[40]。徐渭能与胡宗宪秉烛而谈，欣然加入胡宗宪幕府，一方面是由于胡宗宪积极抗倭的态度；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胡宗宪以文人身份与徐渭志趣相投。在胡幕期间，徐渭协助胡宗宪抗倭，来往于东南沿海，创作了不少关注抗倭、关注当时海防问题的文学作品。
汪道昆在福建抗倭期间，任福建副使，也开幕延士，招揽边才协助抗倭，许多文人亦慕名而至。吴志道就是其中的一位，吴志道的好友，广五子之一的俞允文，对此有所描述，其《送吴山人志道往闽中谒汪中丞》言：
汪公拥貔虎，挥戈扫天狼。俗美还旧观，英声震遐方。开幕纳群士，世人比孟尝。君行托大贤，颂德扬芬芳。况复入佳境，所志无不当。还期香难寻，延领聊相望。谁怜张仲蔚，篙蓬独摧藏。[41]
俞允文把汪道昆在福建的开幕纳士比作孟尝君的广收门客：“开幕纳群士，世人比孟尝。”在国家海防面临危难之际，广收门客，不计出身，招揽人才，为之所用。在旌扬汪道昆好贤的同时，对吴志道的入幕亦寄予了厚望，期冀他能在汪道昆幕府为抗倭作出贡献。汪道昆之子汪无疆，在嘉靖年间抛弃锦衣玉食的生活，主动跟随戚继光抗倭，戚继光赞誉其人：
长君以豪侠闻，年五十所矣！顾翻然有四方之志，视芬华盛丽不啻脱躧去之，宁为三军雁行，迸外夷以尊中国，无宁为游闲公子扬扬得意以侘市人；宁露衣蓐食临不测之地以希不朽之名，无宁以身殉财身没而名不称也！若长君者所谓志士非邪！[42]
由募兵组成的士兵，不像世兵制那样有各种严格的规定，可以根据边防的具体情况加以扩编或缩编，这意味着招募来的士兵具有极大的自由流动性。所以，作为延揽边才的军门幕府也具有较大的开放性，幕客之间的流动较为频繁，极大地活跃了海防边地的文学氛围。如山人方景武（字元淇，福建莆田人），不仅游走于戚继光、胡宗宪幕府，还游走于汪道昆、吴国伦幕府，同时也与当时诗坛中的众多文人都有交往，是在东南沿海一带十分活跃的一位山人。另一位山人顾圣之，与汪道昆、王世贞、徐中行、吴国伦、欧大任等也有很深的交往。其他如沈明臣、王寅、郑若曾等一大批文人，都为响应朝廷或幕主的号召，或受幕主爱好文士的吸引，纷纷奔赴海防前线，为抗倭和国家的海防事业贡献力量。
此外，明廷为了有效地推行募兵制，特别是在倭患十分严重的时期能够大量地招揽人才，对相关的奖励制度也进行了改革。中国古代兵制历来重视北边防御而较为轻视南边，这种情况到了明代有了很大的改变。例如，嘉靖年间用于防御倭乱的军饷已经大大超过了北部边塞。据程开祜《筹辽硕画》：“一御史薛贞题称，任邢台时库贮有备倭兵饷千余两，一县如此，各州县可知，按苏松时有备倭饷银万余，两访浙中亦然，三吴两浙如此，各省又可知。”[43]据统计，山东、浙、直、闽、广备倭兵饷岁不下两百万，数字惊人。从奖惩制度上看，对海上斩倭的奖励亦高于北边的击虏。据《大明会典·兵部》记载：
嘉靖三十五年，议准凡水陆主客官军民快临阵擒斩有名真倭贼首一名颗者，升实授三级，不愿升者赏银一百五十两。获真倭从贼一名颗并阵亡者，升实授一级，不愿者赏银五十两。获汉人胁从贼一名颗者，升署一级，不愿者赏银二十两。如在海洋遇贼，有能邀击沈溺船只，或追逐登山使贼不得近港；如贼已近港有能奋勇堵截，使贼不得登岸；如贼已登岸有能冲锋破阵，夺其声势；或追出境，或逼下船，使地方不致被祸；或所部兵少而擒斩多者，均以奇功论。[44]
东南沿海擒倭与北方擒虏受赏相比，在洪武初年，明朝军制在两者的奖赏上大体是相当的，但到了倭患最炽的嘉靖年间，这种奖赏明显是向倭功倾斜，而落实到具体的省份则又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给予不同的或更高的奖赏。据《明经世文编》：“查得浙江倭功每颗给银三十两，从贼十五两。福建倭功一例给银三十两，从贼十五两。”[45]如遇倭情紧急，更是举全城青壮之士应募抗倭。而距浙江、福建更远的潮、惠地区，则奖赏加厚。这些丰厚的奖赏无疑吸引了大量布衣文人或下层文人奔赴海防。
综观有明一代，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成为明朝中后期政治、经济、军事、学术、文学等方面都极为活跃的中心。文人不仅热衷于海防图籍的编撰，而且以各种文学体裁关注海防，海防问题成为明代文人笔下关注的焦点。明朝在军事制度的改革，如设置以总督、巡抚、整饬兵备道为主的文官军事统御体系；实行卫所世兵制，由重视武功转向文武并重；同时，为弥补世兵制的不足，兼用募兵制，招揽各方人才，吸引各个阶层的文人奔赴海疆。由于文官在武臣中的权重，文人大量充斥于军中，使得金戈铁马的战场充满了文学气息。武臣也容易受到这种文学风气的熏染，而在戎事之余操笔弄文，继而影响了明朝边地的文化氛围，最终促成了明代海防文学的兴起。
【注释】
[1]本文系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项目“明代海防制度与文学”（项目编号：J18RA24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杨艳香，山东财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4]关于抗倭图的相关研究，可参看陈履生《纪功与记事：明人〈抗倭图卷〉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1年第2期；陈履生《〈太平抗倭图〉的艺术特点》，《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期；孙键《〈明代抗倭图〉考略》，《荣宝斋》2006年第5期；许勇《戚继光抗倭图》，《历史教学》1962年第5期。
[5]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28，明万历内府库本。
[6]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2007年，第554页。
