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渔业史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总体而言，无论是资料挖掘还是论题选择方面，中国渔业史研究都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就整体而言，中国渔业史的研究仍然是不充分的。总的来看，学术界对中国渔业史领域的研究较为薄弱。虽然起步较早，但进展却较为缓慢，八十多年的历程只有少数论著问世。因此，中国渔业史研究仍然大有作为。据笔者观察，中国渔业史研究在以下方面可以进一步拓展。

首先需要加强对史料的挖掘。史料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支撑，新资料的挖掘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晚清及民国渔业史研究而言，档案资料的挖掘是不可或缺的。但就现有研究成果而言，对档案资料的发掘尚不够。未来的研究中，只有继续深挖各地档案材料，民国渔业史的研究才能逐步推陈出新。就晚清渔业史而言，学界对域外资料的关注稍显不够。笔者关注到，《旧韩国外交文书》中有不少关于中韩渔业交涉的材料，这部分材料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深信，域外资料的挖掘对于晚清渔业史研究不可或缺。此外，日本的档案材料也是研究晚清民国渔业的重要资源。

除了档案资料的发掘外，报刊史料也是新材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挖掘报刊材料及各地所编的渔业志，前者有《申报》《北洋官报》《商务报》《南洋商务报》《知新报》等。笔者还注意到，《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中也有不少对中国渔业经济的描述和观察。此外，渔民的口述资料也值得进一步重视。^[136]

其次，可采用新的研究方法。渔业史是一个综合性极强的研究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因此，采用多元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可喜的是，国内学界已经开始注重从环境史的角度来探讨渔业史。当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目前并不多见。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渔业史研究，仍然大有可为。^[137]近年来，还有学者提出“海洋人类学”这一概念，主张“运用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和方法对海洋社会的人群行为及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138]。相信这些理论对海洋渔业史的研究也会大有裨益。

当下的渔业史研究，还需要拓展新的议题。渔业史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就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渔业史研究中仍存在不少需要深入探究的议题，比如渔业博览会问题。未来近代中国渔业史研究仍有不小的开拓空间。其实，渔业史、博览会史等，都不是全新的课题，但是渔业史和博览会史的结合，确是一个不错的研究路径。“渔权即海权”，博览会的筹办及展示，可以传递时人对渔业及渔权的认知。中国受邀参加1880年柏林渔业博览会，当时完全属于被动之举，清政府对此也并不重视。随着海权观念的传播，清政府开始有所触动，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重视维护海权，认为“渔权即海权”。以张謇为例，他创立了渔业公司并积极筹划参与米兰赛会中的渔业分会。可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1880年柏林渔业博览会与中国海关；（2）张謇与米兰渔业博览会；（3）渔业的产业化等。具体而言，如基于何种原因和背景，1880年代开始举办渔业博览会？西欧国家如何看待亚洲和中国的渔业？海关怎样看待中国的渔业发展？清末中国政府有怎样的渔业政策？又如中国沿海地区有关捕鱼、养鱼的调查；西欧与亚洲的渔业比较；1880年于德国和1883年于伦敦举办的万国渔业博览会，与之前和之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有关渔业资料的学术评价；^[139]等等。通过对近代中国渔业史作一研究，观察沿海管理与海权观的确立过程。如前所述，海关在中国渔业发展史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以1880年柏林渔业博览会为例，清政府委托海关办理参展事宜，海关在办理展览事宜中尽职尽责，在宣传中国渔业一事上起着一定作用。而以往研究中，对海关与渔业博览会之间的关联缺少适当观照。新出版的旧海关史料，有助于厘清海关在渔业博览会中的作为以及贡献。旧海关资料中有1880年柏林渔业博览会中宁波展品的特别目录，其“前言”部分还有对宁波和舟山群岛渔业状况的详细描述，是比较难得的渔业史资料，但就现有研究状况而言，对这一渔业博览会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对海关在其中的位置也缺少适当的梳理。1906年米兰渔业博览会在渔业史中亦有重要地位，与以往由海关统筹展览事宜相比，此次博览会是由张謇负责筹划工作的。与1880年柏林渔业博览会、1883年伦敦渔业博览会的比较，也是较为有趣的课题。

