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北伐・广州誓师北伐战争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春，广东国民政府先后消灭了广东省和广东政权内部的反革命军阀势力，统一了军权财权，成立了国民革命军七个军，实现了两广的统一。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以结束十多年来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与此同时，吴张两大军阀以“讨赤”为基础联合起来，在北方发动了对国民军的进攻，并积极准备向南方的革命势力发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只有先发制人，出师北伐，才是粉碎北洋军阀反革命“南伐”的最好办法。这样，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将革命推向全国的任务，提到了广东革命政府的议事日程上来。

蒋介石是积极主张北伐的。经过三二〇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右派打击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内汪精卫派的势力，夺取了党政军的大部分权力。但他们还没有撕下革命的外衣，公开放弃反帝反军阀的口号，他们还需要在向北发展中进一步扩张权势，实现更大的野心。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曾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指出：“党在现实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而北伐的政纲，必须是以解决农民问题作主干”。准备北伐，“不仅是在广东做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以建筑工农革命联合的基础，而达到国民革命的全国范围内的胜利”。一九二六年四、五月，在广州召开的广州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和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都提出了发动北伐战争的要求，催促国民政府“从速出师北伐”，“拯救处在帝国主义与军阀宰割下之水深火热中的民众”。这些都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积极态度。但中共中央负责人陈独秀曾对北伐持不同看法。他在《向导》第一六一期上发表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认为：“革命的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广东政府的职任应该是“防御战争”，全国民众的口号应该是“拥护根据地广东”。陈独秀的看法是消极的，但并不代表整个共产党的态度。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北伐战争开始了。

北伐战争的序幕是援湘作战。湖南军阀赵恒惕是广东革命势力向北发展的巨大障碍。他名义上挂着省自治的招牌，实际是吴佩孚的附庸。一九二六年三月，湖南省防第四师师长兼湘南督办唐生智在与两广取得联系后起兵驱赵，占领长沙、岳州，宣布代理湖南省长。唐的举动为吴佩孚所不容。吴一面委任湖南省防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一面派遣直军入湘，攻打唐生智。五月初，唐军从长沙退往湘南衡阳等地。唐向两广求援，国民政府便决定调派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及第七军一部先行赴湘援唐。六月初，唐生智宣布就任国民政府所委之第八军军长及前敌总指挥职，国民革命军的援湘作战，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www.xing528.com)

国民党中央于六月五日通过出师北伐案，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七月六日，通过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宣言指出：“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断绝军阀之祸国殃民”。为建设统一政府及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这个宣言揭示了北伐的目的，表明了北伐战争的正义性质。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蒋介石为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第一至第八各军军长分别是：何应钦、谭延阎（由副军长鲁涤平代）、朱培德、李济深（由副军长陈可钰率军北伐）、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二、三、四、六各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别为中共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除李济深统领第四军一部、第五军大部留守广州，第七军一部留守广西外，其他各部均出师北伏。苏联顾问随军出征。广东广大工农群众热烈拥护北伐战争，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支援前线的运动。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三千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出发，曲江等地农民数万人赶来帮助北伐军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