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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文明研究-渔业经济史研究及成果

时间:2023-08-27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欧阳宗书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早就海洋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进行探讨的综合性研究。对于渔业组织的研究,学界有一定的成果。此外,从研究地域来看,大多集中于青岛、南通等沿海港口,对于内陆地区的渔业研究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此外,尚有对渔船、渔具、渔业技术、渔场等问题的专题研究。[59]该书是一部环境史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

海洋文明研究-渔业经济史研究及成果

欧阳宗书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早就海洋渔业经济渔民社会进行探讨的综合性研究。该书对海洋渔业的自然环境、海洋渔业经济的发展、沿海渔业的社会变迁、疍民群体、渔政管理及成效、海洋养殖业及远洋渔业、渔业现代化都有专章论述,是较早采用社会经济史视角研究海洋渔业的著作。[26]随后,尹玲玲以荆州、沔阳、安陆地区为例,考察了明代湖北地区的渔业经济。[27]项露林的《明代后期湖广地区渔业经济衰退原因探究》考察了明代后期湖广地区渔业经济衰退的原因。[28]刘黎的硕士论文明清时期广东的渔业经济与渔民社会为重点研究对象,探讨了海洋渔业制度政策与海洋渔业发展之间的关系。[29]吴赘、吴良成以江西省余干县瑞洪地区为研究视点,探讨了民国以来鄱阳湖的渔业发展变迁历程。[30]叶君剑研究了温州䑩渔业的兴起与应对问题。[31]王玉波和王瑞红的研究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渔业社会变迁。[32]徐斌爬梳了档案方志、族谱中有关渔业养殖的记载,勾勒出明朝至民国时期湖北地区养鱼的状况。[33]杨金客研究了民国时期江浙地区的渔业。[34]陈辰立考察了明清传统时代大东海渔业活动中对岛屿的利用,揭示出岛屿开发对传统海洋渔业发展的价值及意义。[35]吴俊范考察了民国时期太湖人工养鱼业的分布、特点、饲养概况及其影响。[36]新华论述了民国时期潮汕地区海洋渔业的发展变迁。[37]一些历史地理学专业的研究人员,也对渔业史有所涉猎。王楠探讨了1840—1949年胶东渔业的生境、资源和人择机制。[38]吴敏研究了民国时期江苏沿海地区的海洋渔业。[39]台湾地区新出的《台湾全志》的《渔业篇》,是近年来台湾地区渔业研究的重要成果。[40]2017年出版的《滨湖渔史》一书,全书50余万字,论述了滨湖地区渔业的发展史,全书的一个特点是资料翔实,有不少档案材料作为支撑,是近年来渔业史研究中较为重要的著作。[41]

渔业组织是渔民自我管理的重要组织。对于渔业组织的研究,学界有一定的成果。不少论文还探讨了渔会组织自身及其与政府管理的互动等问题。[42]关于清代渔业行帮,不乏研究成果,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渔业行帮、渔会的组织结构及功能等。白斌探讨了清代浙江海洋渔业的行帮组织。[43]关于民国时期渔业的研究也有不少,如蔡勤禹以民国青岛渔会为例,探讨小农经济形态下的渔民组织及其职能。[44]蔡勤禹、庞玉珍以战后青岛渔会为例,探讨了社会转型中的民间组织的状况。[45]魏文享、王增峰考察了抗战后的上海渔会与渔业经济(1946—1949)。[46]明清时期海洋渔业组织的兴起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沿海地区在人地矛盾加剧、海洋群体壮大、海上贸易网络形成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渔团、渔帮、渔民公所等海洋民间组织逐渐发育,并进而成为海洋管理的重要组织之一。[47]党晓虹以海洋渔业生产互助组织为中心,探讨了明清至民国时期海洋民间组织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启示。[48]

上述研究关注到的民国时期青岛、上海等地的渔会组织,是以往学界较少关注的,但其对内陆地区渔会组织的组织形态及功能仍付之阙如。

现代化视角是渔业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切入视角,一些研究者也尝试运用现代化视角探讨渔业的现代化问题。张芳研究了青岛渔业现代化问题。[49]刘泓泉主要从渔业的现代化角度,分别探讨了南通渔业生产现代化、生活与观念的变化、渔村与渔港的现代化、渔业管理的现代化等问题。[50]王颖的《山东海洋事业近代化变迁的历史考察》有一章专门研究了山东海洋渔业的近代化。[51]苏新华探讨了晚清至民国时期潮汕地区海洋渔业现代化问题。[52]

从上述近代化视角的渔业研究来看,时间大体集中于民国时期,对于晚清渔业的现代化转型则缺少专门的探讨。此外,从研究地域来看,大多集中于青岛、南通等沿海港口,对于内陆地区的渔业研究仍有进一步挖掘的空间。

此外,尚有对渔船渔具、渔业技术、渔场等问题的专题研究。最新的研究成果有:侯嘉星探讨了战前山东地区的渔业竞争与渔轮机动化发展问题,[53]蔡昇璋论述了战后初期台湾地区的渔业技术人才问题,[54]蒋高中研究了20世纪中国淡水养殖技术发展变迁问题,[55]林敬智探讨了山东微山湖水上人的渔具渔法及其社会组织[56](www.xing528.com)

王涛的论文以明清以来南海主要渔场的开发为中心,探讨了国家政策、环境、技术、市场对渔场开发和渔业资源利用的影响。[57]

白斌的《民国时期上海渔轮经济发展与影响分析(1932—1937)》通过对1932—1937年上海市立渔业指导所统计的上海渔业经济数据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指出上海渔轮经济发展并未有效抵制日本渔轮在上海鱼市场的倾销,反而由于其自身发展问题与中国近海渔业抢夺水产资源,加速了传统渔业的衰败。[58]

在海外学界,不少学者从环境史角度切入,探讨渔业史问题。例如穆盛博的《近代中国的渔业战争和环境变化》,该书主要探讨舟山海洋区域内社会与环境的互动,打破了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分期,通过对舟山渔业史的探讨,证明了环境变化的延续性。[59]该书是一部环境史视野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60]受环境史学者的启发,一些中国学者也开始尝试以环境史的视角,探讨中国的渔业问题。王楠研究了渔业活动“丰歉”尺度变化的问题,以及这种变化给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带来的启迪。[61]

近年来,关于鱼市场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研究。刘亚娟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国营鱼市场的经纪人制度,认为由国家主导的经济人制度改革本质上是一种渐进的、改良的制度变迁,新政权和被改造方的互动使改革呈现新旧杂糅的特点。[62]

丁留宝的新著系由其博士论文改编而来,主要探讨了1927—1937年上海渔业经济的基本形态与困境,系统论述了国民政府救济渔业的基本思路及实施效果。[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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