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兵备道制度及海防图籍研究

兵备道是明代创设的一项地方政治制度，为前代所无。原属提刑按察使司，由各省按察司的副使或佥事担任。大约在弘治时期成为定制，成为沟通督抚与地方事务的重要机构。^[13]兵备道制度的出现主要是由于总督和巡抚所管辖的地区过于广泛，无法顾及地方卫所的具体事务，明朝故而在其下设置整饬兵备道。整饬兵备道在明朝初年是以武官担任，后来发生了变动：

整饬兵备道，洪熙间以武臣疏于文墨，遣参政副使往各总兵处整理文书，商榷机密，未尝自领军务也。至弘治间，虑武职不修，议增设副佥一员敕之，自此兵备之员随处分设。^[14]

至嘉靖末年，东南倭事日棘，于是江浙闽广之间，凡为分巡者，无不带整饬兵备之衔，其始欲隆其柄以钤制武臣。^[15]

整饬兵备者以文官统御，一方面是由于武臣疏于文墨；另一方面是为了牵制武臣，防止其势力的过分强大，这无疑也就加重了文臣在兵事上的权力。整饬兵备所管事务十分宽泛，包括监察、司法、练兵、巡视江防、地方教化等。据广西《南宁府志》记载：

凡城隍之浚甃、戎马之调度、贼寇之抚剿，皆于兵备属之。平则揆文，乱则奋武，以听督抚节制，巡台纠察。盖责之重，而且艰也。^[16]

总结起来，兵备道的设置，在边防者，用于防御外患，如北边鞑靼、蒙古等族的入侵。在沿海者，用于防御海寇。特别是嘉靖朝，由于东南倭事日棘，于是江、浙、闽、广之间，凡是分巡者，无不带整饬兵备之衔。在内陆，则用于守御诸夷。而且，明代兵备道，官多由进士出身，以文驭武，参与地方教化、纂修方志等，平时以兴学教化为己任，这更使得明代的军事系统体现出浓郁的文人化色彩。例如许东望，嘉靖十七年进士，任整饬兵备期间，简静爱民，整顿吏治，亲自参与了龛山之捷和后梅、清风岭之捷等抗倭之战。天顺年间，涂棐曾为海南整饬兵备，在任期间，兴建社学，敦促地方教务。整饬兵备官的设置不仅为当地的海防事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改变了当地的学风和民风。

海防副使、海防佥事亦属于整饬兵备道这一职务系统，专为海寇猖獗而设，这些添设的职务也都由文官来担任。这些担任海防职务的文官，由于他们较高的文学修养，常在职务之余写诗骋怀，创作了不少有关海防的文学作品。如刘景韶，嘉靖二十二年进士，任浙江海防兵备副使时，奉朝廷之命到如皋、海安一带布防并防御倭寇，多次击退倭寇并赢得了西场仲家园大捷。刘景韶虽戎马一生，身经百战，但从未因武而弃文。在常年的抗倭岁月中，能坚持写诗作文，留下了一系列诗篇文章，如“天涯送汝泪沾衣，万里劳歌独未归；兵甲身从淮海寄，庭闱梦逐楚云飞；逢人匕首黄尘路，倦客乡心白板扉；谁解离魂堪断处，广陵城外落花稀”。《应文侄南归怀老亲》这首诗就是他在用兵淮海时而作，还有《平倭曲》等，都为抗倭时期的作品。其他许多任此职的文人也都在戎马倥偬中留下了有关抗倭的文学作品。(www.xing528.com)

