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洋军阀的历史发展及评价

1.北洋军阀的兴起、发展和形成时期

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至1912年他出任临时大总统，是北洋军阀逐步奠定军事、政治基础，并最终成为军事政治集团的重要时期。对这一段历史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分歧则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问题上：（1）北洋军阀兴起与形成的时间问题。关于北洋军阀的兴起，大家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其发源应从1895年袁世凯小站练兵算起，如乔志强《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一文等；另外章开沅主编的《辛亥革命》和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也都持此观点，并专门叙述了其发生的原因和发展的过程。但对北洋军阀的形成时间却存有三说：来新夏等认为应以袁世凯窃国为标志，理由是：北洋军阀正是以辛亥革命为契机夺取了对全国的统治权，从而由一个军事集团一跃而为统治全国的政治军事集团。任恒俊认为从1895年小站练兵开始到1905年练成北洋新军六镇，北洋军阀集团遂告形成。李新则认为从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继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这一时期，是北洋军阀的形成阶段。意见不一的关键不在于时间的早晚，而在于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进行衡量，标准确定则形成时间问题自可迎刃而解。（2）北洋建军过程及其评价问题。来新夏认为北洋建军过程大致经历了新建陆军、武卫右军、北洋常备军和北洋六镇四个阶段。而邓亦兵认为袁世凯的建军实践分三个时期：第一是新建陆军时期；第二是武卫右军及其先锋队时期；第三是北洋陆军时期。北洋建军过程的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对它的时期划分不能仅仅依据部队名称的变化，而主要应体现北洋军由一支一般意义上的清末新军（当时南方有自强军）而一步步发展成为军事集团的阶段性特点。对北洋建军的评价，学者们已突破了以往将北洋军阀的反动性与当时的军制改革混为一谈的认识局限，对两者作了理性的区分，给予了不同的评价。如吴兆清提出：不能将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与北洋军阀祸国殃民的罪行混为一谈，不能以北洋新军的罪恶来认定以资本主义军事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军事制度的进步意义；而承认北洋新军的军制改革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应有的地位，也并不否定北洋新军的反动性质和它在历史上的反动作用。邓亦兵、姜廷玉等人对此也基本持相同的观点。

2.北洋军阀的全盛时期

从1912年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执掌对全国的统治权至1916年他因帝制自为而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自毙，是北洋军阀集团达到权力最高峰的大发展时期。对这一段，来新夏主编的《北洋军阀史稿》，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第二卷）以及李宗一《袁世凯传》、侯宜杰《袁世凯一生》与《袁世凯评传》、谢本书《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等专著均给予了较为全面、系统的介绍，反映了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总体水平，这方面的论文，以往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局限主要集中在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白狼起义和“护国运动”等几个方面；近年来则呈现出以下两方面特点：一是研究视野不断扩大。不少论者对一些以往未曾涉及或涉及不深的问题，如袁世凯统治时期的盐务和“盐务改革”、政治制度以及袁与帝国主义的关系与议会的关系等进行了探讨，揭示了这一时期诸多历史问题的真相。二是观点上有所创新。如对袁世凯代替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问题，过去一直以“窃国”骂名相加；九十年代以来，有不少论者通过充分挖掘材料，并经对当时中外多种政治力量、主客观多方面因素的综合考察与分析，提出了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如常宗虎认为袁世凯所以能登上临时大总统宝座，是因为：（一）南京临时政府从筹备组建就期盼着袁的反正归来；（二）资产阶级共和国性质的临时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政权，袁完全有能力将它置于死地，而无需“窃取”；（三）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这两个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选择了袁作为新政权的核心。由此他得出结论：袁世凯的临时大总统职位并非窃夺而来，而是历史机遇所赐，是资产阶级拱手让与的结果。周彦则从孙中山在南北议和中活动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孙中山主动让位于袁世凯”的观点，并认为这是孙中山为了适应客观历史条件而采取的灵活斗争的策略，是其整个民主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去位与袁世凯掌权实际上是一个问题（政权嬗递问题）的两个方面，不难看出，从这两方面对该问题所进行的研究，虽角度不同，但观点上有越来越接近的趋向。

3.北洋军阀衰落时期

从1916年袁世凯自毙至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是北洋军阀集团由统一走向分裂、由极盛走向衰落的时期。揭示这一时期直、皖、奉等主要军阀派系各自的基本发展线索，并对它们之间及其各自内部所经常发生的矛盾冲突、纷争混战进行具体分析，是准确把握这一段复杂多变的历史的关键，也是学术界研究这一段历史的重点所在。

