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历史纪实·北洋军阀：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当时革命党人的军事力量主要集中在苏、皖、赣、湘、粤等地，经过民国元年大规模的裁遣整编，已经元气大伤，且武器装备远不及以北洋精锐为核心的袁世凯军队。早在4月上旬，袁就对其亲信秘密下达了备战动员令。为了筹集军费，他不顾条件苛刻，国人反对，擅自下令赵秉钧等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交涉经年未定的2500万英磅的所谓善后大借款。借款告成后，袁即“多购军火，增置募兵”，加紧军事布署。5月1日，由陆军总长段祺瑞代理国务总理，成立战时内阁。5月6日，袁召开第二次秘密军事会议，确定了对南方用兵的战略计划。总方略：“有攻击南方敌军任务之北军，第一期对于湘、赣、皖、苏作战，利用京汉、津浦两线集中，以鄂省为主要策略地，并以海军策应沿岸，兼妨害敌军之集中。”具体计划：京汉方面由北洋第六师主力、河南第一师、河南混成旅对赣进攻，倪嗣冲部、雷震春禁卫军主力，毅军赵倜部对皖进攻，北洋第六师一部、黎天才第一师一部确守武汉，黎第一师主力、雷禁卫军一部对湘防守，北洋第二师为总预备队。津浦方面由北洋第五师、张勋所部、北洋第四师对宁苏进攻，山东混成旅一部确守济南，徐宝山部为宁苏内部牵制。拱卫军防守北京，姜桂题部对蒙防务，北洋第一师随时待命由海道入粤，北洋第三师一部随时待命由海道攻沪。袁还命令海军总长刘冠雄以演习为名，将驻上海一带倾向革命的军舰调往烟台，结果海军也为其控制。

袁世凯一边备战，一边口气也强硬起来。5月3日发布“除暴安良令”，称传说有人在沪运动二次革命，“岂容坐视乱萌。”“本大总统一日在任，即有捍卫疆土、保卫人民之责，惟有除暴安民，执法不贷。”接着又公开把矛头指向孙中山、黄兴，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

反观革命党人，此时仍在武力解决和法律解决中举棋不定。有人仍然认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销之。”可是赵秉钧拒不到庭，洪述祖又躲在青岛租界，此案一拖再拖，无法审理，最后不得不宣布退庭，不了了之。孙中山坚持认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戢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法，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但直接拥有兵权的革命党人还是迟疑不决。

武力解决不获统一，法律解决又未见效。革命党人谭人凤等为图“补救”，始在沪上策动调停。一些都督和社会名流也纷纷出面，电吁和平。然而袁世凯态度强硬，毫无诚意。他说：“并非南北有意见，乃地方不服中央，中央当然惩治，无调停可言。”

此时袁世凯之所以还没有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还有待于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还需要进一步笼络人心，所以仍继续施展政治权术。

一、授意组织御用进步党，进一步集结反革命力量以与国民党对抗。在袁的资助下，5月29日，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为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实际负责人是梁启超、汤化龙。该党公开主张“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明目张胆拥护袁世凯集权，在国会中积极充当袁的帮凶。

二、分化瓦解国民党。4月8日国会正式成立前后，袁世凯便竭力收买国民党议员，或鼓动其脱党，或资助其组织新党。为分化瓦解国民党，保证其当选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特“筹款三百万元，以充收买议员之费”。据邹鲁回忆，自当选众议员从广州到北京后，即有人来说：“总统很想借重先生，拟拨四十万元，随先生组织新党。这事总统命军政执法处陆处长建章办理，陆处长叫我来致意先生的。”不久陆建章又亲自邀请吃饭，并说：“这是总统的意思，千万请先生答应”。邹鲁严词拒绝，但被收买变节的国民党议员却大有人在。有些退党加入进步党，有些退党另组党团。据不完全统计，自4月中旬到5月底，有原国民党议员脱党另组的党团就有七、八个。一部分国民党议员的脱党变节，大大削弱了国民党的力量，使之在国会斗争中显得软弱无力。

三、借口“血光团”事件，大肆抵毁国民党名誉。宋案发生后，京沪一些革命党人曾组织暗杀团，拟暗杀袁世凯，此事得到黄兴3000元的赞助。后来其中有人叛变自首，北京当局遂借此大肆喧染，称黄兴派遣“血光团”，在京津专事暗杀。许多御用报纸也推波助澜，连连攻击国民党。北京地方检察厅甚至认定黄兴有罪，移请上海会审公廨传讯审理。北京当局借题发挥的目的，是想以此抵制宋案对赵秉钧的传讯，并诋毁国民党的名誉。尽管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但确曾轰动一时。

