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政变：中国现代历史纪实，北洋军阀垮台

直系将领冯玉祥因受吴佩孚的排挤，与吴矛盾甚深。吴佩孚的部下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等也对吴有不满情绪，暗中倾向冯玉祥，在直系内部形成了一股以冯玉祥为首的反吴势力。1924年9月中旬冯玉样被任命为第三军总司令后，行动迟缓，直到9月21日其先头部队才开始出发，24日司令部才离开北京城。冯部开拔后，每日行军二三十里，28日到达密云，10月1日才抵古北口。这时，冯玉祥又以筹措给养为名在这一带停留下来，一方面静观战局变化，另一方面加紧与各方联系，暗中酝酿倒戈反直。

10月13日，冯玉祥在热河前线与奉系代表马炳南达成联合反直协议。双方约定：第一，推倒曹锟、吴佩孚后，奉军不得入关；第二，事成之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奉军与冯玉样取得谅解后，确定以平泉为缓冲地带。随后，奉军将其进攻赤峰的大部分兵力用于加强山海关一线。

10月19日，冯玉祥得知直军主力在山海关失利、吴佩孚亲赴前线指挥、驻丰台的第三师也全部调往前线，认为举事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召集张之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鹿钟麟、宋哲元等，以及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举行紧急会议，决定班师回京，推倒曹、吴。吴佩孚派到冯部的监军王承斌平时对吴佩孚的行为亦不满，因而对冯玉祥的举动采取中立的态度。

10月21日，在革命高潮推动下开始倾向革命的冯玉祥命令鹿钟麟部向北京进发，会同留守北苑的部队一同入城；同时令李鸣钟部进逼长辛店，切断京汉铁路和京奉铁路；要胡景翼部南下攻占军粮城、滦州一带，切断京汉铁路直军的联络，防止吴佩孚率部西窜。

10月23日，冯玉祥部在孙岳的接应下进入北京，占据了北京城内城外各重要据点和交通要道、通讯机关，派兵包围总统府，软禁了曹锟，接管了北京全城防务。至此，直系控制的中央政权迅速瓦解。当天，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米振标等联名通电，主张停战言和，呼吁各方对一切政治善后问题“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于10月24日在北苑召集紧急政治军事会议，胡景翼、孙岳、黄郛、王承斌、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20多人出席了会议。会议在讨论政治问题时，大家一致承认孙中山是国民革命的领袖，决定立即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但会议又主张先请段祺瑞入京维持局面，在孙、段入京前，由黄郛组织内阁，处理政府有关事宜。在讨论军事问题时，会议决定正式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暂编3个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冯玉祥计划由孙中山主持政务段祺瑞主持军事。为此，冯玉祥等在会后联名电请段祺瑞任国民军大元帅，以便打通反直同盟的关系。同一天，国民军向全国颁布了“愿与邦人君子共同讨论”的《建国大纲》5条：第一，打破雇佣式体制，建设极清廉政府；第二，用人以贤能为准，取天下之公材，治天下之公务；第三，对内实行亲民政治，凡百设施，务求民稳；第四，对外讲信修睦，以人道正义为根基，扫除一切掠夺欺诈行为；第五，信尝必罚，财政公开。这个建国大纲否定了北洋军阀政府祸国殃民的反动政策，是一个进步。但是，这个大纲对外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甚至没有响应正在开展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对内没有触及封建军阀势力，缺乏鲜明的革命内容，只是笼统地提出“清廉政府”、“亲民政治”、“讲信修睦”等模糊概念，仅仅要求改革任用官吏的制度和整饬吏治，因而只是一个改良性质的纲领，缺乏号召力。

在国民军的强大压力下，曹锟被迫于10月24日下令：（一）前敌停战；（二）撤销讨逆军正、副总司令等职衔；（三）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改派为督办青海屯垦事宜。但吴佩孚不甘心失败，竭力挣扎。10月25日，吴佩孚通电否认曹锟的命令，并将前线军务交给张福来负责，自己率领部队回天津讨伐冯玉祥。然而这时直军的形势巳急转直下。同日，冯玉祥又在北苑召集高级将领开会，决定推翻贿选总统曹锟，成立“摄政内阁”，行使大总统职权。10月28日，国民军胡景翼部和奉军占领滦州，驻山海关和秦皇岛的直军被围困，直军除张福来、靳云鹗部相继搭乘轮船从秦皇岛运出万余人外，其余8万余均被俘虏。同日，阎锡山占领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直系援军北上。接着，山东郑士琦截断津浦铁路，宣布中立，堵截由徐州北上的援军，并阻止败退的直军取道山东撤退。这样，吴佩孚腹背受敌，又无援军，败局已定。11月2日，冯玉祥部又占领杨村、北仓，吴军司令部被迫撤至军粮城。这时，奉军又占领了唐山、芦台等地，而在山海关一带的20万直军已于10月31日被奉军全歼。吴佩孚走投无路，只好于11月3日率残部2000余人从天津大沽口乘船南下，历时50余天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到此结束。