皖系军阀在北洋各派军阀中资格最老、势力最大，并率先登场执掌对全国的统治权，因此，有关它的研究在各派军阀中是比较受关注的。关于皖系军阀的基本情况，黄征等人编著的《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一书给予了比较完整的专门介绍；另外，单宝、莫建来、胡晓等人的文章也对皖系军阀的形成、发展、衰亡及其特点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勾勒出了这一军阀派系历史演进的基本轮廓。由于皖系军阀的历史与日本有着不解之缘，因此，弄清其与日本帝国主义关系的真相，是皖系军阀研究中碍难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章伯锋《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以及有关这一问题的多篇论文，对此作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基本理清了日皖关系的纷乱头绪。直系军阀作为北洋军阀集团中的后起之秀，其在政局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主要表现在直皖战争以后；直皖战争以前则由于高层领导不太得力以及阵营不甚稳固等原因而少有重要事迹可寻。这一特点决定了有关这一军阀派系的研究出现了前期历史研究相对薄弱、后期历史研究较为集中的不平稳状况。对冯国璋和吴佩孚这两位直系重要人物研究中所出现的畸轻畸重现象，即说明了这一点。近年来，随着有关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对直系的研究特别是对其前期历史的研究有一定进展。陆续面世的公孙訇编《直系军阀始末》和吕伟俊、王德刚编著《冯国璋和直系军阀》等专著及一些论文，介绍了直系的一般梗概，从中可得这一重要军阀派系发展的大致脉络。奉系研究依托东北地方史研究的荫庇，成果令人注目。对奉系的研究往往与对其首领张作霖的研究连在一起，如常城主编《张作霖》、陈崇桥主编《从草莽英雄到大元帅——张作霖》两书虽为评述人物之作，但从中可见奉系军阀产生和发展的基本轨迹。其论文则多偏于后期，且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奉系内部矛盾，如对郭松龄倒戈，枪毙杨、常事件等，均有不少文章从不同角度予以论述；二是奉系与日本的关系，如潘喜廷、韩信夫、郑敏、习五一等人的文章，对奉系与日本既勾结又争斗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与研究。

对直、皖、奉各派军阀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纷争混战问题的研究，是这一时期专题研究的重点，其中“张勋复辟”、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等对北洋军阀集团的历史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尤为研究者所关注。(www.xing528.com)

“张勋复辟”是一个为人熟知而又论述不够准确的老问题。60年代初章开沅等曾进行过较全面的评述。80年代初焦静宜又旧题新作，对复辟的诸种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次复辟活动既有张勋本身顽固的封建观念，也有当时社会上封建势力的基础影响，以及各派军阀的争斗和帝国主义怂恿等方面的因素。在这种背景下的张勋复辟，就不再是历史给予这一介武夫的偶然机遇，而是使人由此透视到辛亥革命后的社会面貌。

直皖战争是北洋军阀分裂后第一次大规模的军阀混战。这次战争“冷战”长达二三年，而“热战”不过五天时间，便以直胜皖败的结局而告终。这一戏剧性的结果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王华斌从直皖人心向背和战略技术得失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了直系大胜、皖系大败的原因。而章伯锋认为造成皖系在战争中一败涂地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日本因迫于英美的压力而未公开支持皖系。莫建来则从奉系军阀的角度对战争爆发原因与结局进行了论述，认为直皖战争虽是直皖两派军阀长期存在并日趋激化的矛盾和纷争的必然结果，但奉系军阀的居中挑拨、推波助澜以及直接出兵参战，对战争的发生及其结果无疑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至于这次战争的性质及其产生的社会后果，多数论者认为这是一场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战争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损失，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削弱了北洋军阀控制中国的大一统局面，外交上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对华的侵略政策，客观上一定程度地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独立和进步。这种分析应该说是符合客观实际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直皖战争使北洋军阀内部各派系之间，尤其是直皖两系间的力量消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标志了北洋军阀史上的一个时期即段祺瑞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的基本结束。

发生于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和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虽同为直系军阀与奉系军阀的军事较量，但战争结局却大不一样。不少论者对这两次直奉战争出现不同结局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如苏有全从人心向背、军队素质、战略战术和外交背景四个方面，对第一次直奉战争出现直胜奉败结局的原因进行了论述（注：苏有全：《论第一次直奉战争直胜奉败的原因》，《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5期。）。而李军、娄向哲、郁慕湛等人则分别对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的败因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其中李军的文章有一定的代表性，他认为直系军阀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惨遭失败，既有深刻的内在根源：（一）内部激烈的矛盾斗争与分化，（二）严重的财政危机，（三）武力统一政策的破产造成了有利于反直力量的客观形势；又有复杂的外部原因：（一）直系军阀残酷镇压人民运动和曹锟贿选等丑恶行径使其成为全国各界人民反对的最主要的敌人，（二）反直同盟的形成，（三）国际背景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这两次直奉战争进行了比较研究。如俞辛？（原字火右加享）在《日本对直奉战争的双重外交》一文中，具体分析了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不同态度与表现，由此对奉系军阀在两次战争中的不同结局作了颇具说服力的诠释、财政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等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作了对比分析，得出了两次直奉战争不同结局的出现绝非偶然的结论。同一交战双方两度交手，而结果迥异，这本身就是一个颇具研究价值的课题。这方面研究的深入，无疑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军阀混战爆发原因、结局及特点等的认识。