袁世凯在军政两手准备就绪后，开始显露杀机。6月间，接连下令罢免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尉。尽管被撤职的三都督“遵命免官”，未作反抗，但北洋军纷纷南下，其中海军中将郑汝成奉命率应瑞、肇和等舰运兵至吴淞登陆，企图控制上海。这时，从欧洲回国的革命人汪精卫、蔡元培通过张謇、赵凤昌等仍在进行调停，作最后的努力。张建议：国民党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宋案“罪名，洪述祖而至”；袁世凯暂不撤换国民党都督。但袁主意已定，一定要孙中山、黄兴公开表示臣服。

至此，革命党人已无路可退，只好急谋招架。6月下旬，湖北革命党人密谋起义，但不幸夭折。6月底，革命党人在沪再次会议，终于确立了起兵讨袁的方针。孙、黄动员李烈钧重返江西，率先发难。

7月12日，李烈钧召集旧部，占领湖口要塞，发布讨袁檄文，宣布江西独立。檄文怒斥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以兵威劫天下。”声明此次起兵是为保卫“真正共和”，号召国民“亟起自已，与天下共击之。”同日，所属林虎部向沙河镇北洋第六师守军发动攻击，由此，反袁“二次革命”正式爆发。次日，李烈钧被推为江西讨袁军总司令。

湖口起义后，江苏首先响应。原定上海先动，南京随之。后因上海力量过于薄弱，便要求南京先行发动。南京第八师师长等信心不足，犹豫不决，但下级官兵情形激昂，跃跃欲试。在下级官兵的逼迫下，他们只好跑到上海，请黄兴到南京任讨袁军总司令，并表示服从指挥。7月15日，黄兴一到南京就开始布置。次日凌晨，第一师首先切断都督府电话线，随后第八师开进府内。程德全从睡梦中惊醒，在黄兴及高级将领的恳求下，被迫同意江苏独立，通电讨袁，并以都督名义任命黄兴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当晚程托病到沪，马上通电声明：“本月15日，驻宁第八师等各军官要求宣布独立，德全苦支两日，旧病剧发，刻难拄，本日来沪调治。”

继江苏之后，安徽（7月17日）、上海（7月18日）、广东（7月18日）、福建（7月20日）、湖南（7月25日）、四川（8月4日）也先后响应，宣布独立。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群众自发的反袁斗争也正在风起云涌。

“二次革命”打响后，革命党人理应旗帜鲜明地担当起领导重任，建立政治中枢和军事统一指挥机构，就像辛亥革命中那样。但此次“二次革命”，却似乎全无方略。革命党起初想借用国会这面旗帜，因为国民党在国会占有优势，而一旦袁世凯失去国会的支持，政治上势必孤立。为此，先期到达上海的参议院议长张继在南京宣布独立后发表宣言，遣责袁世凯蹂躏国会，号召“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以纠元凶而伸国法。”南方国民党报纸也纷纷呼吁国会南迁。然而国会议员并没有积极响应，甚至不少国民党议员也都恋栈不舍，静观事变。

国会南下计划落空，讨袁阵线也就缺少一个能够代表各省的议事机构，于是，革命党人寄望在上海的省议会联合会来充当这一角色。省议会联合会是4月间在天津成立的，其目的是想争取各省议会参加选举总统的权利。由于在天津的活动遭到地方当局的干涉，后才迁往上海。该会于7月16日致电袁世凯提出公告：“公自悔过，宜下令罪己，以谢天下。”7月18日又发表《布告友邦书》，声明本会为全国省议会之代表，自即日起，凡各友邦“与袁氏个人交易之行为，与中华民国无涉，吾民决不承认。”该会试图在“二次革命”中发挥政治中枢的作用，但毕竟不是合法权力机构，又不是在讨袁过程中组织起来的，因而缺乏权威，终究无法承担起这一重任。

在建立统一军事指挥机构方面，革命党人更是显得软弱滑稽。他们找来一个前清旧官僚岑春煊，企图借助他的影响来与袁世凯抗衡。7月16日，黄兴、柏文蔚等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举岑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岑于18日由沪抵宁，次日就职。7月19日，省议会联合会通电拥岑“开府江宁，主持中枢”。22日，又正式选举岑为讨袁军大元帅，节制反袁各省军事。但这位大元帅并没有呆在南京，而是溜回上海观望。

