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进行复辟帝制活动,在国内主要依靠北洋军为后盾,在国外则主要依靠日、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
为了镇压云南护国起义,袁世凯调动了北洋军和地方部队的五个精锐师和十几个混成旅、团,分道进行“讨伐”。他原以为云南这支“兵仅万余,饷难月给”的军队,是不难一举荡平的。
孰料经过三个月的较量,不但未能将云南护国军消灭,反使本身的军事力量受到了削弱。接踵而至的则是贵州、广西两省相继宣布独立,其它各省也在酝酿响应,人民群众的反袁烈火愈烧愈旺。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日益不稳,财政经济情况更加恶化,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国际上,日、英等帝国主义在袁世凯开始酝酿复辟帝制之际,曾表示积极支持。但当袁积极推行帝制,中国各派政治力量都强烈反对时,帝国主义各国恐中国发生内乱,危及其在华利益,便一改初衷,由支持转为反对。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公使对袁政府发出第一次警告,声称若骤立帝制,将立起变乱,望暂缓改变国体。然而利令智昏的袁世凯没有估计到局势的严重性,仍于同年12月12日正式宣布实行帝制。15日,日、英、俄、意、法五国公使联合对袁发出警告,宣布“以后对于中国决定执监视之态度”。此时,袁世凯始感事态严重,决定派遣特使(农商总长周自齐)赴日,准备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日本政府不仅拒绝特使赴日,而且在通知中责备袁世凯“断行帝制,无视友邦劝告”,“日政府当然不能承认”。各国外交公使还一致指出,以后凡具有“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一概拒绝接受。外交上接二连三的挫折,以及西南诸省护国起义的爆发,迫使袁世凯改变原定于1916年元旦或春节登极的计划。2月23日,不得不公开宣布延缓登极。后随着国内军事、政治形势的继续恶化,更使袁世凯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迫使他不得不于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并于次日宣布废除“洪宪”年号,恢复“中华民国”纪年。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2日宣布承认帝位至3月22日取消帝制,前后仅一百零二天。其“皇帝梦”的破灭,充分表明了历史潮流不可逆,人民意志不可侮。
在停战期间,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展开了紧张的纵横捭阖,焦点是袁世凯的下台问题。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较大的力量:一是袁世凯及其少数追随者。他们继续策划由川、湘向西南进攻,进行垂死挣扎,妄图继续保住最高统治地位。但是,历史的发展与他们的愿望完全相反。一是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由孙提出“保持民国,不徒以去袁为毕事”的正确主张,表示要与所有同袁世凯一样的反动派斗争到底,但因无实力,且严重脱离群众,因而影响不大。一是掌握着护国讨袁的军事实力,并左右战局发展的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他们除了“倒袁”和拥立黎元洪为总统外,没有提出任何别的政治主张,给护国战争的结局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后随着形势的发展,袁世凯的一些顽固追随者也开始离袁而向护国军方面靠拢。1916年4月6日,广东将军龙济光在桂滇军的军事压力和广东革命党人领导的民军胁迫下,被迫宣布独立;4月12日,浙江也自下而上地轰走了将军朱瑞,推举嘉湖镇守使吕公望为都督,宣布独立。4月16日,冯国璋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此后,不少军政头目也纷纷劝袁下台。袁世凯虽已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却仍死抱住大总统的宝座进行垂死挣扎。南方已独立各省为了加强与袁政府的对抗,于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宣布成立军务院,遥戴黎元洪为总统,推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为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和西南各独立省分的督军、总司令等为抚军。军务院的任务是指挥全国军事,筹办全国庶政,实际上是一个与袁政府相对峙的临时政府,其主要目的在于逼迫袁世凯交出政权。军务院将两广境内的军队统编为护国军,共五个军、一个师、一个旅和一个独立团,准备分别向湖南、江西、福建开进,大举北伐。同时,进行坚持要袁世凯下台的南北交涉。(www.xing528.com)
军务院成立不久,又有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相继宣布独立。
陈宧、汤芗铭本是袁世凯的忠实爪牙,他们的倒戈,使袁更加沮丧。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独裁者和卖国贼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和唾骂声中病死,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袁世凯死后,进步党和西南地方实力派开始与北洋军阀寻求妥协,加速了南北相持局面的结束。按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由原副总统黎元洪于6月7日继任总统。29日,黎元洪召开国会,恢复国务院,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7月14日,护国军方面宣布撤销军务院。25日,中华革命党发出通告,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护国战争至此正式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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