除了参与地方教化、闲事之余写诗抒怀以外，整饬兵备官大多参与地方志的纂修。如九江整饬兵备官何棐纂修《九江府志》，雷廉兵备官张国经纂修《廉州府志》，固原兵备官董国光修《固原州志》，等等。不仅如此，明代的整饬兵备官还首次参与了明代卫所志的编撰。卫所志在明代的修纂，主要起因于明代嘉靖以后东南海疆的倭乱。周粟《（嘉靖）观海卫志》^[17]即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卢镗在此志序中说：“洪惟我国家建置沿海卫所，以卫郡县也。故凡武卫之事，俱各附于郡县之中，然亦不过记其大略而已。至于形势沿革、关津险要，与夫前修议论，皆漫焉而无所稽，此卫志之所由修也。凡今倭番交乱，惟日多事，司边计者如乱然而棼之，初不知其绪之所在也，不有志之，孰从而知之，此又卫志之不容不修也。”^[18]周粟当时担任江防都司，亦属于整饬兵备职务系统，主要负责江湖防备。周粟在这篇志序中认为，由于记载在郡县志中的明代武卫之事太过粗略，其有关形势沿革和关津险要汗漫无所记载，所以需要专门的各地卫所志对这些方面进行相关的记述和补充，由此产生了卫所志这一特定的地理志类。明代的卫所志多以边所、沿海地方为主，主要记载沿海边地的历史沿革等。

卫所志在明代的首次出现，对明代海防文学的兴起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进士出身的兵备道官十分注重文翰，所以他们在编纂地方志和卫所志时，往往格外强调诸志中诗赋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如《九江府志》除《诗文志》外，于《方舆志》《学校志》《外志》中也大量引入前人诗文，使得这些地理志书也富于浓厚的文学色彩。此外，还产生了一系列由兵备道官撰写的海防图籍。如，卜大同为浙江秀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任福建巡海副使，时有倭乱，他整饬内治，大治楼船，著《备倭图记》，以求备倭之术。其他如，郑若曾《筹海图编》、王圻《海防志》、谢廷杰《两浙海防类考》、蔡逢时《温处海防图略二卷》、曹履泰《靖海纪略》、姚虞《岭海舆图》等。从这些海防图籍和史料的编著者来看，除了郑若曾为布衣文人之外，王圻、谢廷杰、蔡逢时、曹履泰、姚虞都担任过兵备道官这一职务。由于他们亲赴海疆，对当时海防情况较为熟悉，再加上进士出身的兵备官员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因而促成了大量有关海防图籍和文学作品的产生。

兵备道官员积极参与编撰海防图籍和卫所志的热情也大大激发了明代其他文人对海防史料的著述。例如，沈明臣为浙江宁波人，以布衣文人身份入胡宗宪幕，协助抗倭。所著《台州平倭纪略》为其做幕客时根据自己的亲历见闻，记载胡宗宪在台州平倭的事宜。茅坤好谈兵，入仕前亦曾入胡宗宪幕府，与之共筹倭计。著有《徐海本末》，据其耳闻目见，记述胡宗宪诱诛寇首徐海的整个经过。归有光《昆山县倭寇始末书》作于嘉靖三十四年，时归氏闲居嘉定安亭江上。嘉靖三十三年夏四月，日本寇自海上来，沿吴淞江而西，攻昆山县城，归有光积极入城守御，作《御倭议》和《备倭事略》。郑茂《靖海纪略》记录了嘉靖甲寅至丙辰三年间，王直漂于海上作乱的情形。该书作于其任海盐知县时，皆为其亲历所见。李日华为浙江嘉兴人，万历二十年进士，天启年间所著《嘉禾倭寇记略》，记其家乡嘉靖年间之寇，其跋说：

世庙丙辰丁巳间，我邑中倭创巨痛深，距今七十年余，父老及见者，言之声泪俱下……今于闻见零落之后，掇拾败楮，偶得一编于田舍，稍纪所见，然或月而不日，姓而不名，地而不处，其笔又俚而不文，盖野伏之耆畯，所自叹自歌者。暇日因为考质公牒碑记，与学士大夫所著撰涉及者，一一厘正而润释之，名曰《嘉禾倭寇记略》。^[19]

李日华以书画著称于世，在政治和军事上并无显绩，却对倭寇史料十分关注，出于对前人述史“俚而不文”的不满，所以重新撰史，务求写实性的史料著述，也富于文学色彩。可见，正是因为明代军事系统中总督—巡抚—整饬兵备道等一系列武职改由文官任职，形成了“东南武将无权，文官任事”^[20]的局面，这一重要的军事制度改革，从根本上为明代各个阶层的诸多文人参与海防、关注海防提供了重要的保障和充分的可能，为海防文学的兴起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