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到达上海。蒋一进入上海,帝国主义立即加紧对他进行利诱和威胁,督促他迅速发动反革命政变。四月初,美国国务卿指示美国驻华公使说:“告诉蒋介石,除非他能表示可以满足我们要求的行动,列强各国将采取认为适当的措施。”日本外相表示,要蒋介石来“维持秩序,压平暴乱”。并且说:“我们的意见,是诱使蒋介石独有创举,决定方案,由蒋介石及其健康分子来安排”。《字林西报》在蒋介石到上海的第三天即公开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是唯一可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的保护力量。……倘若蒋介石愿意拯救中国人民出于共产党之手,那未他必须迅速而决断地进行起来”。
蒋介石也迫不及待地同帝国主义勾结。他密令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向帝国主义表示“决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他将扫除“阻碍”,“使中外的关系更为密切而良好”。三月二十九日,蒋介石出现在美国旗舰匹茨堡号上,并和帝国主义者商谈了关于“维持”秩序的办法。四月一国,蒋介石驻上海的专员“拜访”英国领事,为“南京事件”表示歉意,保证“决不使其扩大”,并承担全部责任。
帝国主义在得到蒋介石的保证后,答应可以通过租界为蒋提供一切便利,并以驻扎在上海的侵略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上海的大资产阶级表示愿资助军饷,给蒋介石以经济上的支持。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工界联合会”,供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用。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大资产阶级,倒向蒋介石一边。
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决定发动反革命政变,并作了极其阴险的周密计划和部署。为了孤立上海的革命力量,蒋介石派何应钦去南京,把倾向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三个团缴械,解散了南京共产党支部。在杭州组织流氓匪徒,袭击总工会。把同情工农的一部分北伐军调离上海,另调新收编的旧军阀部队进驻上海市区。从四月二日开始,蒋介石和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及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张静江等连续召开秘密会议,商议反共“清党”问题。二日,吴稚晖提串所谓“弹劾”共产党文件,随即由吴椎晖、张静江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呈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要求对各地共产党领导人给以“非常紧急处置”,“在所在各地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机关,暂时分别看管监视。”这时,汪精卫已从国外回到上海,三日,蒋介石发表通电,表示他以后要“专心军旅”,“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都交给汪精卫指挥。汪参加了蒋召开的秘密会议,但在是否立即“清党”反共问题上,汪与吴稚晖等发生争执。汪主张在南京召开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一切。
在蒋介石即将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危机时刻,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却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他不但不做任何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反而在四月五日与汪精工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为蒋介石辟谣。宣言说:“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要求群众“不听信任何谣言”。这个宣言实际上起了帮助蒋介石解除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思想武装的作用。宣言发表后,汪精卫和陈独秀离开上海去武汉。
四月六日,蒋介石令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派兵查封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机关。同时贴出布告:“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管辖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决不允许存在。”八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钮永健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由该会“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蒋介石又成立了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为司令。四月九日发布戒严条例,禁止罢工、集会和游行。同日,吴稚晖等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发出所谓《护党救国通电》,对中国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中央大肆进行攻击。同日晚,杜月笙将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诱至家中,然后杀害。
蒋介石在磨刀霍霍布置反革命大屠杀的同时,又玩弄政治欺骗手段。当工人代表要求蒋介石澄清关于军队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支的消息时,他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四月六日,蒋介石还假惺惺地派军乐队给工人纠察队“赠送”写有“共同奋斗”字样的锦旗,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用以麻痹工人的警惕性。蒋介石在一切布置就绪后,九日离上海去南京。上海的反革命政变由白崇禧指挥,杨虎、陈群具体执行。
四月十一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当日下午,大批反革命军队布防上海街市。深夜,帝国主义侵略军越过租界,在南市、沪西、吴淞、虹口、闸北等区,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一千多人,送到蒋介石军队驻在龙华的司令部。十二日凌晨,停泊在高昌庙的军舰上发出信号,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工”字符号,冒充工人从租界出动,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自卫反击。大批反动军队就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用欺骗胁迫或武力等卑劣手段,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一千七百条枪全部被缴,队员死伤三百多人,上海总工会也被反动派占领。(www.xing528.com)
上海人民看到打着“革命”旗号的军队,突然掉转枪口屠杀工人,无不愤怒异常。当天,各区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集会,要求交还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惩办流氓,肃清反动分子。南市区广大群众在集会后,向龙华司令部进发。闸北五万多工人、学生和市民举行示威游行,从反动军队手里夺回了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宣布继续办公,并召开工人代表大会,决定全市总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
十三日,上海丝厂、烟厂、电车厂的工人和海员、店员等二十多万人举行罢工。同日上午十时,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召开群众大会。虽然反动派沿途堵截,到会者仍有六万多人。大会一致决议收回工人武装。下午一时,群众冒雨游行示咸,高呼“还我武装”、“打倒新军阀”等口号。当队伍走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在那里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从四面八方向游行群众射击,同时用机枪扫射,顿时宝山路上流遍了烈士的鲜血。在这次绝灭人性的大屠杀中,牺牲一百多人,很多人受伤。接着,反动派下令禁止罢工游行,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上海一片白色恐怖。据不完全统计,反革命政变后的三天中,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三百多人,被捕五百多人,流亡失踪五千多人。继汪寿华被杀后,赵世炎、陈延年等也在“四一二”后牺牲了。这是独夫民贼蒋介石对上海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这时反动派压迫工人复工,外国资本家工厂大批开除工人。资产阶级也背叛革命,支持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包括六十余团体的上海商业联合会致电蒋介石,表示“愿与三民主义相始终,对于当局清党主张愿为后盾。”工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为了避免无益牺牲,上海总工会于四月十五日发出通知,忍痛复工。同时号召全市工人“继续团结,勿为反动权势所惑,勿因暂时挫折而气馁”。
四月下旬,上海警备总司令部成立。杨虎任总司令,陈群伍军法处长,杜月笙的一个门徒任行动队长,执行“清党”任务。上海变成了肆意吞噬革命者的“虎群”世界。
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十四日他们发出搜捕共产党人的命令,由钱大钩任戒严司令,在广州实行戒严。十五日凌晨,反动军队和反共的工会组织向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铁路工会、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中山大学、妇女解放协会及共产党领导人的住宅,同时发起搜查和攻击,并派兵监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二千余人,封闭工会等团体二百多个。他们组织广州特别委员会,宣布与武汉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脱离关系,通令本省各级党部“于文到三日内,将共产党分子检举,密报本会查办”。血腥恐怖笼罩广州全市和广东全省。六月,又进行第二次“清党”。总计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二千一百多人。著名的共产党人和工人领袖萧楚女、熊雄、邓培、李启汉等都被广东的反动派杀害了。
除上海、广东外,国民党反动派还在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相继举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和屠杀,无数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在反动派的屠刀下壮烈牺牲。
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四月十八日,成立了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以胡汉民为主席。这是一个在屠杀革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政权。它对内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所谓“清党”,通缉著名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等一百九十余人。自色恐怖笼罩了蒋、棱等反动派所控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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