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发动北京政变和对吴佩孚作战的过程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由北京政变时的3个军约4万余人，很快达到7个军约30余万人，其势力扩展到华北广大地区。吴佩孚的失败，使曹锟对吴佩孚进入北京的希望破灭。10月31日，曹锟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11月2日，曹锟宣布辞职。同日，以黄郛为总理的摄政内阁宣告成立。这个内阁的成员是：国务院总理黄郛兼教育、交通总长，外交总长王正廷兼财政总长，内政总长王永江，陆军总长李书城，海军总长杜锡珪，司法总长张耀曾、农商总长王逎斌。至此，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终于垮台。

当时，北京的局面相当混乱，少数保皇党人乘机活动。冯玉祥决定把中国的末代皇帝溥仪驱逐出宫。11月4日，摄政内阁召开会议，修改了清室优待条件，规定：一、从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专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二、每年补助清室家用50万元，另拨200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应按照原优待条约即日迁出宫禁，自由择居，民国政府仍负保护之责；四、清室宗庙陵寝永远奉祀，民国政府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产则归民国政府所有。11月5日，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等向清室宣布了这个条件，限令溥仪即日迁出宫禁。当天下午，溥仪和少数皇室人员以及太监、宫女等移居什刹海醇王府。从此，辛亥革命后仍延续13年之久的“中国之帝号”和清室小朝廷被清除。溥仪被逐出宫，不仅铲除了复辟的祸根，而且对于消除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意识和保护珍贵历史文物都有重要意义。(www.xing528.com)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为了增强国民军的势力，积极寻求苏联方面的援助。“1925年初，北方国民军指挥部根据李大钊等人的建议，向苏联政府提出派遣专家和武器的请求”，“他们参加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内的代表团去同加拉罕谈判”。1924年12月底，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胡景翼曾邀请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到开封，商谈苏联派遣军事顾问和提供武器援助问题。

继胡景翼之后，冯玉祥也向鲍罗廷和加拉罕提出了同样的要求。1925年初，苏联政府应国民军的请求，派出了以普纳特和普里马科夫为首的军事顾问组，分驻张家口和开封市，协助国民军建立了炮兵、步兵、骑兵学校。

冯玉祥逐渐倾向革命，引起北洋军阀的不安和反对，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断向冯玉祥施加压力，从而使冯玉祥控制的黄郛摄政内阁难以维持下去。奉军违约入关后，冯玉祥和张作霖的矛盾日趋尖锐。这时，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依然存在，无时不在伺机北上倒冯。因此，冯玉祥便打算联络皖系山东督理郑士琦阻拦直系军队的北上。段祺瑞自直皖战争失败后，暂时避居天津，待机东山再起。北京政变的发生，段祺瑞认为是重新掌握政权的好机会，因而鼓动皖系将领郑士琦在答应阻拦南方直系援助军北上的同时，向冯玉祥提出拥护段祺瑞组织政府的建议。在这种情况下，还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冯玉祥便决定联皖制直、邀请皖系头子段祺瑞出山。1924年10月26日，冯玉祥等发出电报，邀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由于张作霖和各地军阀畏惧革命，嫉视国民军，因而力捧段祺瑞上台。11月10日，段祺瑞邀请冯玉祥、张作霖赴天津举行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卢永祥、王揖唐、梁鸿志等人。天津会议决定由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名推举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组织临时政府。11月15日，冯玉祥等发出了联名拥戴段祺瑞的通电。段祺瑞见时机已到，连忙粉墨登场。11月21日，段祺瑞通电就任临时执政，第二天进入北京。11月24日，段祺瑞在北京宣布就职，黄郛的摄政内阁遂告结束。段祺瑞临时政府以唐绍仪为外交总长，龚心湛为内务总长，李思浩为财政总长，王九龄为教育总长，杨庶堪为农商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段祺瑞的临时政府，是一个在奉系势力庇护下的军阀政权。这个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残酷镇压人民。段祺瑞的就职宣言声称要“外崇国信”，也就是要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维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12月18日，“执政府阁议”，决定“声明以前所订条约概当履行”，以此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和“襄助”。