渔业的产业化问题，也是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的议题。虽然目前对中国渔业现代化的研究已经有一些成果问世，但仍存在不少可拓展的空间。一般而言，渔业的产业化需要通过现代化渔业技术来实现，现代渔轮自1882年于英国诞生以来，逐渐向各国扩展。有识之士开始向外国学习先进的渔业技术。中国渔政落后，士大夫对海权毫不知悉，有鉴于此，张謇开始向商部倡议设立渔业公司。“立渔业公司之本意，首保海权，次保渔利。”^[140]在张謇的设计中，渔业公司应采用官办，专设督办渔政之官，并采集股筹资之法。渔业发展中，培育新式人才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张謇认为“际此商战竞存之世，欲借以保主权而辅海军，非创设商船学校不可”^[141]。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渔业的产业化过程对一些个体渔民的切身利益也有影响。在这一点上，张謇也有清醒的认识，“旧业渔户不能人人尽泯夺其生业之猜疑，必生谣谤，苟有谣谤，必生阻挠，苟有阻挠，必资弹压”，而通过官办的形式，则能使“上可不疑，下可不玩”。^[142]

渔业史中，渔民群体问题也是值得继续关注的议题。学界还需要对生活在底层的渔民群体展开研究。自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对中国史学的影响日益增强，其结果则是促使民众成为历史表现的主体。^[143]近年来，学界掀起了一场“眼光向下”的史学革命，逐渐开始关注底层生活群体。有学者甚至提出，不仅要自下而上看待历史，更要“自下而上”审视历史，“即从人民大众的生活文化或者社会的基层那里出发，反观和改造同家构造和精英文化。也就是说，研究者主体要脱胎换骨，他们从研究精英文化变为研究人民大众，已经很了不起；但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仅以精英的角色去研究大众，他们还要以大众的角色和角度去研究大众，甚至研究精英，研究一切”^[144]。这无疑对史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在此时期，渔民群体也逐渐进入史学研究者的视野。这一点已为不少海外学者关注。正如荷兰学者包乐史（Leonard Blussé）所提出的：渔业史研究目前的当务之急在于加强对渔民群体的研究，对于他们的口述资料的整理更是迫在眉睫，随着这批老渔民的凋零，关于他们的资料的搜集就更为困难。^[145]

如今，还应减少中国渔业史研究的不平衡性。中国渔业史研究的区域差异是历史的必然，但历史研究应当竭力避免过多的不平衡性。数十年来，海洋渔业史一直是大多数学者关注的焦点，对于内陆水域渔业史的研究虽取得了一些进展，但相较之下，极为薄弱。海洋渔业是中国渔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内陆水域渔业的研究也不可偏废。唯有如此，才有利于把握渔业史研究的区域性特征，有助于深刻剖析中国渔业和渔业社会的复杂性。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注意到内陆水域史研究，出现了一批精心之作。未来学界应该进一步注重对边疆、内陆水域等地区渔业史的研究，使中国渔业史的研究更上一个新台阶。此外，关于晚清时期的渔业史研究仍有不小的拓展空间。以往的研究仍侧重于古代渔业史，对于晚清时期渔业发展状况缺少专题式的考察。正如有些学者所言，现有对渔业史的研究，集中于先秦及两汉，对近代渔业则甚少涉及。^[146]此外，相较于明清渔业史研究而言，晚清及民国渔业史的研究仍存在若干不足之处。其中，抗战时期的渔业史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拓展。

渔业史的拓展，还需要有新的研究视角。比较分析是史学研究中较为常用的分析方法。未来的渔业史研究，也应该吸收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不同区域的比较以及中外之间的比较研究，更能凸显出各个阶段或地区渔业发展过程中的特点。位于东亚海域的中、日、韩三国渔业史的比较研究，也是极有必要的。唯有如此，才能发现各自的异同。渔业博览会是一种旨在交流渔业技术的专门性国际博览会，通过比较1880年柏林渔业博览会及1906年米兰渔业博览会，可以考察清政府对沿海的管理及其海权观的变迁以及渔业博览会对清政府海权观念的影响；还可比较清政府朝野对渔业权的态度的差异等。此外，现有对渔业史的研究，有必要放宽研究的视角，比较中国不同区域的渔业发展状况，如此才能把握不同区域的不同特性。目前，中国学界对日本、韩国的渔业史研究不多，我们应当进一步扩大对日本、韩国等区域渔业史的研究，关注东亚地区渔业的互动等问题，这样才能进一步扩展渔业史研究。

