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是渔业史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对象。对于渔民的日常生活、渔民的宗教信仰等，学界均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1939年，谢愤生发表的著作研究了香港渔民概况。[98]自民国开始，学界对九姓渔户等展开了相关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厦门大学的傅衣凌先生也发表了九姓渔民的相关研究。[99]近年来，学界关于九姓渔户的研究也陆续有一些新的进展，主要集中探讨九姓渔户的来源、九姓渔户“改贱为良”等议题。[100]李勇的硕士学位论文，探讨了近代苏南渔民的生活。[101]此外，尚有朱晓芳对明清以来福建沿海渔民的研究。[102]刘莉的《渔权与海权——海南岛沿海渔民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意义》以海南渔民为中心，从多个维度探讨了“海南渔民”这一特殊群体，认为海南渔民的命运与维护海疆渔权问题紧密相连。[103]张维缜以中国海产商人与日本渔民的关系为中心，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沙群岛的海产纠纷案。[104]1936年发生的岱山惨案，与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渔盐变色和盐斤归堆的盐政改革措施中存在的弊端密切相关，但以往研究着重通过这一惨案来透视盐政问题，对渔民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关注不够，[105]对此，尹玲玲着重分析了1936年岱山盐户渔民暴动案的时空特征。[106]王楠以近现代胶东渔村为例，考察了妇女的角色及其转变。[107]徐斌的新著《制度、经济与社会：明清两湖渔业、渔民与水域社会》探讨了以往极少受到关注的渔民等水上群体，借助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两湖地区渔业、渔民与水上社会。[108]
对于台湾地区的渔业研究，近年也有推进。林玉茹的一些文章主要探讨了日据时期台湾渔业移民的问题，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见林玉茹对日据时期东台湾的官营渔业移民的研究。[109]林玉茹还曾就日本明治末年在台湾的官营日本人渔业移民进行过探讨。[110]
近年来，对民间文书的发掘也是渔业史研究的一大亮点。其中，一批历史人类学者作出了重要贡献。渔民对渔业资源具有极强的依赖性，因此围绕渔业资源，渔民之间乃至渔民与政府之间常有摩擦及冲突。近年来，学界开始注重对内陆水域的研究，这些研究对渔业史也有所涉及。[111]比较典型的研究如梁洪生的《捕捞权的争夺：“私业”、“官河”与“习惯”——对鄱阳湖区渔民历史文书的解读》一文，梳理了“私业”“官河”与“习惯”捕捞区之间的关系，对湖区水面产权问题、研究中国的“水面问题”等议题提出了新思路。[112]刘诗古《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建立及其演变——以江西鄱阳湖区为中心》考察了清代内陆水域渔业捕捞秩序的变迁过程，认为明清鄱阳湖区的渔民趋向于采取非正式制度解决捕捞场地、捕捞时段的分配以及捕捞过程中的其他问题，而对渔业资源的提取困境尚无有效的制度安排。[113]上述研究，可以明显感受到历史人类学的影响。跨学科研究，对推动渔业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意义不容轻忽。渔民的宗教信仰，对理解渔民社会的文化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这方面研究成果较多，就渔民的海神信仰、海神兄弟公信仰、天主教信仰都有不少研究。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王荣国、叶涛、李勇、池子华、王利兵等人的研究。[114]胡艳红梳理研究了民国以来太湖地区渔民的信仰生活及其变迁轨迹。[115]这类研究的成就，在于从宗教信仰的角度，考察渔民的精神世界。上述研究或从宗教学，或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渔民展开研究，大大拓展了此前研究的角度。
《更路簿》是海南岛东部沿海渔民记录的关于南海更路的航海指南，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对于理解渔民的航海技术、海神崇拜及商业贸易等问题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对于《更路簿》，学界的研究极为丰富，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阎根齐、王利兵等人的研究。[116](www.xing528.com)
渔歌、渔谚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容，寄托着渔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莫日芬等收录了广东沿海渔歌，对了解渔民的日常生活等方面有着重要价值。[117]此外，尚有李天怀对广东汕尾渔歌的研究。[118]刘婷婷考察了渔歌、渔谚的产生及其变迁，认为其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及文化价值。[119]
近年来，一些学术研讨会中不乏渔业史研究的成果。一些人类学者还利用海洋民族志的方法研究渔民及渔民社会，这些研究展示出渔民社会中的多元文化。[120]2018年11月17日—18日，在厦门大学召开的“‘一带一路’与海洋人类学”学术研讨会中，戴五宏探讨了集体化时代渔区典型的塑造与社会动员问题。[121]李涵闻阐述了其对近代澳门渔民社会研究的思路与框架。[122]香港中文大学的贺喜博士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以船居和棚居为线索，探讨了帝国晚期的渔民问题。[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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