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渔业与政府关系，学界主要集中于关注政府对渔业的管理以及围绕渔业的矛盾与冲突。
关于政府对渔业管理的研究是渔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不少硕博士学位论文对这些都有涉猎。代表性成果有：白斌考察了明清浙江海洋渔业与制度变迁；[64]李文睿的博士学位论文《试论中国古代海洋管理》中，部分章节考察了中国传统海洋渔业的管理，揭示了传统海洋渔业管理的困境；[65]尹玲玲的《明代的渔政制度及其变迁——以机构设置沿革为例》探讨了明代渔政制度的变迁；[66]徐斌的《明清时期两湖地区渔业生产与管理》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明清时期两湖地区的渔业生产与管理。[67]
关于清末及民国渔政的研究，代表性作品有蔺孟孟对民国山东渔政的研究，苏雪玲对清末民国时期山东沿海渔政的研究。[68]丁龙华梳理了民国时期浙江宁波地区渔业合作组织发展概况。[69]此外，还有学者关注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渔业经济建设及致力于渔业放款的银团组织。丁留宝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早期渔业经济建设。[70]渔业银团是民国史上第一个由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与银行业合办，专门从事渔业放款的金融组织，带有浓厚的救助色彩。[71]
赋税是政府对渔业管理的一个重要层面。尹玲玲的《明清江南的河泊所与渔课杂税——以宁镇及扬州地区为例》探讨了明清江南的河泊所及渔课杂税。[72]其另一篇文章《浅论明代的渔业税制》还探讨了明代渔业的征课水域、征收方式、渔课种类、渔税名目及渔税支配方式、实施效果等问题，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明代渔业税制的各个方面。[73]徐斌阐述了宋至清两湖地区鱼税的征收及演变过程，揭示出国家与渔民之间的复杂关系。“来自王朝国家的制度从根本上形塑了水域社会，与此同时，渔户等水上活动人群对制度的能动使用则使其具体运行过程及产生的结果又偏离了政府的预期。”[74]“渔盐”是指水产盐藏加工所需的渔业用盐。明清时期渔业用盐量巨大，渔户要给官方或地方交纳渔盐税。有清一带渔盐制度多有变化，不同区域也有所不同。[75]杨培娜梳理了清代广东渔盐配给制度的形成过程，探讨了清王朝典章制度的确立与沿海地方社会的实际生产、生活状态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76]陈辰立研究了清朝跨界采捕及权力僭越之间的关系，并深刻揭示出由此造成的官、民在海洋权力中的博弈。[77]
渔业争端问题，是近年来学界探讨较多的问题。渔业争端，大体分为外国列强的侵渔以及国家之间、渔民社会的渔业纷争等。近代以来，列强对中国展开了全方面的侵略，渔业亦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列强对渔业的侵略，也引起了政府的积极抵抗。关于这一方面，学界已经积累了不少的研究成果。最近几年，有刘利民等人的研究。刘利民曾发表多篇文章，探讨清末乃至民国时期日本的侵渔问题。2006年，刘氏在一篇文章中论述了民国时期日本侵渔活动的特点与影响。[78]此外，刘利民还探讨了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北京政府对日本越界侵渔的应对。[79]张爽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近代日本对青岛渔业的侵略问题。[80]刘利民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前期的武装护渔政策。[81]此外，刘利民还考察了清末社会维护领海渔业权活动。[82]刘利民以中日渔业交涉为中心，论述了1927—1937年国民政府制止日人侵渔的政策。[83]孙瑜的《论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淡水渔业的控制与掠夺》认为日本对淡水渔业的掠夺，体现其对华侵略的全面性、残酷性与险恶性。[84]张荣杰则研究了民国时期日本越界侵渔行径。[85]彭宁的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晚清中朝渔业纠纷问题。[86]周国瑞考察了清季中朝之间的渔业纠纷，认为清鲜通渔后，两国渔业关系趋于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日两国间在朝鲜海域的激烈争夺。[87]王楠从环境史的角度探讨了黄海渔业争端问题。[88](www.xing528.com)
日本、韩国学者的渔业史研究，也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韩国釜庆大学的金文基梳理了中朝之间渔业纠纷的历史线索。[89]曹世铉以清末新政时期渔业、海界、岛屿纷争问题为线索，探讨了清朝海洋认识的变化。[90]上述成果主要围绕渔业交涉及渔业冲突展开。
渔权及海权也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郭渊在《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与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维护》中阐述了晚清政府的海权意识，并认为其对维护南海诸岛主权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91]
陈辰立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后沿海地区渔业民主改革问题。[92]王楠的博士论文关注到20世纪50年代胶东沿海的环境、资源和渔业社会。[93]王楠从环境史视角出发，考察了1950年代胶东渔场的保护政策，认为资源保护政策的颁布与实施，常常伴随着高度规范性的政府权力。[94]值得注意的是，现有对于1949年后渔业史的研究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是，未能很好地揭示出新中国成立前后渔业发展的延续和断裂。
不过，一些研究者已经开始关注1949年后渔业的发展。如叶君剑《组织、技术与产量：浙江海洋渔业集体化初探（1949—1959）》[95]；又如戚昱明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黄县地区海洋渔业管理体系的建立与渔区变革（1949—1953）》以黄县地区作为个案，在地方档案、相关文献资料、地方史志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考察了1949—1953年间黄县地区渔业管理体系的建立、当地渔区的变革，并以政治管理体系与经济管理体系两方面为切入点，详细揭示出这一过程内部的影响因素，据此认为上述体系的建立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对海洋资源的动员打下了基础。[96]同春芬和张绍游探讨了1949年后我国海洋渔业生态政策变迁史。[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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