由此可见，“二次革命”始终没有建立起政治中枢和军事统一指挥机构，革命党人始终缺乏自信和胆识，以至于不敢打出孙中山这面较为激进的民主主义旗帜。而孙中山此时在政治上也未有所建树。他迟至7月22日才发表宣言，要求袁世凯辞职免战。其后也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进一步提出自己的主张。“二次革命”因缺乏有力的政治依据和统一军事指挥，造成军事行动孤立分散，最终的失败也就势所必然。

“二次革命”亦称“赣宁之役”，江西、江苏是主战场。

江西讨袁军于12日猛攻沙河，首先打响了讨袁的枪声。初战虽胜，但不久就陷入了被动。起初李纯北洋第六师尚未集中，立足未稳，只好支撑待援。13日，双方主力在十里铺一线激战竟日，不分胜负。自15日起，北军增援部队陆续开抵江西，海军次长汤芗铭指挥舰队也来参战，于是江西战场上的态势发生了逆转。23日，北军兵分三路向湖口进击，25日，湖口失陷。30日，北军兵分三路全线进攻，讨袁军节节败退，最后退守南昌。8月18日，南昌陷落，讨袁军余部撤出江西，由湖南方面缴械，李烈钧、林虎先后转辗流亡日本，江西讨袁军就此失败。

江苏讨袁军冷部于7月16日先发制敌，孤军自徐州北击，但出师不利。18日，北军兵力增强，转入反攻。次日，讨袁军主力第八师增援反击，前锋一度追过运河。22日，北洋军第四师何丰林旅开抵前线，江苏第三师张宗昌部马队又叛变后退，于是讨袁军全线溃退，放弃徐州。徐州丢失后，蛰居在沪的程德全接连发表通电，攻击黄兴假托他的名义，伪造独立电文。程背信弃义，不仅使黄兴在政治上陷入因境，而且给整个江苏讨袁斗争带来灾难性后果。不久镇江宣布取消独立，沪宁铁路当局也停止通车。

此时黄兴坐镇南京，一筹莫展。因怕兵变，于7月28日夜乘日轮一走了之。他本拟赴沪，但上海已被北军控制，租界当局又不允许上岸，遂乘日轮经香港流亡日本。黄兴走后，讨袁军重要将领也相继离去，南京“三军无主”。7月29日，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第八师师长陈之骥等立刻宣布取消独立。其后又有激进革命党人何海鸣等到南京发动第二、第三次独立，终因力量有限，无法挽回败局，9月1日，南京失陷，这标志着“二次革命”基本失败。(www.xing528.com)

李烈钧后来叹道：“黄兴退出南京时，江西、安徽都正在积极混战中。徐州冷部虽因张宗昌、褚玉璞投降冯国璋受到打击，但第一、第六、第八师等，并未受损失，未尝不可背城一战。而黄兴一走，以致整个战局全部瓦解，诚所谓一将无能全军受累也”。黄兴的出走对整个“二次革命”产生了严重后果。其实黄兴本人一开始就存在着失败主义的情绪。身为全军主帅，未尝一临前线，当形势不利时，即又只身出走。这一切可从他后来所说一段话中找到答案，他说：“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

上海是南京的后方基地，也是全国经济命脉所在。南京独立后，本指望上海及时响应，以求获得一个安全的后方和后勤保障。可是当南京7月15日宣布独立后，上海并没有立刻行动，这引起了南京方面的焦急和责难。其实上海正面临着严重的因难。可以依靠的兵力仅原驻军第37、第61两个团及钮永建在松江临时组织起来的部队（约1个团）。16日，吴淞要塞司令姜国梁首先宣布独立，18日，松军会同松防水师统领沈葆义的水师以巡江为名开抵龙华，同时陈其美也组织了一支由军校学生组成的奋勇军。依靠这些军队，陈其美才于18日宣布上海独立，由黄兴委任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设司令部于南京。

由于兵力不足，也由于上海商界和列强的态度，陈其美没有立刻下令进攻江南制造局，攻打驻守在那里的北军臧致平团。当时，上海商界十分害怕战争。7月17日，上海南市商会、商团公会、救火联会会、教育会四团体联合组织上海保卫团，公推李平书为团长，声明以维持内部治安，弭止战祸，“务使我上海地方不遭兵火为目的”。是日，上海总商会举行特别会议，讨论应否加入上海保卫团的问题。会员沈仲礼提出：“保卫团如能将南北两方和平解决，不用武力，本会极应加入。”总商会多数倾向于袁，因而拒绝加入。7月21日，上海总商会貌似公正地致函南北两军说：“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争持之必要。无论何方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私党。”这实际上是在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列强也出面干涉。根据上海租界当局的要求，驻京公使团电饬上海领事团照会南北两军：“一、无论南北，如欲在沪开战者，须离租界三十英里。二、须各存金镑一千镑，预备偿还各项损失。否则，即以违背万国公法论，定行干涉。”紧接着上海租界工部局宣布，将黄兴、孙中山、陈其美、岑春煊、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杨信之逐出租界。正是由于上海商界的反对和列强干涉的威胁，才使得上海讨袁军迟迟未向江南制造局发起进攻，而幻想通过谈判，使北军自动退让，实行和平接收。

