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汉合流：北洋军阀的纷争

经过北伐战争，大部分旧军阀的势力被消灭或被削弱，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乘机崛起扩大了自己的力量。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之时，国内反革命势力分布如下（边疆地区除外）：

汪精卫和唐生智互相勾结控制着两湖和江西（本年六月唐被武汉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兼该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蒋系和桂系的一部分占据着宁沪一带；冯玉祥占据着陕西、河南等地，阎锡山仍旧盘踞着山西（六月初阎就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桂系的另一部分和粤军占领着两广；四川、云南、贵州则有若干地方军阀割据着（“七一五”前三省军阀均已改悬国民党旗帜，并站在蒋介石一边）。北方最大的军阀是张作霖，他占据着东北、京津和山东等广大地区；孙传芳的残余势力占据着苏北。这时国民党内的政治派系则有：蒋介石派、汪精卫派、胡汉民派以及西山会议派。政客集团和军阀武力互相勾结，今天甲乙联合对丙，明天又乙丙联合对甲。你争我斗，一片混乱。

当时国民党各派军阀的纷争，主要表现为宁汉两方的对立和争斗。武汉方面组织了东征军，集中江西，准备讨蒋；南京方面也派出军队与之相拒。双方处于武力对峙的状态中。冯玉祥在“七一五”前后几次发出劝和通电，主张通过会议解决宁汉纠纷。经过“七一五”政变，宁汉两方在反共问题上已经没有分歧，渐有妥协的趋势。七月二十四日，武汉的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孙科等回电冯玉祥，表示愿意“和平统一”，井同意“迁都南京”。八月八日，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通电表示，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

八月十三日，蒋介石突然宣告下野。其原因，一是武汉的汪精卫、唐生智等力主“倒蒋”，而且声浪很大；二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与蒋貌合神离，甚至蒋系的何应钦也很想取蒋而代之；三是蒋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的战事打了败仗，并且受到日本出兵山东的干涉。蒋感到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于是采取了暂避锋芒、观望形势、乘机再起的策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

蒋介石下野后，国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胡汉民、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亦纷纷离宁赴沪，南京方面的实权便主要落在桂系手中。但这样一来，促进了宁汉的合流，因桂系本有联汉攻奉之意。八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武汉的谭延闿、孙科和汪精卫、陈公博先后到达南京。汪陈以国民党中央的“正统”自居，主张召开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宁汉纠纷问题。但他们的主张没有得到宁方的响应。这时的谭延闿、孙科也不再听命于汪。在这种形势下，汪只得自认“防共过迟”，表示要“自劾下野”、“听候处分”，并且不再坚持召开四中全会的主张。孙科提出成立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的建议，得到宁、汉、沪（西山会议派）三方的赞同。特委会于九月十五日成立。十七日，南京“国民政府”和军事委员会进行改组，并发表宁汉合丰宣言，宣布国民党“统一”完成。但是这个“合作”很快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www.xing528.com)

特别委员会的实权把持在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手中。汪精卫由于没能掌握中央大权，于是便重回武汉，与唐生智结合，依靠鄂湘、赣三省，反对特委会。这样宁汉合作又重新变为宁汉对立。到十月下旬，更演成李（宗仁）唐（生智）战争。结果唐军失败。放弃武汉，唐本人于十一月十二日宣告下野，部队撤往湘南。桂系势力扩展到武汉。

与宁汉再次分裂的同时，还有宁粤对立的发生。九月底，汪派的张发奎率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除参加南昌起义者外）到达广州。张打出“拥汪护党”的旗号，反对待委会。十月底，压也到达广州。

十一月十日，蒋介石在经过三个月的下野后，回到上海。以前势如仇敌的蒋汪二人，这时为了共同制桂，达成了相约同时复职的协议：蒋复任总司令，汪复任国民政府主席。十六日，汪精卫、李济深一同从广州赴上海。就在汪李离开广州的第二天，张发奎的部队突然向驻粤的桂军发起攻击，迫使桂军退回广西。十二月十一日，共产党领导了英勇的广州起义，张发奎第四军所属的教导团和警卫团的大部参加了起义。以上性质完全不同的两次广州事变，都被反汪各派抓住作为攻击汪的借口。他们指责汪精卫、陈公博是“准共产党”，“养奸成祸，害国殃民”。南京政府下令查办汪陈。这样，汪派便在这场国民党的派系争斗中遭到失败。汪躲往国外，陈公博避居到上海租界，张发奎在镇压了广州起义后被赶出广州。这时，蒋介石重新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人物，各派纷纷电促他复职。一月上旬，蒋复任总司令职务，并负责筹备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于一九二八年二月上旬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改组国民政府》、《制止共产党阴谋》、《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等议案。选举蒋介石、谭延闿等九人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谭为国民政府土席，蒋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三月七日，蒋又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这样，国民党的军政大权重新集中到蒋介石一人身上。同时，李济深、李宗仁、冯玉样、阎锡山分别被任命为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的主席。这是承认各派国民党军阀割据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