[7]郑若曾：《筹海图编》，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391页。
[8]黄侯卿：《倭患考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52册，第506页。
[9]戚继光著、王熹校释：《止止堂集》，中华书局，2001年，第106页。
[10]钱穆：《中国历史精神》，台北：台湾兰台网路出版商务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第85页。
[11]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第6222页。
[1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434页。
[13]有关兵备道这一制度的论述，具体可参看谢忠志《明代兵备道制度》，“明史研究丛刊”，2002年。
[14]余凤声修、朱汝珍纂：民国《清远县志》卷9，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1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第569页。
[16]方瑜：嘉靖《南宁府志》，《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第181页。(www.xing528.com)
[17]周粟，浙江余姚人，嘉靖三十五年进士，官江防都司。据嵇曾筠《（雍正）浙江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22册，第664页。
[18]转引自张升《卫所志初探》，《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9]李日华：《恬致堂集》，《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64册，第190页。
[20]郑若曾：《江南经略》卷8，《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20。
[22]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20。
[23]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20。
[24]徐釚：《南州草堂集》，《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415册，第416页。
[25]关于万氏家族的介绍，可参见龚烈沸《明清鄞县万氏世家文功武业考略》，《浙东文化》1998年第1期，第144—150页。
[26]李邺嗣：《杲堂文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35册，第509—510页。
[27]胡居仁：《居业录》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8]顾煜：《射书》卷4，明崇祯十年刻本。
[29]徐学聚：《国朝典汇》卷149，明天启四年徐与参刻本。
[30]朱彝尊：《明诗综》卷5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1]万达甫：《皆非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7册，第6页。
[32]万达甫：《皆非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87册，第6页。
[33]转引自王焕镳《因巢轩诗文录存》，《明遗民万履安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04页。
[34]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35。
[35]引自朱端强《万斯同与〈明史〉修纂纪年》，中华书局，2004年，第359页。
[36]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4，稿本。
[37]王在晋：《海防纂要》卷8，明万历刻本。
[38]敖文祯：《薜荔山房藏稿》卷8，明万历牛应元刻本。
[39]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第455页。
[40]俞允文：《仲蔚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第614页。
[41]俞允文：《仲蔚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40册，第614页。
[42]汪道昆著，胡益民、余国庆点校：《太函集》，黄山书社，2004年，第49页。
[43]程开祜：《筹辽硕画》卷6，民国“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景明万历本。
[44]申时行：《大明会典》卷123。
[45]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卷346，明崇祯平露堂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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