7月19日，李平书、王一亭前往制造局会见陈督理和郑汝成，请求他们顾全大局，和平退让制造局，上海商界愿“以三万金赆送北归”。次日，李平书又邀郑汝成、臧致平、驻沪海军总司令李鼎新与陈其美在高昌庙自来水厂当面会谈，李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将该局军火一并封存，以待南北大局定夺之后，再行处理。”这个方案对急需军火的讨袁军其实并不有利，但郑汝成等仍然加以拒绝，称：“我等系奉袁氏之命来此保卫该局军械，断难违命。如果前来攻劫，我等只有抵御之法。”

和平谈判不果，上海讨袁军才不得不发起进攻。驻守江南制造局的北洋第四师臧致平团共3个营，约1300余人，是7月6日伪装成海军警卫队，由招商局新昌、安平两轮运送进入该局的。在其登陆前，陈其美曾建议截击于海上，孙中山赞成，而黄兴认为不妥，结果使其安然进驻。他们虽然人数不多，但坚守待援信心十足，连日来抢筑防卸工事。

失去海军的支持，是上海讨袁军处于不利的一个关键。原上海一带有海军多艘军舰，基本倾向革命。自从烟台返回上海，态度已变，多数“愿守中立”。随后袁世凯又派人持汇款来此收买，更使其站在了袁的一边。

应上海方面的请求，7月19日，镇江赵念伯第32旅1个团增援抵沪。22日，原由上海调赴南京的刘福彪福字营也被调回上海，作为特别敢死队。

7月23日凌晨2点55分，上海讨袁军开始向江南制造局发动进攻。61团、37团攻击制造局西栅，福字营助攻；松军、镇军攻击制造局正门；沪军炮兵营排炮猛轰。北军凭借既设阵地沉着应战，海军也以舰炮配合作战。由于沪军炮兵营遭舰炮集中轰击，阵地被毁，进攻失去了火力掩护，上午11时，不得不停止战斗。当夜十时许，上海讨袁军又发起第二次进攻，以福字营充当先锋，其他各军配合，但这次进攻仍然没有奏效。两次进攻，上海讨袁军共死伤600余人。

讨袁军进攻受挫，使敌将郑汝成变得嚣张起来。他致函南市商团威胁说，如果陈其美不取消设在南市的司令部，他就要进攻南市。陈其美为使南市商场避免战火，也为了司令部的安全，遂将司令部迁往闸北南海会馆。

24日晚，讨袁军再次进攻制造局，依旧受挫。25日晚，讨袁军发起第四次进攻，进军途中即被敌探照灯发现，遭制造局和海军炮火的轰击，进攻再次失利。26日，租界当局通告宣布：“上海外国公界，本为商务而设。近数日来，毗连之处乱起，阻挠商业，又复破坏本界秩序。现各外国领事官及工部局宣示，或在本界或于本界以北毗连各乡，不准作为行军根据及阴谋计策中点之用。两方面之中国兵弁，无论何方，均须迁出本界北乡之外，以免战事波及本界，而保卫各国守分商民之安宁。且军事领袖与有连带者，无论何党，或文或武，亦应由本界及本界北乡，立即迁出。如违定行提究”。于此同时，德、奥、意、日等国海军登陆“环守”租界，与英、法驻军联防。其间，伍廷芳等曾出面运动停战，但毫无结果。27日晨，租界当局竟以闸北丝厂商人夏粹芳等人要求保护闸北为由，派遣军警闯入闸北，强行占领南海会馆上海讨袁军司令部，将驻部蒋介石所率约207人檄械。

7月28日，海军总长刘冠雄亲率舰队护送北洋第四师李厚基第7旅抵达吴淞口外。当天，袁世凯任命郑汝成为上海镇守使。当晚8时30分，讨袁军向制造局发起最后一次进攻，随即脱离战场，撤往吴淞。上海讨袁军司令部也同时迁往吴淞中国公学。南下增援的李厚基部因吴淞炮台为讨袁军控制，不得不在浦东川沙登陆，直到7月31日才全部到达制造局。这一天，已倒向袁世凯一边的浙江都督朱瑞也派部队开到上海支援北军，与由龙华退却下来的淞军在七宝小有接触，后者被迫撤往吴淞一带。至此，上海讨袁军进攻江南制造局完全失败，只得困守江湾、吴淞一带。