【注释】

[1]本文主要以中国学界的渔业史研究为主，也会适当关注日、韩等周边国家对中国渔业史的研究成果。

[2]冯国林，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3]关于现代渔业的起点，学界目前尚无统一的说法，有人认为起始于1840年，有人认为始于1903年，笔者认同1903年这一说法，这一年张謇创办了渔业公司，开始采用现代化渔业方法。

[4]李士豪、屈若搴：《中国渔业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

[5]李士豪：《中国海洋渔业现状及其建设》，商务印书馆，1936年。

[6]张宝树：《中国海洋生物资源之研究》，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52年。

[7]张宝树：《中国渔业建设之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65年。

[8]杨瑞堂：《福建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0年。

[9]张震东、杨金森：《中国海洋渔业简史》，海洋出版社，1985年。

[10]中国渔业史研究会：《渔业史》1984年第1期。

[11]丛子明、李挺主编，中国渔业史编委会编著：《中国渔业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

[12]欧阳宗书：《致读者》，载氏著《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11页。

[13]［日］姫田光义：《中国近代渔业史の一驹—咸丰八年鄞县の渔民斗争をめぐって》，载《近代中国农村社会史研究》，东京：汲古书院，1967年。

[14]［日］古林森广：《宋代江南の淡水养鱼业》，《史学研究》（广岛大学）160，1983年。

[15]［日］三木聪：《明代の福建における鱼课について》，《山根幸夫教授退官记念明代史论丛》（上），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

[16]《宋代产业经济史研究》第三编《宋代の渔业》，东京：国书刊行会，1987年。

[17]［日］中村治兵卫：《中国渔业史の研究》，东京：刀水书房，1995年。

[18]［日］古林森广：《书评：中村治兵卫著〈中国渔业史の研究〉》，第75—80页。

[19]［日］三富亘：《中国渔业の变迁》，东京：东京水产振兴会，1999年。

[20]［日］太田出、［日］佐藤仁史、［日］长沼さやか编：《中国江南の渔民と水边の暮らし》，《太湖流域社会史口述记录集》3，东京：汲古书院，2018年。

[21]欧阳宗书：《致读者》，载氏著《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第1—15页。

[22]李勇：《百年中国渔文化研究特点评述》，《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6期。

[23]丁留宝：《渔业史研究综述》，《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24]祝平一：《碎镜零史——战后台湾渔业史研究回顾》，《新史学》2001年第12卷第2期。

[25]辛月、王福昌：《近年来粤闽海洋渔业史研究概况》，《农业考古》2019年第3期。

[26]欧阳宗书：《海上人家：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

[27]尹玲玲：《明代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以荆州、沔阳、安陆地区为例》，《农业考古》2001年第1期。

[28]项露林：《明代后期湖广地区渔业经济衰退原因探究》，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9]刘黎：《明清时期广东海洋渔业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30]吴赘、吴良成：《资源与经济：民国以来鄱阳湖的渔业发展变迁——以江西省余干县瑞洪地区为研究视点》，《鄱阳湖学刊》2010年第4期。

[31]叶君剑：《温州䑩渔业的兴起与应对（1956—1957）》，《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1期。

[32]王玉波、王瑞红：《新中国成立初期渔业社会变迁的考察——以浙江省洞头列岛为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3]徐斌：《明至民国时期湖北地区的养鱼事业》，《人文论丛》2013年卷。

[34]杨金客：《民国时期江浙渔业研究（1912—1937）》，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35]陈辰立：《明清传统时代大东海渔业活动对岛屿的利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1期。

[36]吴俊范：《民国时期太湖流域的人工养鱼业》，《近代史研究》2019年第4期。

[37]苏新华：《民国时期潮汕地区海洋渔业发展变迁析论》，《汕头大学学报》2016年第7期。

[38]王楠：《1840—1949年的胶东渔业：它的生境、资源和人择机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39]吴敏：《民国时期江苏沿海地区海洋渔业研究》，南京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40]张静宜：《渔业篇》，《台湾全志》卷5《经济志》，台北：“国史馆”台湾文献馆，2016年。

[41]无锡市滨湖区政协学习文史和社会法制委员会、无锡市滨湖区档案局编著：《滨湖渔史》，凤凰出版社，2017年。

[42]黄晓岩：《民国时期浙江沿海渔会组织研究》，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郭亮：《渔业组织和政府管理的互动因应——以浙江玉环渔会为例（1945—1949）》，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年。

