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加速北洋军阀的中国现代史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争夺中国的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大战结束时，美国向英、法、日三国提议组织四国借款团，由该团包揽对中国政治的和经济的借款。美国的目的是压制日本的在华势力和由它来控制中国。经过一番斗争，新四国银行团于一九二〇年十月在纽约正式成立，美国在银行团中占着优势。美国公使在致北京政府的备忘录中提出：新银行团“应得预问”中国财政收支和官吏任用，并有“查帐之权”。这就是说美国企图成为军阀政府的太上皇。

中国人民强烈反对新四国银行团。上海和北京各界及学生团体等，纷纷发出函电，反对银行团对中国投资，反对北京政府向银行团借款。由于中国人民的反对，同时由于四国之间，尤其是美日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当时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势力比较大，使银行团无法进行工作，美国未能达到预期的侵略目的。但是，新四国银行团的成立，使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发生了变化。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到一九二二年二月，在美国建议下，召开了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太平洋问题和远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美、英、日、法、意、中、荷、葡、比九国。美国倡议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依然是企图压制日本和进一步控制中国。

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拆散了英日同盟（英日同盟条约在一丸二一年期满后没有续订），又联合英国强迫日本接受美、英、日海军吨位为五、五、三的比率。这些是对日本的打击。

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处理中国和外国关系的“十项原则”。十项原则一方面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一方面又声称完全赞同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中国代表还提出取消二十一条的要求。美国因为二十一条侵害了它在中国的权益，因此逼迫日本让步。由于中国人民多年来的斗争和美国的压力，日本不得不表示可以放弃条约中的部分条款。华盛顿会议期间通过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条约有：《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九国间夫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是由中日代表在会外“直接交涉”达成的。这个条约虽然规定日本将侵占的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但是又规定中国必须将该区域全部化为商埠，准许外人在这里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职业。关于日本侵占的胶济铁路，条约规定应由中国用五千三百四十万金马克赎回。在路价未偿清以前，中国政府应任用一日人为车务长，一日人为会计长。在此条约的附约中，还规定了许多对日人和外国侨民的特殊权利，因此，所谓交还胶州和胶济铁路，只是把胶州由日本独占的殖民地改变为各帝国主义共同侵略的商埠；而胶济铁路则仍然为日本控制。华盛顿会议并未使中国真正收回山东的主权。

关税条约规定：中国进口货税率一律为值百抽五；废除厘金，代以值百抽二点五的附加税，奢侈品附加税额可稍加提高，但不得超过值百抽五。这是继续侵害中国关税主权的条约。

九国公约名义上“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但这只是一句空话。公约又规定：要切实“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为此，任何一国“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九国公约是帝国主义共同侵略中国的协定。九国公约的签订，是美国图谋扩张在华侵略势力的一个胜利，由此打破了日本独占中国的局面，在中国出现了几个帝国主义共同侵略的局势。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形势的重大变化。此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对外关系同这种形势是分不开的。(www.xing528.com)

对帝国主义在华盛顿会议上损害中国权益的行径和北京政府的媚外行为，中国人民表示强烈反对。留美学生曾在华盛顿举行游行示威，反对中日直接交涉。杭州、上海、济南、北京、汉口、天津等地的学生和各界群众，都曾举行集会、游行示威、罢课，反对中日会外交涉，要求取消二十一条，保护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共产党的“二大”宣言，向全国人民揭露了华盛顿会议的侵略性质，指出：美国在华盛顿会议上采用“门户开放”政策，“完全是要借着这个‘开放’来打破日、英在中国的优势，让他自己插足进来，操纵中国的经济生命”。华盛顿会议使中国由历来受各帝国主义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囚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因此中国人民必须起来奋斗。

第一次大战结束后，各帝国主义争先恐后地回到中国市场。特别是日、美、英等国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世界大战一结束，中国进口贸易总值立即大增。以一九一三年进口总值为一百，一九一九年增至一百一十四，一九二三年激增至一百六十二。因此，入超比战前更为严重。一九二〇年入超为二亿二千万海关两，已达一九一三年水平，一九二一年更高达三亿海关两以上。各国在华商船航行吨位，一九一三年为七千三百四十三万吨，一九二〇年达到七千六百六十一万吨。中国各商埠的外侨和外商，一九一三年分别为十六万三千余人和三千八百零五家，到一九二〇年各增至三十五万二千余人和七千三百七十五家。

作为财政资本在中国统治中枢的外国银行，在大战中和战后，迅速增多起来。一九一四年以前，日本以外的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共计十六行七十一处（连同分支机构），而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的十三年间，各国在华新增设的银行即几乎相当于过去六、七十年间开设银行的总和，达十六行五十处，其中大多数是一九一七年以后设立的。重要的有：英国的大英银行，美国的大通银行、运通银行、友华银行，荷兰的安达银行，意大利的华义银行等。日本在华银行中资本总额在五千万至一亿日元的住友、三井、三菱等银行，都是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开设的。外国银行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使中国的金融事业和工业资本成为它们的附属品。

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业投资，战后也空前地加多了。据统计，已查明设立年代的外国工业企业，一九一一年以前为三十八家，一九一一至一九二〇年为二十八家，一九二一至一九三〇年为五十四家，显然是大幅度上升的趋势。战后帝国主义在华直接投资，更重视运用“中外合资”的办法。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七年间，纯日资企业的资本增加百分之二百一十四，中日“合资”企业中的日方资本竟增加了百分之六百五十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这种所谓“中外合资”企业，事实上完全控制在外国人手中。

此外，帝国主义的国际经济垄断组织，在战后又把它们的势力进一步伸入中国，在中国增设了许多分支机构。一九一九年设立的有瑞士的汽巴公司；一九二〇年设立的有英国的卜内门洋碱公司，美国的杜邦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法国的永兴洋行，一九二一年设立的有英国的邓禄普橡皮公司，一九二四年设立的有德国的德孚洋行。日本各财阀的企业，战后在中国更加活跃。各国在中国的公司商店数目，在战后大大增加了。

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加紧，使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殖民地化。同时帝国主义尽力用经济力量控制中国的政治，使北京政府和地方军阀成为自己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