吴淞为长江门户，吴淞炮台原由姜国梁部驻守。姜宣布独立后，段祺瑞即派人对姜部进行策反，致使动摇，甚至图谋兵变。姜控制不住局面，被迫出走。陈其美遂派白逾桓、居正率镇军平叛，分别任命他俩为讨袁军吴淞要塞总监和司令官，扼守炮台。7月26日，海军攻击吴淞，白、居指挥反击，联鲸舰受伤投降，海圻各舰逃遁。刘冠雄抵达吴淞口外，一再指挥海军进攻，但是吴淞炮台火力强大，海军屡攻不克。这时福字营由南市撤守江湾，经程德全策反，刘福彪图谋叛变。31日，程给刘攻夺炮台的密令被居正截获。8月6日，居正率部“先行围捕”，将福字营击溃。这时，钮永键率部到达吴淞，居正等推戴钮为总司令。钮率部镇压了通敌的水上警察，协同守卫吴淞。8月11日，北军进抵江湾，江苏第二师也归附北军，进抵浏河，海军也开到张华浜，将吴淞包围。当夜钮、白率部袭击北军，虽有斩获，但因兵力单薄，无法扩大战果。12日，淞沪之间消息断绝，炮台军心动摇，各军官出逃一空。当天下午，红十字会英籍医生柯司奔波于守军与海军之间，协商和平解决。是日夜，讨袁军和平让出吴淞炮台，沿罗店、嘉定，最后退至太仓溃散。至此，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二次革命”在上海烟消云散。

在此前后，广东于8月4日取消独立，湖南于8月13日取消独立，福建于8月13日取消独立，安徽讨袁军于8月23日最终失败，唯有四川讨袁军坚持到9月12日，成为“二次革命”最后的绝唱。

仅仅两个月，“二次革命”便彻底失败。“二次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保卫辛亥革命胜利成果，捍卫民主共和反对专制集权而发动的一场武装反袁斗争，是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势力与袁世凯为首的军阀买办势力进行的一场生死决战。它打破了辛亥以来革命党人对袁世凯倒行逆施一味妥协退让的沉闷局面，暴露了军阀统治的反动黑暗，同时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二次革命”的失败证明，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军阀买办势力依然盘根错节，根深叶茂，拥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要想推翻这股势力，夺取政权，只有加强自身建设，广泛发动群众，才能取得胜利，而所谓议会道路根本走不通。

“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除了对手强大，在武力上、政治上占据优势并得到列强的支持外，主要原因还在于革命党自身的软弱涣散。长期的妥协退让和抱有幻想结果造成仓促应战，而这种仓促应战只能是单纯的军事冒险，既无群众基础又无周密计划，既没有建立起权威政治中枢，又缺乏一个有效的军事统一指挥机构，如此步调不一，各自为战，又怎能战胜强大的对手。孙中山事后曾总结说：“二次革命”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此话可谓一矢中的。

隐藏在这些背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民族资产阶级强烈的求安反战心理。曾热情支持和参与反清革命的上海绅商此时态度迥然不同，他们强调：“光复后元气未复，宋案发生以来，商困已达于极点，何堪再起衅端。况上海为通商要埠，毗连租界，设再兵力从事，不独阖市遭殃，且恐外人干涉。”李平书也坦白：“今年之事，地方不赞同，非上年可比。”不仅上海民族资产阶级“苦劝息兵”，反对开战，全国各地也都出现这样的情况。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二次革命”竟得不到本阶级的理解和支持，这无疑是一大悲剧，也是“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关键所在。

“二次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基本丧失，标志着辛亥革命从此画上了一个悲壮的句号。“二次革命”后，国民党在国内的地盘丧失殆尽，革命党人在自已创立的“民国”中遭到通辑，无法立足，不得不重新流亡海外。革命党人何遂曾有回忆：“我们一行人出发东渡了。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是风雨如晦。多少次梦寐系之的二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一刹那间，百感交集，心乱如麻。在这时，许多人灰心，当然也有许多人并没有灰心。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还找不到一个救中国的道路。”

“宋案”是“二次革命”的导火线，而“二次革命”又彻底改变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合作建国的局面，改变了民初的政治格局，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