[43]白斌：《清代浙江海洋渔业行帮组织研究》，《宁波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

[44]蔡勤禹：《小农经济型态下的渔民组织及其职能——以民国青岛渔会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45]蔡勤禹、庞玉珍：《社会转型中的民间组织研究——以战后青岛渔会为例》，《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46]魏文享、王增峰：《抗战后的上海渔会与渔业经济（1946—1949）》，《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1年第4期。

[47]党晓虹：《论明清海洋民间组织兴起的历史背景及影响因素》，《农业考古》2016年第1期。

[48]党晓虹：《明清以至民国时期海洋民间组织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启示——以海洋渔业生产互助组织为中心的考察》，《农业考古》2014年第3期。

[49]张芳：《青岛渔业现代化研究（1922—1937）》，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50]刘泓泉：《南通渔业现代化研究（1927—2000）》，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5年。

[51]王颖：《山东海洋事业近代化变迁的历史考察》，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52]苏新华：《潮汕地区海洋渔业的现代化（1840—1949）》，《五邑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53]侯嘉星：《战前山东地区的渔业竞争与渔轮机动化发展（1921—1937）》，《政大史粹》2011年第21期。

[54]蔡昇璋：《战后初期台湾的渔业技术人才（1945—1947）》，《师大台湾史学报》2010年第3期。

[55]蒋高中：《20世纪中国淡水养殖技术发展变迁研究》，南京农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

[56]林敬智：《山东微山湖水上人的渔具渔法及其相应之社会组织》，“14—20世纪中国水域史”工作坊，厦门大学，2018年。

[57]王涛：《明清以来南海主要渔场的开发（1368—1949）》，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58]白斌：《民国时期上海渔轮经济发展与影响分析（1932—1937）》，《国家航海》2018年第1期。

[59]［美］穆盛博著，胡文亮译：《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60]关于该书的书评，参见Marks，Robert B.，“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by Micah S.Muscolino，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Journal of Asian Studies，2010；Biggs，D.，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林智敬《书评：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by Micah Muscolino》，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1年第74期，第193—199页；潘威《环境史视野与社会经济史研究——评“Fishing War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历史地理》2013年第1期，第367—373页；等等。

[61]王楠：《丰歉的尺度：关于渔业期望值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思考》，《昆明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

[62]刘亚娟：《新旧之间：建国初期上海国营鱼市场经纪人制度的改革》，《中共党史研究》2016年第11期。

[63]丁留宝：《上海鱼市场研究（1927—1937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

[64]白斌：《明清浙江海洋渔业与制度变迁》，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65]李文睿：《试论中国古代海洋管理》，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66]尹玲玲：《明代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以机构设置沿革为例》，《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67]徐斌：《明清时期两湖地区渔业生产与管理》，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

[68]蔺孟孟：《民国山东渔政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苏雪玲：《清末民国时期山东沿海渔政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

[69]丁龙华：《论民国时期渔业合作组织的发展——以浙江宁波地区为例》，《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www.xing528.com)

[70]丁留宝：《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渔业经济建设路径及其困境》，《兰台世界》2016年第7期。

[71]马振波：《融通渔业：国民政府渔业银团的创设及运行（1936—1948）》，《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

[72]尹玲玲：《明清江南的河泊所与渔课杂税——以宁镇及扬州地区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年第2期。

[73]尹玲玲：《浅论明代的渔业税制》，《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74]徐斌：《国家与渔民：宋至清两湖地区渔税的性质、征收及其演变》，《清华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75]尹玲玲：《略论清代的渔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1期。

[76]杨培娜：《渔引与“乾标”——清代前中期广东渔盐配给制度的形成》，《盐业史研究》2011年第2期。

[77]陈辰立：《跨界采捕与权力僭越：清代闽船入浙捕捞行为下的官民博弈》，《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

[78]刘利民：《论民国时期日本对华侵渔活动及其特点与影响》，《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79]刘利民：《日本越界侵渔与民国北京政府的应对（1924—1927）》，《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3期。

[80]张爽：《近代日本对青岛渔业的侵略述论》，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81]刘利民：《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武装护渔政策初探》，张宪文主编《民国研究》2015年春季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82]刘利民：《清末社会维护领海渔业权活动考察》，《晋阳学刊》2015年第4期。

[83]刘利民：《试论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制止日人侵渔政策——以中日渔业交涉为中心》，《抗日战争研究》2015年第1期。

[84]孙瑜：《论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淡水渔业的控制与掠夺》，《中国农史》2018年第2期。