这时，段祺瑞和张作霖互相勾结，联合排挤冯玉祥，迫使冯玉祥不得不先后于11月25日、12月3日、12月5日连续3次提出辞职。12月12日，冯玉祥又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解除总司令的职权。在这种情况下，段祺瑞便趁机委任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1925年1月，冯玉祥去张家口就职。这样，北京政权便完全被皖系和奉系势力控制，轰动一时的北京政变，终于以皖系和奉系的卷土重来而告终。

北京政变是一次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武装政变。这次政变虽然以军阀势力重新上台而告结束，但它在国民革命史上仍具有不应低估的作用：第一，它推翻了曹锟贿选的政府，削弱了直系军阀的势力，从而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既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有利于南方革命政权的巩固。第二，它废除了溥仪的皇帝尊号，并迁其出宫，从而搬掉了封建余孽企图复辟的偶象，有利于清除封建意识和开展民主运动。第三，北京政变使各派系军阀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旧军用中很难再出现一个独霸北京中央政府的极权人物，即使是北京政变后段祺瑞的上台，也只不过是各派势力临时妥协的结果。第四、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中山北上，扩大了国民革命的影响；而国民军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有利于北方革命运动的开展，而且对后来的北伐战争也起了积极的作用。

冯玉祥

冯玉祥（1882－1948年）“平民生，平民活。不讲美，不要阔。只求为民，只求为国。奋斗不懈，守诚守拙……”这是近代军事家、爱国将领冯玉祥（1882年—1948年）写的一首诗，题目是《我》，镌刻在泰山脚下他的墓园的一座石碑上。他原名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县（今巢湖）人，贫苦农民出身。父亲是淮军中的下级军官。清末时他也到淮军中当兵。后来投奔北洋军，因身材魁梧，能勤学苦练，三年后升为排长。受协统陆建章赏识，陆将内侄女嫁给他。不久升为管带（营长）。辛亥革命时参加滦州（今河北滦县）起义，失败后被递解回原籍。1912年又被陆建章起用，任营长，招募石友三、孙良诚、刘汝明、佟鳞阁、冯治安、孙连仲等入伍。1914年围剿河南的白朗起义军后任旅长。冯玉样治军时注重严格训练，造就将才，加强纪律，教官兵救国爱民，厉行俭朴，与士兵共甘苦，赏罚严明，用人惟贤，以主义（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启迪官兵。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为直、皖两系。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系和在东北地区发展起来的奉系军阀控制了北洋政府。冯玉祥奉令进攻驻陕西的皖系军阀陈树藩部，占领陕西，部队扩编为师，任师长，不久又接任陕西督军。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率部讨奉援直。河南督军赵倜倒向奉系，冯率部击溃赵部，任河南督军。10月，调北京任陆军检阅使，率部驻南苑。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五祥率部由热河（今河北承德一带）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贿选总统曹锟，驱逐博仪出故宫。他毅然脱离直系军阀，改所部为国民军，自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并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不久，皖系军阀段祺瑞联合奉系执政，冯玉样被排挤到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将国民军第一军改称为暂编西北陆军。1926年赴苏联考察回国后，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整顿部队，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后来改称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平定陕西、甘肃，出兵潼关，同由武汉北上的北伐军会师中原。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一度附和蒋清党反共。次年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随后因同蒋介石在整编遣散部队等问题上发生利害冲突，于1930年联合阎锡山、李宗仁等举兵反蒋，爆发蒋冯阎大战。失败后下野，其部队为蒋介石收编。“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积极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和帮助下，与吉鸿昌等组织察哈尔（今河北西北部和内蒙古中部）民众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率部收复多伦等四县，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蒋介石诬蔑他“破坏整个国策”，以重兵相逼，他被迫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在蒋介石答应抗日的条件下，出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卢沟桥事变后，全国抗战开始，他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介石的排挤而离职，但仍多方奔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在美国发表演说，揭露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1948年7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归国途中，因轮船失火，不幸遇难。冯玉祥戎马一生，好学不倦，生活简仆，为政清廉。著有《冯玉祥自传》、《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演讲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