“北京政变”是北洋军阀走向衰落的标志之一，一直是热门题目，但往往随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忽高忽低的评价。关于这次政变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三种分歧意见：（一）“首都革命”说。这是早期研究这次政变的一般观点。（二）武装政变说。这是80年代以后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可以王宗华、赵晓天两人的文章为代表。王宗华认为从政变中冯玉祥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实际行动来考察，这次政变既不是一次革命，又不是反革命的，而是具有进步意义的改良性质的武装政变。赵晓天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引申，认为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冯玉祥班师回京的活动，既有倾向国民革命、采取激进行动的一面，也有软弱动摇和持有改良主张的一面，因此，其性质“应该说是一次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性质的军事政变。（三）直系军阀内部权力斗争说。如有论者认为冯玉祥发动政变的原因既不是不满于曹锟、吴佩孚所实行的“大政方针”，也不是不满于军阀割据混战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更不是受孙中山影响和革命形势推动而发动的，而是与曹、吴因权势利益分配不均产生矛盾而导致的必然结果，而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各种势力的联合反直及战争本身都给冯提供了发动政变的条件和机会。“那种把北京政变说成是冯玉祥受孙中山和国民革命影响和推动的一场推翻直系的进步运动的说法超越了一定的历史范围，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这一观点虽应者寥寥，但从冯玉祥思想发展和活动的全过程以及北京政变的历史条件来看，应该说有它一定的合理成分。关于北京政变的历史作用，多数论者给予了较高的肯定性评价，认为政变给当时最强大的直系军阀以沉重打击，削弱了根深蒂固的北洋军阀势力，造成了有利于革命的客观形势，对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以及日后的北伐战争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驱逐溥仪出宫，则从根本上铲除了复辟祸根，使封建顽固分子的复辟梦想最终破灭。但也有不尽一致的意见，如有论者在对冯玉祥武力驱逐溥仪出宫事件的评价上，就对“这一行动铲除了复辟祸根，打击了封建残余势力”的观点提出了疑义，认为“这个评价不仅过高，而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件所产生的恶果，即客观上为日本帝国主义提供了拉拢、利用溥仪的机会”。能否把溥仪后来投靠、依附于日本归咎于北京政变，显然还有进一步研究论证的必要，但文章提出“当时中国的复辟祸根不仅表现在小朝廷的存在和仍居紫禁城中，更主要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旧思想还深存于人们的头脑中，这是复辟祸根的思想基础”，因此，“不能认为驱逐溥仪出宫就等于铲除了复辟的祸根”，这一观点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4、北洋军阀的覆灭时期

从1926年7月北伐开始至1928年12月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是北洋军阀集团的覆灭时期。关于北洋军阀覆亡的历史，一直没有一部专著予以全面、系统的阐述；间或有著作涉及这一段历史，亦多为叙述国民革命军之北伐而连带叙及北洋军阀的失败与灭亡。论文方面则有一些零散的成果，多少弥补了有关北洋军阀覆亡史研究几成空白的缺憾。韩信夫《二次北伐与东北易帜（上、下）》一文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作了简要而系统的叙述，从中可得北洋军阀覆亡的梗概。习五一《论一九二七年奉吴河南战争》一文通过对1927年春奉吴河南战争的具体研究，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认为这场战争虽然仍属军阀之间争权夺利的不义之战，但从全国战场上综合考察，仍有一定的历史作用，即它牵制了直鲁联军，使其不能全力以赴地支援孙传芳与北伐军在江浙战场的决战，减轻了当时北伐军主要战场上的军事压力，更重要的是它加速了北洋军阀的最后崩溃。而刘曼容《北伐时期的国民军北方战场》一文则把北伐战争分为南北两个战场，即从广州誓师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在东南沿海和长江流域进行作战的南方战场与冯玉祥国民军在西北地区和黄河流域进行作战的北方战场，并具体分析了国民军北方战场的发展进程及其在与南方战场呼应配合、推动北伐战争胜利进行方面的巨大作用，从而为研究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或北洋军阀迅速崩溃提供了更开阔、更合理的思路。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标志着北洋军阀集团的最后覆灭，学术界基本肯定“易帜”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认为此举结束了奉系军阀武装割据的局面，使中国由南京政府统一起来，这对中国历史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影响和进步作用。也有论者认为此举在维护祖国统一的前提下维护了东北集团的利益，增强了张学良的权力地位。