[85]张荣杰：《论民国时期日本越界侵渔（1912—1937）》，《农业考古》2015年第3期。

[86]彭宁：《晚清中朝渔业纠纷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87]周国瑞：《清季中朝渔业纠纷交涉研究（1882—1894年）》，《韩国研究论丛》2016年第2期，第239—252页。

[88]王楠：《环境史视域下的黄海渔业争端》，“海洋史研究青年学子论坛”，广东，2018年。

[89]［韩］金文基：《朝清渔业纷争的历史线索，1684—1910》，“14—20世纪中国水域史”工作坊，厦门大学，2018年。

[90]［韩］曹世铉：《清末新政时期渔业·海界·岛屿纷争和海洋认识的变化》，《东北亚文化研究》40，2014年。

[91]郭渊：《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92]陈辰立：《一九五〇年代惠安沿海渔业民主改革研究》，《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年第5期。

[93]王楠：《环境、资源和渔业社会——以20世纪50年代的胶东沿海为中心》，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6年。

[94]王楠：《政府权力与资源保护——以1950年代的胶东渔场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2期。

[95]叶君剑：《组织、技术与产量：浙江海洋渔业集体化初探（1949—1959）》，苏智良主编《海洋文明研究（第一辑）》，中西书局，2016年。

[96]戚昱明：《新中国成立初期黄县地区海洋渔业管理体系的建立与渔区变革（1949—1953）》，魏明孔、戴建兵主编，隋福民执行主编《中国经济史评论》2017年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97]同春芬、张绍游：《我国海洋渔业生态政策变迁史研究（1949—1986）》，《广东海洋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

[98]谢愤生：《香港渔民概况》，“中国渔民协进会丛书”第3种，中国渔民协进会，1939年。

[99]傅衣凌：《〈王阳明集〉中的江西“九姓渔户”（休休室读史札记之一）——附论江西九姓渔户与宸濠之乱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

[100]朱海滨：《九姓渔民来源探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2期；张小也：《制度与观念：九姓渔户的“改贱为良”问题》，《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

[101]李勇：《近代苏南渔业发展与渔民生活》，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102]朱晓芳：《明清以来福建沿海渔民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103]刘莉：《渔权与海权——海南岛沿海渔民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意义》，《中山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

[104]张维缜：《20世纪20—30年代东沙群岛海产纠纷案新探——以中国海产商人与日本渔民关系为中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

[105]叶恒：《从岱山惨案看民国浙江地区的盐政》，《盐业史研究》2012年第4期。

[106]尹玲玲：《民国二十五年岱山盐户渔民暴动案的时空特征分析》，苏志良主编《海洋文明研究（第二辑）》，中西书局，2017年。

[107]王楠：《资源、技术与政策：妇女的角色转变——以近现代的胶东渔村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2期。

[108]徐斌：《制度、经济与社会：明清两湖渔业、渔民与水域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109]林玉茹：《殖民与产业改造——“日治”时期东台湾的官营渔业移民》，《台湾史研究》2000年第7卷第2期。

[110]林玉茹：《殖民地的产业治理与摸索——明治末年台湾的官营日本人渔业移民》，《新史学》2013年第24卷第3期。

[111]有学者提出要构建“新水域史”，着重以水上活动人群为本位，透过他们来观察水域社会的内在运行机制，参见徐斌《以水为本位：对“土地史观”的反思与“新水域史”的提出》，《武汉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112]梁洪生：《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113]刘诗古：《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3期。

[114]见王荣国《明清时期海神信仰与海洋渔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叶涛《海神、海神信仰与祭祀仪式——山东沿海渔民的海神信仰与祭祀仪式调查》，《民俗研究》2002年第3期；李勇、池子华《近代苏南渔民的天主教信仰》，《中国农史》2006年第4期；王利兵《流动的神明：南海渔民的海神兄弟公信仰》，《中山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115]胡艳红：《民国以降太湖渔民的信仰生活及其变迁》，“14—20世纪中国水域史”工作坊，厦门大学，2018年。

[116]阎根齐：《论海南渔民的〈更路簿〉》，《南海学刊》2015年第3期；王利兵：《南海航道更路经研究——以苏德柳本〈更路簿〉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2期；刘玄宇、张争胜、牛姝雅：《南海〈更路簿〉非物质文化遗产集体记忆的失忆与重构》，《地理学报》2017年第12期；等等。

[117]莫日芬主编：《广东沿海渔歌》，广州出版社，2006年。

[118]李天怀：《广东汕尾渔歌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年。

[119]刘婷婷：《渔歌渔谚及其历史文化价值研究》，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120]“‘一带一路’与海洋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2018年。

[121]戴五宏：《渔岛旗帜是怎样升起的——集体化时代的渔区典型塑造与社会动员》，“‘一带一路’与海洋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2018年。

[122]李涵闻：《近代澳门渔民社会研究：思路与框架》，“‘一带一路’与海洋人类学”学术研讨会，厦门大学，2018年。

[123]贺喜：《帝国晚期和近代中国的渔民：船居和棚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14—20世纪中国水域史”工作坊，厦门大学，2018年。

[124]王铭农、李士斌：《张謇与近代江苏渔业》，《中国农史》1990年第2期。

[125]韩兴勇、于洋：《张謇与近代海洋渔业》，《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7期。

[126]都樾、王卫平：《张謇与中国渔业近代化》，《中国农史》2009年第4期。

[127]宁波、韩兴勇：《张謇“渔权即海权”渔业思想的探索与实践》，《浙江海洋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28]马敏：《张謇与近代博览事业》，《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谢辉：《张謇与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安徽史学》2002年第4期；黄鹤群：《张謇开创中国近代世博会事业的实践》，《南通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29]虞和平主编：《张謇：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前驱》，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130]汪志国：《周馥与晚清社会》，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4—157页。

[131]李玉尚：《被遗忘的海疆：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12月5日第388期。

[132]具体论文参见李玉尚、陈亮《清代黄渤海鲱鱼资源数量的变动——兼论气候变迁与海洋渔业的关系》，《中国农史》2007年第1期；李玉尚、陈亮《明代黄渤海和朝鲜东部沿海鲱鱼资源数量的变动及原因》，《中国农史》2009年第2期；李玉尚《黄海鲱的丰歉与1816年之后的气候突变——兼论印尼坦博拉火山爆发的影响》，《学术界》2009年第5期；李玉尚《1600年之后黄海鲱的旺发及其生态影响》，《中国农史》2010年第2期；李玉尚、车群、陈亮《清代以来黄渤海真鲷资源的分布、开发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期；李玉尚《海湾环境变迁与黄海鲱中心产卵场内部的变动》，《鲁东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李玉尚《600年来中国带鱼种群历史专题导言》，《科学与管理》2012年第1期；李玉尚《明清以来黄渤海带鱼渔获量变化及其原因》，《科学与管理》2012年第1期；李玉尚、胡晴《清代以来墨鱼资源的开发与运销》，《思想战线》2013年第4期；李玉尚《乾嘉以来小黄鱼渔业的开发与市场体系》，《中国农史》2013年第5期；李玉尚《中国四大海洋经济鱼类的形成及其在中国史中之地位》，“东亚海洋共同体构建与边疆治理现代化”研讨会，2015年12月18日—20日，浙江师范大学。

[133]陈亮：《朝鲜半岛东岸鲱鱼资源数量的变动及原因（1545—1765）》，“海洋史研究青年学者论坛”，广东，2018年。

[134]姜旭朝、张继华：《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学术史回顾与评价》，《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8页。

[135]姜旭朝、张继华：《中国海洋经济历史研究：近三十年学术史回顾与评价》，《中国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3页。

[136]近年来，笔者注意到，有一些渔民的自传得以出版，如杨宝仲《东方渔夫》，大连出版社，2008年。

[137]如早期人类学家对小规模渔业社会即有相关的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海洋人类学也有不少对小规模渔业社会的研究，国内利用人类学方法研究渔业社会的作品尚不多见。参见王利兵《国外小规模渔业社会人类学研究综述》，《南海学刊》2017年第4期。

[138]张先清、王利兵：《海洋人类学：概念、范畴与意义》，《厦门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第26—34页。

[139]此处承华中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李培德教授指点，特表谢意。

[140]张謇：《致商部王杨二丞函》（1904年），《张謇全集》2，上海辞书出版社，第136页。

[141]张謇：《致瑞澂书》（1907年），《张謇全集》2，第136页。

[142]张謇：《致瑞澂书》（1907年），《张謇全集》2，第136页。

[143]桑兵：《从眼光向下回到历史现场——社会学人类学对近代中国史学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144]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史论》自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6页。

[145]包乐史教授在厦门大学“清代海疆政策与开发”学术研讨会圆桌会议上的发言。

[146]丁留宝：《渔业史研究综述》，《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